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锋兮金刚焰 第三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6)

　　人类需求的重点，从物质转回精神，是时代大趋势。这为我们阐扬生命的终极价值，厘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进而理直气壮地替佛教正名，提供了良机。可以相信，随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科学的神话破灭，源自殖民地时期的盲目崇尚，以及曾经大行其道的机械世界观、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等现代迷信，都将重新受到审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土壤的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也就气数已尽了。

　　近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表面上物质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人在飞速运转的精密物质世界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自我价值。科学技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所作出的“贡献”，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如今，个人的嗔恨力毁掉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危险，也与日俱增。有人拜访爱因斯坦，请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作个预测，大科学家幽幽答言：我无法告诉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但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情景，那就是使用石块和木棒！人类理性铸成的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能否规规矩矩地接受理性主人的挥舞，不惹事生非，可真是越来越说不准了。

　　高速发展导致的资源急剧枯竭，也成了全球性危机。早在1972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一个十七人小组，就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当代西方增长癖文化进行批判。报告指出，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积有限，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用倍增的速度去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使物质和能源供应达到极限，给人类带来灾难。

　　美国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撰写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是继之出现的极有影响的一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的力作。该书把“熵”这个物理学概念广泛运用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对引发“高熵文化”恶性泛滥的牛顿－笛卡尔机械世界观进行了猛烈抨击，严厉驳斥了鼓吹不断高速增长的西方传统思想。作者借助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指出，科技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期欲中的美满生活，更多的却是垃圾、混乱和危机。

　　在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看来，世界是一部大机器，它呈现出我们在星球运动中所观察到的那种井然有序的规律。一切都只是运动中的物质，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精确度量，连人也只是机械世界中的物理现象而已。正是这种传统世界观直接导致物质享乐主义的恶性膨胀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美国人为了维持其生活水平，要耗费掉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西方式的发展得到普及，那么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不堪设想。

　　要避免这些问题，尤其是要弄明白人类生存的合理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一场世界观的深刻反省势在必行。该书就此讲道：

　　“我们现代的世界观大约是400年以前形成的，尽管此后得到了极大的提炼与修正，但许多方面仍保持了它的雏形。我们生活在十七世纪牛顿机械论世界模式的影响之下。”

　　“这是一个机器的，而不是人的世界观。机械论模式的建筑师们把万物的质从它们的量中分离出来并排除在考虑之外，从而使他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从一个纯物质世界到一个物质至上的世界，仅一步之遥。……人们把历史看成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它把社会从杂乱无章的状态带到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所阐述的井然有条、准确可靠的状态。

　　有两个人立刻开始寻找这些普遍规律与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约翰•洛克把政府和社会的活动同世界机器模式联系了起来。亚当•斯密则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同样的努力。

　　……男男女女就这样遭受到了培根、笛卡尔和牛顿让自然遭受的同样命运，沦为在冰冷的机械的宇宙中与其它支离破碎的物质发生关系的纯物理现象。……如果从今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洛克的观点，那么我们难免会惴惴不安，因为洛克不给地球上每条河流安上水坝，不让每个自然之谜一览无余，不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他是不会罢休的。洛克的唯生产力论和唯物论观点如此刻板……亚当•斯密与洛克如出一辙，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私益。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社会就不应该妨碍他们追求物质利益，谴责他们的自私自利。……任何把道德强加于经济之上的企图都妨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苦思冥想：哪一条科学定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定律。最后他下的结论是：

　　‘一种理论前提越为简练，涉及的内容越为纷杂，适用的领域越为广泛，那这种理论就越为伟大。经典热力学就是因此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有内容广泛而又普遍的热力学理论才能通过其基本概念的运用而永远站稳脚跟。’”

　　“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熵的定律也摧毁了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这一观念。实际上，它具有说服力地超越现代（牛顿式）的世界观。这个势头与当时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中世纪罗马基督教世界观时的那种劲头极其相似。”

　　“一个普通男子能产生大约十分之一马力的力量。牛顿模式的信徒们会说：把这个数字与现代技术赋予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成千上万的马力比一下，那么谁还会怀疑历史就是进步，现代人的生活要比古人好得多呢？这样的思维方法有这么一个前提，即能量流通越大，社会效率就越高，文明进步就越快，世界就越有秩序。

　　现在是彻底清除这种无稽之谈的时候了。诚然，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加快了能量提取和流通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忘记能量是既不能被产生又不能被消灭的，而是只能从有效状态被转化为无效状态。因此，每一个由加快能量流通的新技术所体现的所谓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

