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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宗文集:鉴真哲学思想探源(田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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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宗文集:鉴真哲学思想探源(田光烈)

   鉴真哲学思想探源

  田光烈

  闽南佛学

  鉴真(688——763)大师是八世纪中我国东渡弘法的一位伟大佛教徒,一位忠于他自己的信仰的伟大实践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谊的传播者。

  鉴真于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出生于扬州江阳县(现邗江县)俗姓淳于,十四岁出家,跟智满禅师当沙弥(童僧),十八岁从光州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由扬州经洛阳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从荆州玉泉寺弘景(634—712)[《宋高僧传》作恒景,系辟宋太祖赵匡胤父亲弘毁的讳而改。)]律师受具足戒。弘景和道岸都是南山律宗的开宗祖师道宣大师(596—667)的弟子文纲(636—727)律师的高足。此外他还从融济律师学过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业疏》和《轻重仪》。先后又随长安禅定寺义威律师和观音寺大亮律师听讲法硒的《四分律疏》,大亮是满意的弟子,是相部宗开宗祖师法励的再传弟子,所以鉴真在律学方面,虽以道宣的南山宗为主,而又兼通相部。

  鉴真从受具足戒的弘景大师,是天台宗开宗祖师智凱(538—597)的再传弟子,是章安大师灌顶的高足,鉴真的师父中,有德隆望尊的律学大师,有学识渊博、精通教理的天台宗学者。所以鉴真大师在整个佛教中,不但精通行教,而又精通化教(三藏中《经》、《论》属化教,《律》属行教)开元二十一年(733),他四十六岁,从长安回到扬州时,已是一个造诣很高的佛学大师了。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化革新是日本社会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标志。化革新以前,日本派到中国的遗隋使共四次,每次都带来一批留学生和学问僧,但规模不大。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皇朝特别需要学习中国的政治、法律、教育、文艺、宗教等文化,因此入唐以后,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纷至沓来,人数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至少二、三百人,多的达五、六百人以上。中日文化的交流、频繁已极。

  在大化革新时期,佛教传入日本,已有百年之久,朝野上下信仰佛教的人相当普遍,日本皇室,也日益重视佛教,一面提倡,一面扶植并进行控制。由于社会制度处在转变时期,许多人都遁入空门,纷纷出家,以致僧尼成份复杂,戒行不肃,纲纪废驰。政府三令五申,收效不大,不得不求助于佛教之教理教规的力量进行约束。日本皇室因接受元兴寺僧隆尊的建议,确立受戒制度,以便整肃。惟因日本传戒无人,故决定派人到中国延请律学大师,赴日设坛传戒,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四年(732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派出的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四人,就是负荷着这一使命来中国的学问僧。

  荣睿、普照入唐以后,先在洛阳随定宾律师学律,受具足戒,后来又到长安学律。荏苒十年,他们物色律学高僧赴日传戒的目的,还未达到,遂连  到扬州敦请当代誉满江淮的律学权威鉴真大师亲赴日本,或推荐精通律学的大德东游兴化。荣睿、普照二人那种真挚恳切之忱,感动了鉴真,鉴真便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怕沧海淼慢,性命难保,咸默无对。他便毅然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42页)!这是何等地坚定,何等地气魄!话虽简单,如果没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实践的坚定信念;不能道其只字。由于鉴真献身精神的感召,在场僧众二十余人都愿随鉴真东渡。

