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学研究：论原始戒律与中国清规的联系(果法)

 　　论原始戒律与中国清规的联系

　　果法

　　前言

　　法不孤起，赖人以弘，因缘具足，佛法兴世。释尊示现，八相成道，广纳僧俗，创建教团，宣扬圣教，悲悯济世。自鹿野苑初建三宝，僧众日渐增多，遂建立僧团，最初十二年，僧众清净，佛陀仅为无事僧说：善护于口言，自净其意志，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其后，僧徒广增，恶行渐起，故释尊设戒律以摄僧，因不同的因缘，制定种种的戒条，因犯随制，时间既久，律仪亦多，由五戒十戒增加至二百五十戒。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由优波离尊者等结集成律藏，佛教传入我国，始于东汉，迄今二千五百余年，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盛于唐代，并建立了南山律宗，南山一脉，盛行于世，元代时期，律宗逐渐衰落，明代中叶，弘律大德相继而起，如莲池大师，古馨律师等继唐代道宣律祖后专弘戒律。见月祖师堪称律门巨匠，主持宝华山，制定《传戒正范》等至今佛门仍流通的诸多典籍。民国时期，律宗命悬一脉，幸而弘一大师等力挽狂澜，续南山宗，扶起即将衰亡之戒律一门。弘一大师闭关期间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将戒律的弘扬发展至极，可谓一代宗师，为现代出家弟子指明了修学方向。

　　一、原始戒律

　　佛教三无漏学，首为戒学。戒律，梵语毗尼，尸罗，波罗提木叉。华译，调伏，善治。中国的戒律始于曹魏时期，昙摩迦罗尊者创始受戒；律典中，中国专重《四分律》。唐终南山道宣律师，以大乘之教义，释小乘之律典，乃成立此《四分》之南山律宗，此宗通大小二乘。

　　(一)《四分律》《梵网经》流传

　　《梵网经》被称为诸佛大乘“光明金刚宝戒”。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要因持戒，佛性乃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不以此大乘宝戒为本源。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始，便制此戒。故克证心地法门，直至成佛，皆以此戒为最胜因缘，此戒是十方三世诸佛之法，非佛自作。

　　小乘《四分律》中讲“毗尼藏者，是佛法寿命。毗尼若住，则正法亦住”。毗尼藏，即戒律藏。戒律藏护持佛法，三乘道果，相续不断。盖以戒律为其根本。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贫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如我住世，无有异也”。释迦佛入灭之际，阿难尊者也曾预言启问：世尊灭后，佛弟子以何为师?佛陀回答：以戒为师。世尊涅槃后，由大迦叶发起五百大阿罗汉尊者，于七叶窟内结集律典，其中，律藏由优波离尊者诵出。佛法东渐，戒律亦因尔传来，曹魏时期，昙摩迦罗尊者创造受戒；东晋以来， 《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只律》相继译出。汉地南传律典，遂渐完备，以《四分律》最为盛行。

　　唐代终南山道宣律祖判《四分律》通于大乘，故汉地出家众亦极为重视小乘戒法。

　　(二)戒律分类

　　1、 出家戒与在家戒

　　出家戒主要指出家五戒，沙弥十戒，比丘戒、出家菩萨戒。在家戒指在家居士受持的五戒，八关斋戒，在家菩萨戒。

　　此外，八关斋戒，菩萨戒属于别解脱。

　　2、分科：止持、作持

　　戒法中分开、遮、持、犯，止持、作持、止犯、做犯。以此判定个人持戒是否清净，是否有违犯律法之处。其意如下：

　　诸恶莫作是止持；众善奉行为作持；止持为制止义，如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等消极的持戒，作持是指受戒、诵戒、竭磨、布萨、结夏、解夏、安居、自恣等积极的将戒法融于个人乃至僧团的日常生活、团体活动。

　　3、大乘戒与小乘戒关系

　　大小二乘戒条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并不；中突，大乘戒以菩提心为根本，小乘戒以不违戒律为基。大乘仍应以小乘为基石，对于根本戒，正应与菩提心并重，否则破第一摄律仪戒，但大乘以菩提心为本，故比小乘戒更为殊胜圆满。小乘戒只求清净自身，而大乘行人愿度一切众生，故行人应使小乘与大乘菩提心并重。

