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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五章 第二节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 之 概述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4 0:56:27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五章 第二节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 之 概述

  当佛教在葱岭以西遭受挤压,在印度本土也愈显衰败的时节,经过南北朝急剧发展的隋唐佛教,却在亚洲东部大陆上,以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并名扬佛教世界。唐初来华的印僧那提,历游五天、师子和南海诸国,经多见广,在他的眼里,“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赡洲即赡部洲,亦译作阎浮提,作为地理概念,泛指当时已知的世界所有地区。中国佛教的兴旺发达,居世界第一,当是那提作了比较后的结论。唐中期著名的不空三藏制造释迦 如来悬记,谓“一乘典诰,兴在中华”,意思与那提的相同,都是指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两人也同样指出中国佛教的特点,乃是统一于“大乘”或“一乘”,与印度大小乘各派分立并存、斯里兰卡重在小乘,确有不同。

  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国家的统一和空前富强为社会背景。隋朝的统一为时短暂,唐朝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它的领域曾西到咸海,与波斯接壤;东至平壤城,同新罗交界,沿海岸线延伸到库页岛和外兴安岭以北;北越沙漠、贝加尔湖,抵达安加拉河流域;南至南海,与印支半岛上的林邑、真腊相望。领域的开拓,强化了与四周邻国的往来,密切了同域外诸民族的关系,为丰富和发展中华帝国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历法、医术、药学、种植,以及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中,都明显地含有外来的先进成果。除佛教外,其它一些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也在这个时期传进,或得以进一步传播。基督教的一支聂思脱里教(景教),经波斯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叶从大食传到沿海口岸。波斯的火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早在北魏时传进,至唐而大盛:波斯的摩尼教,在唐延载元年(694年)传入,不久就遍及黄河、长江两流域的许多地区,从新疆到内地,从长安到乡间,成为佛、道之外的两大宗教势力。这些宗教,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载体,其影响当然不会限于信仰的范围。

  隋的统一,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进入内地的各民族,已基本与汉族融合为一。一种以儒家为主体,辅之以佛、道的思想文化格局,大体已经稳定下来。儒释道三家纷争很多,有时波及全国,但三家在维护君主****国家方面,是绝对没有分歧的;佛道都积极地吸收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和戒条,也没有问题。但是,佛教凭借着自己多种精纫的哲学体系,在理论领域遥遥领先,几乎控制了所有思想领域,也深刻地渗透并改造着儒家的思维模式。佛教的多种崇拜,又使它向民间空前普及,大大地限制了其它外来宗教的活动领域。可以说,佛教融会儒家和道教学说,开始了完善化的过程,与其相应的一整套文化艺术形式一起,影响民俗,熏陶民族性格。

  佛教的适应力强,生命力也足。它在和平和富裕期,可以是锦上添花似的装饰,在战乱和贫困期,又能成为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慰藉。在这个历史时期,它经历了隋唐换代,安史之乱,唐武灭佛,黄巢起义,五代十国,可以说是备尝苦难,屡遭破坏,但这只是暂时的,使它改变了某些形态和活动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佛教持续兴盛的总趋势。周世宗第四次发动毁佛运动,就是佛教势力持续强大的反响。

  继南北朝佛教多种师说,特别是融会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道教的神仙长生思想,隋唐佛教建起了独具特点的诸大宗派,所谓三论、三阶、天台、法相、禅宗等,各自发展徒众,判教立宗,著书弘教,创造新的理论体系。

  从翻译史上看,隋唐五代300年的译经事业,远远落后于此前的300年。北宋赞宁说:“朝廷罢译事,自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至于周朝(951—960年)相望可一百五十岁许,此道寂然”。隋唐译事,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国家不许,民间极难进行,所以译事集中在宪宗以前。据《开元录》和《贞元录》统计,自隋天皇元年(581年)到唐贞元十六年(800年)的220年中,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出经籍传录491部。2622卷,相比南北朝约170年中,有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卷数上是增多了,但部类上却大大缩小。其卷数之所以增多,主要是编译的丛书量大,像《大般若经》有600卷,《大宝积经》有120卷;一些重译的经论,也加大了部头,如《大毗婆沙论》200卷,《华严经》80卷。