  这是天宝元年(742)的事,当年冬天鉴真便开始进行造船及其他准备工作,第二年春出发之前,因如海等不得去,他便向淮海采访厅诬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盗勾结,船被没收,荣睿不普照依例遣送回国。如海坐诬告罪,鉴真第一次东渡失败。荣睿和普照再次请求鉴真,并积极准备,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乘务员十八人,准备大量的经、像、法器、药品、粮食等,共一百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船到狼沟浦被大风浪击破了,这是第二次的失败。鉴真和随行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修好了船再走,天宝三年(744)春到桑石山,船又被风浪打破了,幸得当地州官救济,安置在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暂住,这是第三次失败。不久鉴真又派法进等三人到福州买船准备食用物品,想从温州到福州乘船去日本。这时扬州弟子灵祜等,恐大师东征,死生莫测,乃告官府,令其留住,鉴真遂在严密防护之下送回扬州本寺。这是鉴真东渡第四次失败。天宝七年(748)春,鉴真年已六十,仍然决意东征,重作造船等各种准备,这时荣睿、普照又从同安郡来到扬州,发心随行的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如高、德清、道祖、日悟、思托等共三十余人,六月下旬又从扬州出发,展转经常州,越州、海南岛的振州(崖县),万安州、雷州、广西桂州、广州至端州龙兴寺,日僧荣睿因病圆寂,鉴真也因跋涉艰苦,眼病突发,遂至失明,祥彦又死于船上,后到江宁(南京)弟子迎至栖霞寺,重返扬州;这是第五次东征失败。最后一次是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已六十六岁,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磨,吉备真备等到扬州拜访鉴真,再请他东渡传戒,他毅然依允。是年十一月十五日乘日本船由扬州出发,同行的有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人,还有尼智道、优婆塞潘仙童等共廿四人。除法物经像而外,带去的还有晋代大书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人的草书真迹。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东渡成功。第二年开坛传戒,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依次登坛受菩萨戒,灵祜、贤璟、忍基等八十令人都舍旧戒重受新戒,开了日本佛教史上传戒的新纪元。继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之后,鉴真大师也写下了一首惊心动魄、波澜壮阔东镀传戒的伟大史诗。

  鉴真大师于公元754年(唐玄奘天宝十三年)抵达日平京城(即奈良),于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逝世于唐招提寺,前后十年间,他传戒讲律,使日本律宗得以建立,成为日本律宗的第一代开山祖师。同时他还在唐招提寺讲授天台三大部,(天台智者大师之《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曾受学于他的弟子法进。最澄把鉴真和道睿推崇为弘扬天台教义的二圣。他还为日本校勘和雕印经典。鉴真及其弟子们的文学活动,对日本的诗歌和传记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他们用汉语讲学,这对日本僧侣学习汉语、普及汉语知识以及汉文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鉴真及其弟子们的宗教活动中,对天平朝的建筑、雕塑、书法、绘画等辉煌灿烂的艺术,都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日本文化史学者,至称鉴真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一九六三年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也在日僧荣睿示寂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地方建塔纪念他。著名学者、文学家郭沫若题了一首七绝颂扬鉴真: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一九八O年,鉴真像迎回祖国,在北京和扬州都受到中国佛教界和人民的瞻礼。当年元月鉴真的干漆夹绽坐像还没启程之前,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就先写了一首《欢迎鉴真大师探亲》的七言古诗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他。

  一代高僧幼便奇,鉴真十四即从师。

  家学渊源四分律,生涯勤护水田衣。

  两京寺院擅宏丽,楼台巧构有成规。

  建筑神奇细端详,利人又复学岐黄。

  广陵自古繁华地,师择此邦建道场。

  善男信女万千辈,来自东西南北方。

  顶礼焚香莲座下,悲田喜舍见慈祥。

  遗唐使者频来往,云是扶桑日出乡。

  象教自西而跨海,中华古国是桥梁。

  鉴真投袂欣然起,携带门徒赴海市。

  茫茫烟水罡风高,心向之邦何处是?

  诚开金石动天神,海若前驱报大喜。

  此时和尚已丧明,赖有广长舌代睹。

  奈良京洛隔海洋,风送梵音与法鼓。

  今日鉴真来探亲,扬州面貌已全新。

  欢迎现代遣唐使,友谊花开四月春。

  两位文学家的诗都高度地概括了鉴真一生的伟大实践和光辉业绩。

  鉴真的一生是个伟大实践的一生,他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促使他创造业绩的思想,“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尸这·种舍己为人的佛家哲学,它的动力,则是“诣人不去,我即去耳”!这种坚定不移的戒律意志。佛教除了宗教信仰而外,还有一套完整的光辉的哲学体系,一位伟大的佛教徒,必然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方面。另外鉴真不但是伟大的佛教徒,和僧一行之精通天文学,数学一样,他还是一个兼通医学和药物学建筑学的科学家。作为医学家的鉴真,在著作方面,传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临症方面,还亲自医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作为医物学家的鉴真,他精通并在日本传授了药物的鉴别和炮制方法。所以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始祖,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还贴着鉴真的肖像。

  作为建筑科学家的鉴真,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在鉴真指导之下设计建造的。唐招提寺的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曲范,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中国佛教》二、206页)我们知道,科学必然和哲学发生关系而受其影。向。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必定是“以往的哲学”的继承者。鉴真虽不纯粹是个自然科学家,但他既精通科学的某些部门,就离不开理论思维形式,而这种理论思维形式,又必然是由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所规定的。