　　“‘原来皇帝没穿衣服！’人们发现技术的真相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一旦我们揭开了笼罩在技术之上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发现技术所起的只是一种转化作用。任何人类天才创造出的技术只不过是自然界所蕴藏的能量的转化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能量流过社会和生命系统，满足了处于非平衡状态的生命（及其附属品）须臾间的需要。在能量流通的尽头，能量被最终耗尽，进入了无效状态。

　　……我们还认为技术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秩序。事实又是恰恰相反。熵定律告诉我们，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通，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

　　……这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越把世界技术化，世界反而越是要出毛病。……技术社会危机指数的增长，是一张通向生命和地球俱告毁灭的单程车票。”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控制论和现代信息论以来，科学家们认识到，收集信息和储存知识都要花费能量，因此，就得为熵付出代价。……

　　这两个传说都认为，知识的取代破坏了世界的原始美。当潘多拉打开宝匣盖子时，也打开了生活的秘密；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则标志着一个漫长、痛苦历程的开端。积累、利用更多的知识使世界陷于更加混乱、瓦解的状态。

　　……比如，我们常听说人体器官对情境的反应比理性化决策更为可靠。或者说，有时，在特定情况下，相信智力不如相信本能。如果问这是为什么，一般解释是人的直觉或本能与现实发展更加协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同第二定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所述，思想过程中步骤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抽象、集中，能量的耗费和混乱程度就越加严重。人类思想发展史是人类思想越来越偏离生活中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事，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熵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剩下的能量以耗费掉的能量或垃圾形式聚集起来。这种耗费掉的能量越集越多，确实是一种社会污染，各种精神错乱症状也增加了，正如有形垃圾损害了人体健康那样。

　　美国的精神病剧增和信息革命是并行不悖的。……美国的精神病防治人员比警察还多。”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占有的东西变成占有了我们。我们成了附属品。”

　　“日益恶化的能源危机也有可能驱使美国武装干涉中东，引起一场全面核对抗和星球毁灭。……难道我们真会因舍不得他国的廉价能源而甘愿发动侵略，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地用核武器毁掉我们的星球？”（本书问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者注）

　　“就在人类竭力继续增加能量流通的时候，世界总的能源环境却在日益涸竭，浪费和混乱越来越严重。人类要生存，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对地球的掠夺，转而适应自然秩序。”

　　“‘很奇怪，就在普通人开始完全相信科学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专家们却丧失了信念。我年轻的时候，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毫不怀疑物理学原理真实地反映物体运动，是由物理学家的等式中的各种实体所组成。’

　　这些话出自罗素之口。……近300年来，物理学定理被套上了决定论的钢盔铁甲，而海森堡却有意无意地彻底推翻了决定论。在科学上，只要有一个不妥协的例外，就足以使一条定律无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击中了牛顿科学和建立其上的牛顿世界观的要害。

　　……科学家们现在承认，某类特定的初始条件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状态。他们把早期的决定论定律与新型非决定论定律区别开来。根据后一个定律，每类初始条件的每个可能结果都被定以几率，这就是最佳测量。……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概括了他的同事们在该项研究中遇到的挫折：‘我们寻求坚实的基础，但一无所获。我们研究越深，宇宙就越活跃，一切都在四处奔散，剧烈振动。’”

　　“普利高津和他的同事们说，人们过去从经典物理学得到的那种安全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人们不可能像笛卡尔、培根、牛顿想像的那样去了解自然。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发现自然的奥秘，并将其作为‘不变真理’而控制、改变自然世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首先，正如科学家尼尔斯•波尔所言，在自然秩序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不管我们作任何努力，我们终究不能脱离周围世界；其二，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宇宙，那种经典物理学决定论的‘不变真理’观念已不能成立。普利高津说：‘和那种把世界当作一部自动机的传统观点相反，我们又重新拾起了把世界当作一件艺术品的希腊模式。’”

　　“这种把世界看成是不断衰亡、周而复始的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社会结构的观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概念。说到底，增长并不意味着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价值或秩序，而是适得其反。……古希腊人把更大的变化与增长同更大的衰亡与混乱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理想就是把一个‘变化’尽量少一些的世界传给后代。”（原来藏族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观念，早就有知音。今后如果还有人想用“经济落后”、“发展停滞”这些言辞来鄙夷藏地，就应当好生读读这本书。——引者注）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熵定律只涉及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万物都是有限的，一切生命新陈代谢，最终归于死亡。熵定律虽然统治着时空的横向世界，但在纵向的超然精神世界里，它就销声匿迹了。精神世界并不受熵定律的专制统治。精神世界是一个非物质范畴，它无际无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在无边无际的整体中展开。熵定律制约着物质的时空世界，却反过来又受着孕育着这一定律的原始精神力量的制约。”（把这话和亚瑟•爱丁顿爵士所说的“熵是时光之箭”联系起来，可以为理解伟大的智慧生命如何超越时空等“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提供一种积极的思路。——引者注）