　　4、佛教的戒律精神

　　佛陀干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四处游走，讲说佛法，渐渐组成僧团。早期追随佛陀学习的弟子多是善根纯厚之人，所以其时并没有戒律产生。佛陀只是勉励僧众“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但随着佛教影响日远，僧团里人数增多，鱼龙混杂，凡圣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脱者，也有因贪图供养而混迹僧团者。这样，僧团成分日趋复杂，不如法的事件开始出现，为护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讥嫌，佛陀开始制定众多戒条，以约束比丘众的行为，并采纳外道的方法于每半月布萨忏悔诵戒，以维持僧团的清净与团结。这就是佛制戒律之缘起，即“随犯随制”。每条戒律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缘，所以说：毗尼是因缘所显。佛涅槃后约百年内，佛教界曾有两次”大结集”，其缘由皆因戒律问题，而戒律之争也是因为不同地区比丘对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在佛陀逝世后，僧团面临着如何稳定局势、不使僧众星散的大问题。大弟子迦叶遂发起举行王舍城大会，来结集经律遗教。结集大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有500位大比丘参加。阿难诵出经藏，优波离诵出律藏。佛涅槃100年后，因为戒律问题，佛教内部再次发生了严重的争论，这次辩论大会，虽以乞钱为起因，双主争辩的内容却有十项，故称为“十事非法诤”。 东方比丘认为不妨有其弹性。但耶舍一方，坚持这十项均为”非法”，从此在佛教内部分为东方系统的大众部，与西方系统的上座部(耶舍一方)。在《五分律》中记载有关于随时毗尼与随方毗尼的遗训。佛陀说：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为清净者，不必行；虽非我所制，余方清净者，则必行之。

　　5、戒律在中国的变种。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戒律才传人中国。僧团虽已建立传戒制度，僧人也不再仅是“剃发”、 ”染衣”，但真正对佛教戒律有回应意识是道安法师时才开始的。僧团业已成立，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所以，戒规的建立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护持僧团之清净，以规约来规范僧众，道安遂制《僧尼轨范》，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别立僧制之先河，这为日后禅林创立《清规》打下了伏笔。道安之后，随着佛教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系统的协调也在各个层面展开。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佛教内部又出现了许多依据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轨范。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样态，所以戒律的变革与异化已是历史之必然。戒律在向中国渗透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民生实际，也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终以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僧制来规约僧团，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减少与义学、律学僧众相聚一处所产生的矛盾；且提倡“农禅并重”，解决僧团生存问题。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丛林清规的产生虽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但其本质依然是对印度戒律的继承，在护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并无二致。清规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为了规范僧伦，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清规之制定同样是使僧团和合，清净无争。

　　佛陀亲制戒律具三个组成部分：1、制戒精神，2、指导个人修行的戒条，3、调和团体生活。在漫长的佛教发展历史长河中，律制的这个组成部分沿三条平行线发展，其中，制戒精神演变为大乘菩萨戒；指导个人修行的戒条演变成声闻戒；调和团体生活的戒条(犍度)演变成丛林清规。三者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互动联系，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在佛陀早期弘法生涯中(前二十年)，由于僧尼居无定处，过着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生活。生活较为艰难，富贵子弟放弃财富和地位，出家修道，是值得赞叹的。正是由于这些真诚的弟子们精进修行，在精神境界上进步很快，内心戒行清净，外表上威仪庄严，故感得信徒的供养，逐渐有人感觉出家生活舒适，故不少人加入僧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寻求去除烦恼，而是仅仅为了生存；随着供养越来越丰厚，对证悟境界不高的出家人来说，大量的物质供养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佛陀因事制戒，戒律逐步被佛陀亲制出来，以确保僧人由身的清净，达到内心的清净，最终得涅槃解脱之果。因早期僧团是托钵乞食的，只有结夏安居才居住在一起，群居时间少，戒条主要是针对个人修行而制订，随着僧团中定居在同一寺院的成员比例增加，僧人与僧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僧团的财物，管理和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团体生活戒条应运而生，寺院中管理机构及责任的分工也十分必要，为使僧团内部有效协调，相应的戒条亦出现。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有关集体修行的戒条逐步演变成丛林清规，佛陀住世时，一个僧伽蓝中人数并不很多，而在中国到百丈时期，禅宗寺院中可达上千人，所以制定集体清规是非常有必要的。佛陀的教法若想不随着时代政权的更变而兴亡，只能靠自给自足这一方针，故马祖道一禅师首创丛林，以安僧侣，百丈怀海禅师制订清规，率众修持，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由于这些，佛陀制定的集体修行戒条已不足适应中国特殊环境。最终，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百丈清规》应运而生。

