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给明珠仁波切：根道果——禅修的方法与次第 来自西方的亮光

　　一把火炬就能驱散千劫累积的黑暗。

　　——帝洛巴，《恒河大手印》

　　第一次闭关结束后那几年，由于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去注意神经科学及认识研究相关领域的新发展，或充分了解已进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学新发现。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98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讲学，但他无法前去，于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这是我第一次远到西方访问，那年我23岁。不过，搭机前往纽约时，我万万没有料到，此行所遇见的人将会对我未来多年的思考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们慷慨拨出时间，还提供给我堆积如山的书籍、论文、DVD和录像带，为我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及神经科学、认识与行为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我非常兴奋，因为关于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学研究已经如此丰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这样没有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人也都能够理解。而且，由于我当时的英文程度并不好，所以对于那些付出许多时间，用我能理解的字眼来解释这些知识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说，藏文中并没有“细胞(cell)”、“神经元(neuron)(神经细胞。)”或“脱氧核糖核酸(DNA)”这类名词，他们翻来覆去地用尽所有可能的字眼帮助我理解这些观念，很像一场复杂的语言大混战，所以经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场。

　　当我忙于进出闭关学习之际，我的朋友法兰西斯寇·斐瑞拉一直都在安排现代科学家与佛教僧人、学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系列的“心与生命学会”研讨会。在研讨会中，现代科学及佛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们聚在一起，交换对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见解。我很幸运能够参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所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在印度举行的那次研讨会中，我学到很多关于心的生物机制的知识。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时，我才开始考虑要如何将自己修学多年的心得，介绍给那些对佛法修持或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的重点是，佛教探讨“经验”的内审方法和现代科学客观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事实上，随着麻省理工学院这场研讨会的进行，问题开始浮现了：将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把受过如何详细描述个人主观经验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能测量脑部活动细微变化的机器所提供的客观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可能学到什么?佛法修持的内审方法能够提供西方科技研究无法提供的信息吗?临床研究的客观观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么呢?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的佛教界人士与西方科学成员一致认同，寻求合作的方式不仅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利益，而且这种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类生命品质的一大契机。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怀贺学院院长艾瑞克·蓝德博士(Eric S.Lander，Ph.D)在闭幕演说中指出，佛法修持强调如何让心达到更高层次的觉性，现代科学却只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精神病患恢复到正常状态。

　　“为什么停留在那里?”他问听众，“为什么我们只满足于没有精神病?为何不去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

　　蓝德博士的问题让我认真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方式，让人们有机会将佛法和现代科学合作所得到的启示，运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难题上。就如同闭关第一年我由困顿中领悟到：单靠理论上的了解，并不足以克服制造日常生活各种伤痛和烦恼的心理与生理习性，只有透过修持，将理论付诸实行才能真正转化。

　　我深深感谢我的佛法老师们，他们在我早年修学期间教导我如此深奥的哲学见解和实际运用方法。我也同样感谢那些慷慨付出时间、精力的科学家们，因为他们将对西方人来说唾手可得的科学知识，以我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我学习；我也非常感激他们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证实佛法修持的效果。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独特时代，西方科学家与佛教科学家通力合作，为全人类提供达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位读者都能认识运用这种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实际利益，进而将自己的潜能完全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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