  鉴真既是一位伟大的佛教徒,又是精通医药学和建筑学,必有其哲学思想,这是肯定的。鉴真除了他的光辉业绩而外,没有任何著作遗留给我们,但这无损于鉴真是个哲人的光荣称号。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也没有任何著作传世,而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78页)中,承认泰勒斯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第一个自然哲学家,还强调“从泰勒斯起我们才正式开始哲学史”。鉴真是一个“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唐大和尚东征传》第80页)的律学大师,是一个具有“三学”、“五乘”之奥理的哲人。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伟大实践提供宇宙观基础的。他的一身的伟大实践和光辉的业绩本身,就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为了从理论上印证他的伟大实践,他虽然没有自己的著作供我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师承关系中,追溯他的哲学思想根源。

  唐代律宗以《四分律》为主,分为三派:即道宣之南山宗,法硒之相部宗,怀素之东塔宗。三派中以道宣之南山宗为唐代律宗之主流,鉴真前后在扬州等地讲《四分律》及《疏》四十遍,讲《四分律行事钞》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十遍,讲《四分律羯磨疏》十遍,(同上),这些都是道宣的作品。在律学方面,鉴真虽兼学相部,而所主实为南山。他终生不但学习南山,而且宣传南山。所以道宣的哲学思想,对鉴真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说鉴真的哲学思想就是道宣的哲学思想,也不为过。

  道宣德高望重,学识宏富,他是唐初的一个佛学权威,又是继僧祜之后著名的佛教史传作者。在律学方面,他宗《四分律》,认为它“开万行之通衢,引三乘之正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他著了好几种阐述《四分律》的书,建立了思想体系,遂开南山一宗,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律学思想中,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戒为无上菩提之本——止恶防非为戒,调伏身心名律,故名戒律。《经》、《论》、《律》三藏中之《律》藏,旧译毗尼,新译毗奈耶,有种种异名:一日毗尼、二曰木叉、三曰尸罗、四曰律,统称戒律。道宣说:

  “大教膺期,总归为显一理。但由众生著欲,欲本所谓我心,故能随其所怀,开示止心之法。然则心为生欲之本,灭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于明慧,慧起假于定发,发定之中,非戒不弘,是故特须尊重于戒。故经石:“戒为无上菩提之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序》)。

  他认为释迦一代教法,不外乎显示真理。真理即真如,真如就法而言是法性(一切事物的本质),就心而言是心性(心空理所显真如)。“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个染污心性的客尘,就是道宣所谓“欲”。“欲”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所谓“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就是计较利害、得失、苦乐,从而趋利避害,趋得避失,趋乐避苦的意识作用。这种意识当然不外乎是一种心理作用,所以说“心为生欲之本”。心为什么又有净又有染泥?佛家认为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心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它所具有的内因和各种外缘所引起的,所以叫“依他起”。这个“他”就是指的内因和各种外缘。(即唯识所讲的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等四缘),本净的心法和染污的客尘,都在一个心上,前者叫净分依他,后者叫染分依他。心性和客尘,净和染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二者互为消长,染分消则净分长,净分消则染分长。染分消尽,净分圆满,就达到理盛欲灭的境界;反之,净分消尽,染分充斥,就堕落到人欲横行,天理泯灭地步。持戒的目的,就是要灭欲显理。道宣说:“灭欲必止心元”。所谓“止心元”,并不是叫心停止不动,而是遏制心的“染分依他”(染心)而显现其“净分依他”(净心),即所谓“舍染趣净”,“舍染起净”要以对染净事物有识别的能力为先决条件。道宣说:“止心由于明慧”。“慧”也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所谓慧是“于所观境,简择为性,断疑为业”。所以慧就是识别染净事物的能力。智慧从各方面得到充分发辉,就会变成生产力,直接造福于人类社会,如鉴真所创的业绩一样。佛家所谓“慧”不是随便就有的,道宣说:“慧起假于定发”。“定”也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说“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这就是说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不乱就是定。“定”能产生那种识别染净事物的能力,即所谓智慧。智慧达到最高境界,叫无上菩提。“定”也不是随便能发生的,道宣说:“发定之功,非戒不弘”。要“定”能发生,又要以止恶防非,身心调伏为先决条件,所以在戒、定、慧三学中,道宣特别尊重戒学。由戒而发定,由定而生慧,慧到了充实、光大、圆满之后,便证无上菩提,而达到学佛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戒不但是入德之门,且为无上菩提之本。《瑜仂口师地论》(卷四十)谈菩萨戒时,即强调“受律仪戒后,所有一切为大菩提由身语意积集诸善,总说名为摄善法戒。”所以戒为菩提之本,这种思想是从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学中来的。