　　菩萨戒、比丘戒和丛林清规是一体的，三者同等重要，缺一部可，我们应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二、中国丛林清规

　　僧团中常说的一句话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世人常讲：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见，规矩即是为世出世间一切行为乃至思想的准绳，也是为人处事，也是作一名清净佛子，成佛作祖的基准。唐代百丈禅师鉴于僧团的不断扩大，遂作《清规》以辅佐戒律，从而使僧团趋于完善。

　　“清规”是中国佛教中的特定称呼，全称“丛林清规”，定指一切寺院和僧众遵循的规矩。 “丛林”原为僧众居住的地方，有了寺院后，便以后泛称寺院。禅宗寺院的僧众一般称为“清众”，针对禅院清众别定的规则称之为“清规”。戒律，泛指佛教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清规创始，源流及概况

　　中国寺院清规创始于东晋道安法师制定的《僧尼规范》，随后有慧远大师制定《法社节度》，道宣律师制订《鸣钟轨度》，至中唐时期百丈怀海大师立禅院之制，内容主要为：尊“长老”为化主，处之“方丈”；不立佛殿，唯树法堂；学众无高下，尽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广单通铺)，挂搭道具；全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 “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理，多人营事，各司其职，或有违犯者，依轻重杖罚或烧衣钵，逐出偏门等。这些都是禅门僧制丛林清规之始，后世称为《百丈清规》。现代丛林对于一般行事，另订有《共住规约》，如《金山江天禅寺规约》、 《高昱四寮规约》。中国之寺院僧伽蓝中以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为主要负责人领众行持、统理大众生活上一切事务；下设东、西两序四班首八执事辅弼方丈；如：东序职事专掌全寺事务，监院、副院、副寺、典座、维那、悦众等，以现代名词来解释这些“列职”的名字，即是“职务”负责寺院大小事务，代诸师之劳；西序如首座、书记、知客、知藏等，称为“序职”，即”职称”为修行之楷模，辅振宗风之上座长老，是清众修行的榜样。后，丛林内的主要组织有四，称“四大堂口”，即禅堂、客堂、库房、衣钵寮。其中禅堂为丛林中心，客堂主内务及接待客人，库房主总务，衣钵寮为方丈和尚行事务之所。此外又有首座寮，侍者寮、云水堂等。

　　(二)《百丈清规》内容特色

　　目的就是规定寺院中的组织管理、日常章则：在僧团的组织制度上，规定了职务、名衔、职责。寺中最高领导者为方丈， “非崇其位，则法师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弗，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充任此职的条件是“具道眼”、道德高。主要职责为”教化主”，为僧徒表率。每日“上堂升座”，管理寺院僧众和为僧众开示讲学说法，指导全寺僧众的实践修行，其下设有十务(十职)， “置十务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务，主饭者自为饭头，主菜者自为菜头，他皆仿此。”在纪律监察方面。或彼有所犯，集众公谇行责，即以拄杖杖之，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

　　在日常行事方面，有职务的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 “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挂褡道具。”僧众行住坐卧须“具四威仪”， “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唯息而已。”在修禅方面，规定以修行为要： “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在奖惩方面， “凡有犯于此规者，悉由维那检举，集众公议，令其自悔，乃至摈弃出院。”在寺院经济制度方面，规定僧众要饮食随宜，务于节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请法”，正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 “不立余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

　　我们不难发现怀海清规赋予僧团组织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导之以德，齐之以规；分工明确，层级简单，运作有效，地位与经济的平等；民主自由。

　　(三)思想和制度

　　丛林为大众普熏普修之所，由此中锻造出法门龙象，僧中芬陀。故禅门臣匠来果禅师曾劝出家人发愿一生依止丛林、爱丛林、护丛林。为何?因丛林出家人多，可以通过僧团的力量完善个人修养。又，十方丛林各堂口职责分明，条例清晰，有本可依，有理可循。