　　“1977年，舒马赫在美国讲学时指出：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将来仍然是重兴形而上学理论。这项崇高的工作将使我们澄清对下面问题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人是什么？他从何处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今天，在我们‘早九晚五’的生活里，这些问题早已被人冷落，而且，由于它们不符合牛顿世界观为世界作的巧妙、统一的解释，而被视作是‘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事情。然而，往日的大问题注定要在向我们招手的将来的低熵世界里卷土重来。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导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物欲，而是达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统一体合而为一的解脱的体验。人生的目的是寻找‘解放我们的真理’，认识我们的本质，与把生活的一切生灵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原则取得一致；还有，了解上帝。梵语的表达更为简练：Tat Tvam asi（那就是你）。在生存中理解这个道理，以这种超俗的实在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因信奉传统智慧而产生的人类发展。”

　　“所有传统的智慧大师无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内在价值观念。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的先知们和印度大圣们都为这种朴素的、自甘清贫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对全社会的教导表达了类似的价值观念。”

　　“过去15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东方宗教实验活动。今天，50万以上的美国人是佛教的信徒；有400至500万人在练习冥想、瑜伽等发源于东方宗教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同时，美国也在经历一场宏伟的福音派新教的复苏……东方宗教的信徒们，特别是佛教徒们，早就懂得把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冥想练习是为着减慢能量耗费。一个人将维持人体生存所需的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后，他便到达了涅槃或真理的境界。东方宗教早就宣称，不必要的个人能量耗费只会增加世界的混乱。根据东方教条，只有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这只有同自然的其他部分建立起统一的关系才能做到。（爱因斯坦：“个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都有限的一部分。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当成与宇宙其他部分无关的独立经验——这是对自己的心识的一种光学错觉。”“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引者注）”

　　……

　　不仅仅是降低技术含量和能量流通，该书显然还把生命的感悟放到了重要位置。这是进行彻底反省必然引发的结论。

　　表达类似思想倾向的言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并不少见。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过多引述。不过，上述文字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代西方新兴思潮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传统的机械世界观和科技迷信的批判，二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东方传统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推崇。虽然这方面的观点还不尽完善，但却不容置疑地传达出一个信息：西洋文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看看基督教人士对时代冲击的态度，对于我们肯定宗教的价值，特别是增强对佛教的信心，也很有帮助。

　　从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就麻烦不断。因于自身固有缺陷及离斗争漩涡更近，所以它遭受的冲击更大。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人士仍然没有轻易屈服，而是十分顽强地展开了抗争。到目前，已经涌现出新正统神学、新托马斯主义、现实主义神学、历史神学、普世神学、文化神学、改革派认识论等许多观点和流派。

　　“信仰与理性”是贯穿于宗教哲学史上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宗教人士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许多基督教人士进行了深入论述。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2）讲道：“形而上学与宗教领域的真理在于，只有当我们有了关于实在的不可言说之感觉，并早已用于支持某个结论，有关同一结论的可言说之理由对我们才是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到这时我们的直觉与理性才合作，才会形成一些伟大的世界性体系，像佛教体系和天主教哲学体系。我们出于冲动的信念在这里永远是揭示真理之原初质地的东西，而我们可用词语明确表达的哲学，只不过是将信仰翻译成了显赫的公式。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只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普世神学的巨擘汉斯•昆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思想家们曾一再宣告“宗教的终结”，并期待着用科学取代宗教。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种设想或推测，不仅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其方法论基础是对科学或理性的盲目信赖。他通过对“辩证神学”和“自然神学”的反省，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反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汉斯认为，康德哲学留下的启发在于：拒绝让纯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进入人的现实存在范围，这就在信仰证实问题上超越了“纯理性”，消除了强制性的论证形式，同时又保留了信仰的内容。但先验地假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冷酷无情的道德法则或绝对命令，又显得不无牵强，因为证实信仰问题的出发点，实际应该是“作为整体的人”。他强调，信仰之选择是由一些根本问题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如何理解现实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现实之终极根据、依凭和目标等等。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当然可以采取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不准备“承认上帝”及其信仰的实际结果，那他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上帝的合理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完全面对现实，大胆献身于终极之根据、依凭和目标，现实才会以其最终的深刻性展示出来；这时尽管还会存在种种不确定性或怀疑，可信仰者却能从根本上达到并保持一种确定性或信赖，即体验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证实。通过“外在的理性”不可能先在理性上强行证实上帝的存在，而与之相对的“固有的理性”是指，能证实信仰的那种理性本来就和“信赖上帝的大胆行为”不可分，即属于一种“实践的认识”。在《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1986年）——该书显然针对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1957）——中，汉斯•昆讲道：“除了这位上帝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起先的也是末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所祈求的安拉。这种事实对于大卫营协议及最近谋求中东和平的努力，都不是无关重要的。再者，这个实体更是印度教徒在梵天，佛教徒在涅槃，中国人在天或道中所寻求的。”