  第二,戒体为心法——戒体就是僧侣受戒以后在身心中所产生的那种防止非恶的功能。唐代律学三派中,对戒体的主张各不相同。东塔宗怀素主张戒体为色法,相部宗法硒主张戒体为非色非心法,南山宗道‘宣主张戒体为心法。所谓心法,指受戒时熏于阿赖耶识中之种子。唯识家把人们的意识由浅入深,分为八种: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八识中第八阿赖耶识是根本,前七识依此而得产生。八只中具有使前七识发生认识等活动的功能,假名种子(非女口草木种子之为实体)。种子分本有种和新生种二类,都藏在第八阿赖耶识中。前七识所现之善恶行为和思想,其影响于阿赖耶识中,如香气之熏衣,叫做熏习,前七识为能熏,第八识为所熏。第八识中之新生种和本有种,均赖前七识之熏习而令其生(新生种)长(本有种)。受戒者由前七识接受戒法,熏习于阿赖耶识中,令其种子生长而成戒行,关键在于阿赖耶识(心法)。道宣以心法为戒体,其义仍本于唯识。

  第三,《四分律》为大乘说——《四分律》究竟属于大乘还是属于小乘,三家主张也不一致,法历和怀素以《四分律》为小乘。道宣主张属于大乘,道宣曾参加玄奘大师译场,研究法相唯识教义,执弟子礼。玄奘大师视律学为大乘,所以道宣之《四分律》大乘说,仍本于玄奘。他在所著《四分律行事钞》中说:“

  “夫理本绝名,故立名标其宗极。名随事显,故对事而备斯文”。意思是说真理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诠释的,所以说“理本绝名”。但为了救渡众生,不能不依理立教,教即是名。“立名标其终极”,是说立教也是为了显示真理。万化同归为宗,诸法源底为极,“宗极”就是说的真理。这两句进依理立教。”名随事显”,是说立教诠理必依于事,一切事物离不开假名,“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真理)。“斯文”,指下文所说的律藏,“对事而备斯文”,是说律藏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即立教诠理的具体表现。

  道宣认为理有二种:小乘讲生空,大乘般若讲法空,都是权理,只有大乘唯识教讲常住真性方为实理。道宣主张;决了权乘,同归实道”(《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就是要小乘生空教,般若法空教会归于唯识的真性常侄教,推尊玄奘大师之慈恩宗为究竟,所以他主张阿赖耶识之种子为戒体,《四分律》属大乘,很明显和玄奘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成唯识论》(卷九)把全部戒学分为三种:一律仪戒,二摄善法戒,三饶益有情戒。《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卷四十)说这三种戒都是大乘菩萨戒(所以玄奘以律学为大乘)。律仪戒禁恶防非,使人不犯罪恶不口过错,以禁防为体,是消极的;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要求受戒者精勤勇猛,作种种济物利人的好事,以勤勇为体,是积极的。前者如地之有基,后二者如塔之有顶,无基不载,无顶不极,三者不可偏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鉴真盲目航海、舍己为人的业绩,不但是一首伟大的活生生的哲学诗篇,同时还是一部光辉的律学典范,鉴真的律学思想就是他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源于道宣,还可以上溯到玄奘三藏,女口前所述,道宣曾参加玄奘译场,学法相唯识学。他在律学方面的见解,主要根据《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二书。这两部书是法相唯识学的要典,所以当鉴真赴日后,以三师七,证的授戒仪式传戒,旧派贤璟,志中坚持自誓授戒,出而反对时,跟随鉴真多年的普照即根据《瑜伽师地论·决择分》(卷五十三)中“芯刍律仪无有自然受义”的主张逐条驳难,获得胜利。可见当时学南山律的都要精通慈恩宗的《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鉴真及其追随者,当然也不例外。从这里我们找出了鉴真的哲学思想根源。这个问题,当然还须深入研究,作者仅作一些初步探索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下旬于厦门闽南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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