  隋唐译典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重译多,另一是密教多。隋代最大的译家是阇那崛多,共译39部,192卷,其中重译20部,占全部译籍的一半以上,明显的密教经籍15部。玄奘是唐代第一大译家,共译出76部,1347卷,占隋唐全部译经卷数的二分之一强,但也多数属于重译,除《大毗婆沙论》外,还有《大般若经》中的《大品》、《小品》、《文殊》、《金刚》、《实相》诸经,法相宗特别宗仰的经论如《解深密》、《俱舍》、《摄大乘》等,也都早有译本。经他译介的密教经典约12部。至于号称中国四大译家之一的不空,共译111部,143卷,几乎占隋唐全部译籍部类的四分之一,全都是密教的经典仪轨。这个简单的统计说明,隋唐之际至于开元以后,密教在中国的发展,引人特别瞩目,而其它宗派的形成,很少与新译的佛典有关。隋唐佛教的诸宗派,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群众基础,有经过数百年战乱考验并不断获得新质的传统文化作背景,具有运用和摄取外来资料创造诸种新体系的雄厚潜力。

  假托翻译,实是创作的所谓伪经伪论,是补充外来佛籍的不足,满足中华本土特殊需要的重要表现。南北朝后期出现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和《大乘起信论》,唐代出现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等,对隋唐佛教影响巨大,而在佛教目录学上时有疑惑。这些经论,实际上代表了隋唐佛教理论的发展方向,由此展开的以“真心”、“圆觉”、“灵知”为最高本体的佛教心学,以及特别强调向自己内心探求成佛之路的宗教实践,几乎为所有有社会影响的宗派所接受。法相宗分化为圆测和窥基两派也与此有关。韩愈对儒家思孟学派的重新发现和重新估价,李翱撰写《复性书》,开两宋儒学的先河,也是在这种佛家思想的围氛中发生的。

  由北朝地论师开端,经三论宗大师吉藏发扬起来的佛典章疏之风,隋唐达到高潮,仅据收入《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部分统计,现在还留存下来的隋唐章疏有160余部,1400余卷,实际数量要大大超过同期的新译佛典。章疏本来是用来注解佛教圣典的,只负责解释文义的通俗化任务,但事实上,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用来表达章疏者自身的思想。隋唐诸大宗派,除禅宗外,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组织和发挥本派学说的。与此相应,僧侣个人署名撰写的佛教论著也增多起来,粗略估计,约有90余种,260余卷。从玄赜、净觉(688—746)、神会(?—760年)开始,记录掸师开坛说法和禅师言行的一种新的佛籍体裁“传灯录”和“语录”大量出现,成为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佛教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形式。

  中国诸宗的祖师部出在隋唐两代,他们的章疏论著言行,逐渐被当成正式的佛教经典流传开来,更直接地影响着中国佛教此后的发展,影响着东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以隋唐宗派佛教为基调的汉传佛教,在亚洲东部开拓了新的领域,与其流向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宗教和新文化。

  隋唐佛教的另一个显赫成就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创立。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617—650年)开始强盛起来,以逻娑(拉萨)为首都,南服尼婆罗(尼泊尔),北和大唐,逐步向外扩展,到8世纪中下叶,势力西抵克什米尔以西(大小勃律),东至云南大理,经四川、甘肃境,至青海西宁,北取西域四镇(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一度占领唐都长安(763年),成为西御大食的主要力量。吐蕃活动疆域的扩大,促进了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大变化,唐王朝的影响尤大。文成公主(?—680年)下嫁松赞干布(641年),金城公主(?—739年)下嫁墀德祖赞(710年),以及流入吐蕃地区的内地民众和往来僧侣起了重要作用。

  同吐蕃发生交涉的四邻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盛行佛教的。松赞干布同尼泊尔和唐两个奉佛国家联姻,统治集团首先接受佛教影响是可能的。在吐蕃占领的国家和地区,佛教依然兴旺,如7世纪初的大勃律、扬同、婆播慈三国,均有寺有僧,敬信三宝。唐僧玄照去印度巡札,经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义净时有唐僧慧轮等20许人,从蜀川牫道进入中天竺,礼拜摩诃菩提,也是通过吐蕃辖区。从吐蕃经尼婆罗进入天竺是唐代僧徒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正是在这种周围关系中,形成中国佛教的另一巨大支派——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藏传佛教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独树一帜,不但成为此后西藏地方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东进内地,跨越黄河,抵达长江;西出喜马拉雅山;北逾沙漠,构成了佛教的另一个广大的流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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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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