　　保罗•蒂利希（1886—1965）在《文化神学》中道出如下名言：“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他认为，所谓的科学旨在说明宇宙的结构与联系，所用方法是试验的与计量的。就一个科学的陈述而言，其真理性在于对实在的结构法则加以准确描述，而且这种描述要经得起实验的反复证实。所以说，凡科学真理均是有待深化、有待改变的，因为人对实在的把握与表述是无止境的。上述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学对宗教的发言权。蒂利希特别强调，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不属于同一“意域”：“科学并无权力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信仰之动力》）

　　耶稣复活等神奇的宗教故事，自然也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质疑。蒂利希则通过对历史真理与宗教真理的论述，进行了深入辨析。

　　执20世纪新正统神学之牛耳卡尔•巴特认为，宗教必须与世界对话，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但过于开放，以致把迎合当今社会及其观念作为首要关切，那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了。若把神学比作是一幢有门窗的建筑，上述失误的后果首先在于：从统统打开的门窗涌入了太多的思想刺激，致使建筑物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或热心来做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无怪乎自由派神学家（19世纪神学主流）为什么在理解基督教真理上没有建树。其次，由于外来风气大受欢迎，可自由刮进来，神学建筑里本应敞开的一扇扇门却被猛地关上了。因而在自由派神学那里，关系到如何理解基督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么被分解和简化，要么被置之不理、丢在脑后。最后，一系列错误突如其来，而且是神学在家门里的过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过失不仅早已得到认可，而且还享有生存权甚至权威性。这就使神学对其基本关切的自明性丧失了信心。巴特感叹道：“（对自由派神学家来说，）值得尊重的教义学才会是可靠的护教论，这一点并没有记在他们的脑子里。假如他们自己没有把19世纪的人看得太认真，那个时代的人倒有可能把神学家看得更认真。就连这种神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一直没能克服上述局限，尽管他们可称为面对世界的典范。这是19世纪神学的关键问题所在。”（《19世纪的福音神学》）

　　“如果想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可实际上这种尝试会不会抽掉了其真正的基础呢？19世纪神学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此，有人就奇怪了，是否那些最能代表19世纪神学的发言人并非一流的哲学家，而只不过是二流的神学家。这或许能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明他们传教工作的失误。首先按‘异教徒’的观点，以使他们认同基督教事业，难道这种为基督教赢得‘异教徒’的方式可行吗？这种做法能打动‘异教徒’吗？难道要像毒蛇一样精明，非得先像斑鸠那样愚蠢吗？”（同上）

　　自由派神学的方法论原则就特征而言是人本主义的；而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流行思想。巴特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导致了整个19世纪宗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他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是宗教，当然就应该是“神本主义”的，唯其如此，才可给人类带来希望，并由此体现自身价值。所以在巴特眼中，“理性”并非单纯作为人的一种认知能力而被排斥、而与信仰无涉，更值得深思的一面在于：“理性”是作为一种隶属于庸俗的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论的方法论倾向来加以否定的。

　　观察基督教人士的护教言行，并非完全认同其观点，更不意味着接受其信仰。看看我们佛教的胜妙了义，再看看深陷科学和理性重围的西方宗教的不妥协态度，我们很容易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

　　上述观点和言论，对于反思明治朝以来中、日佛教界的问题，认清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的本质和危害，有很大借鉴意义。从中我们进一步确信，貌似亲切温馨的打着解放人性旗号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实际恰是以扼杀人性的终极升华和究竟解脱为代价。在一切都向平庸现实看齐、一切都以人的现实欲望为转移的大气候下，永恒和终极的意义早已黯然失色。欢呼庸俗欲望得到全面满足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这背后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受到了冷落和亵渎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本主义是一帖沉溺私欲烦恼的麻醉剂，是一块遮断永恒高尚的蒙眼布，并不过分。事实也证明，人本主义、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近代科学的崛起，以及物质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观念、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是并行不悖的。

　　放眼欧洲历史，人本主义对于打破中世纪的封建桎梏，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的确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毕竟不全都是中世纪式的。既如此，带有强烈时代针对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又怎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呢？世间事物，大抵需一分为二看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很难说，现代人的自我中心和道德沦丧，是和后二者全然无关的。

　　对一个烦恼重重的凡夫人而言，如果他头上还存在更高的价值标准（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等），其私欲烦恼大致尚能受到一定制约，不致完全失控。一旦这些传统道德约束力一一撤去，现实利益和个人自由成了名正言顺的终极目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再没什么值得仰视和顾虑，既然自己现有根、识、经验就是最高标准，既然除了具体现实利益再无所求，那人还有什么不敢去想，什么不敢去做呢？说好听点，人本主义解放的是人类思想和行动自由，说得更真切些，它所解放的正是凡夫无明妄心和我执烦恼！一个丢掉道德信仰的人，真正是世间最可怕的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腐化、堕落至斯，根本原因端在于此。

　　如果把近现代的科技发展、商业竞争、军事谋略等最能体现理性风采的行为，与其背后的利益驱动结合起来，我们将十分清晰地看见人本主义所引发的两大特征——理性思辨和现实欲望——是如何密切结合起来的。作为人类引以为豪的一种特殊能力，理性思辨自然受到人本主义者强调，但它毕竟敌不过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我执烦恼，尤其在这些烦恼被大量合法化的情况下，理性更是常常沦为现实欲望的附庸。为何理性总驱散不了邪恶，为何随科技发展，人类社会的危机感、不信任感却越来越强烈，若对长期盛行的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反省，或能找到症结所在。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并非中世纪式的外来束缚，而是无始以来就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无明烦恼。与这些内在的敌人进行搏斗，比起和任何外在势力相抗争，都重要得多。而近现代西洋文明，恰恰找错主攻方向，不但轻易放过了这些最具破坏性的险恶敌人，反对其纵容迁就、顶礼膜拜，故此已将人类引入歧途。把现实中的人的利益和能力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实际等于很隐秘地抹除了人类的心智状态和精神修养求取质变升华的可能。所以究实而论，在迎合资产阶级利益追求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等庸俗思想左右下，人类所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绝对迷信凡夫有限根、识能力和竭力追逐现实利益，这两大特征强烈提示人们，人本主义和顺世外道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众所周知，即便在外道中，顺世外道也历来是被视为最极低劣的学说而受到鄙夷。但恰恰就是这种卑劣的与顺世外道同流的人本主义思想，从文艺复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乃至全球，尤其受到印顺等佛教学术研究者狂热推崇。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说明末世浊恶的例子吗？

　　法称论师在《释量论成量品第二》中，通过十分严密的推理，成立了佛陀是真正的量士夫、佛所宣说的四谛法是周遍真理。而人本主义、顺世外道对凡夫无始染污业习引生的有漏迷乱根识的绝对迷信，有何根据呢？毫无疑问，除了“想当然”，还是“想当然”。但奇怪的是，就是这种极端庸俗、卑劣的思想，在科学、理性、文明等花环装饰下，竟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样，人类社会几百年来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就很让人纳闷了！

　　宗教的价值和尊严，必须体现在对平凡世间的超越上。尽管当前人类精神修养出现大幅滑坡，但我们并不相信，光是物理方程式、数字化生活、GDP快速增长就能满足人类全部需要。被动地向世间暂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看齐，实际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只有高瞻远瞩地抢占战略制高点，表现出主动引领人类精神需求方向的磅礴气概，才能让世人认识到宗教的固有价值，为宗教赢得尊敬和荣誉。一个宗教，如果与世俗潮流沆瀣一气，无原则地随顺现实社会和凡夫习气，此即是其灭亡的前兆！正因为对这个根本点缺乏认识，19世纪欧洲自由派神学家才受到后人激烈批评；在东方，中国的印顺等人则紧随日本佛教学术研究者趾高气扬地犯着同样性质的错误。如果自由派神学家和人本主义思想需要对“整个19世纪基督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负责，那么毫无疑问，印顺的“人间佛教”及其人本思想同样需对中国佛教的实质性衰落负极大责任！

　　由于不存在割裂性偶像崇拜，人本、神本之争，在佛教中其实并不要紧。只要秉持大乘传统教义（尤其光明如来藏思想），广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了义正见，我们并不会面临和基督教一样的困难。但是，在一套极端庸俗狭隘的思想指导下，印顺等人却偏偏以抛弃和矮化佛教传统精神为代价，无有原则地迎合世俗潮流，从而使广大佛子遭受严重误导，如来圣教蒙受巨大屈辱和损失！这一悲剧，难道还要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