　　清众在寺院中免除俗务一心办道，所以丛林是成就修行人的好地方。

　　(四)丛林特点

　　百丈制定清规的原则是”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宣也”、既不是完全脱离大小乘的传统戒律，也不是完全照搬大小乘戒律，对于清规的内容，是本着务必宜于中土禅者开悟自性的增上权巧而设制立范，以期禅祖之道能灯灯相传而薪火无尽。

　　然而，戒唯佛制，只有佛得圆满智能，才能识因达果到毫厘不爽，才能依法尔如是不增不减的法界因果来制定戒法，其他人都是没有这种能力制定戒法的。历史上凡是涉及到对戒律的改动时，总是伴随着僧团激烈的纷争，所以，百丈怀海禅师的清规引起一定的意见，也是很正常的。

　　(五)《百丈清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便开始了与中国固有思想与制度适应与融合而创新的传统。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三例，开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的先河，其后有支遁、慧远，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到了中唐，马祖道一始创丛林，倡导一种农禅结合的习禅生活，其门徒散居南方偏僻山林，各自创建根据地，聚徒受禅，自给自足。而怀海师从马祖六年，其门风宗意，多有承继。怀海创制清规，正是对其师创建丛林的继承与发展，故禅宗和研究僧史的有”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好评。

　　就中国的僧团情形来看，即戒律与各种僧制同时应用。除佛制的戒律以外，历代王朝政权针对佛教有着各种各样的僧尼令或僧道格，历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制、清规。其中，戒律是来自于大小乘佛教的佛制；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国家政府部门对僧尼等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说是历代的宗教政策；而僧制和清规则是佛教传布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们结合本土风俗、民情、文化等具体情形，为匡正僧尼的行为，于戒律之外，另制定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僧团制度。如各地方《规约》、现行寺院管理制度，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戒律、僧道格、僧制、清规制约着中国的僧团。

　　(六)戒律与丛林之联系

　　禅林中以法堂代替了佛殿，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

　　在原始佛教僧团中，僧堂是指僧房与精舍。自唐、宋以后，子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周围设置坐床，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办道之道场。

　　禅林之中依检举、摈弃之法以安清众。对于出家众来说，检举、摈弃之法，律已有之，这可说是沿用而已。在比丘的戒律中规定，如果彼此间出现了不如律法的行为，比丘之间是要互相规劝的，由于展转相教、展转忏悔，这样佛弟子众才能得到佛法利益的增长，如果比丘知道其他比丘有犯粗罪的情形而为主覆藏不检举，这是不如法的。维那要检举， “摈令出院”，这是为了成就出家教团或于丛林修行之大众。如果不是为这一目的，假借比丘的名字、盗窃比丘的形象，蒙混过日子的人，不但自己在佛门之中造罪，还会影响出家清众的修道事业，对于这种人，只好摈弃于山门之外了。

　　“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犯重焚衣钵，应当集众人，山藤聊示耻，驱摈出偏门。”(《景德传灯录》卷六·禅门规式)

　　这一段是说明禅林中以杖打、烧道具、从偏门逐出犯规者以肃众的方法，都是惩治僧众之中的害群之马，但处理的方法却和传统律法不一样，很有一些中国化的味道，像依杖打而惩罚，这在律法之中是看不到的。

　　(七)百丈清规对印度戒律精神的继承与变革。

　　无论是《百丈清规》也好，还是《高旻规约》也罢。这些都是由于古印度与中国的生活习俗，地域风土上的各种不同所制。但目的都是让佛门弟子“身不放逸，心不越矩”。本来，原始佛教徒的修行方法是非禅即诵的，但佛法传人中国，寺院中的僧人很多，祖师才编辑佛经中重要经咒成为《朝暮课诵》，以便早晚二时合集全寺僧人共修。无论是佛陀制出的戒律还是祖师编辑的清规，我认为，都是要洗除我们从无始以来的污染，去除习气烦恼，复本心源，回归到清净自性之中。

　　佛法肇启于西天，法水变流于东土，已两千五百多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变革，佛教也在改变，寺院也在发展。然而，佛陀亲制的戒律实在应当维持下去，其中相关的一些作法，如羯磨法，安居法、布萨悔过法也应该予以重视，让戒的思想与僧团羯磨的精神灌入到每位佛子的八识心田中，那样则“毗尼久住，正法久住”了，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感悟到和合僧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积极修持自身，弘扬正法。对于祖师所订的祖规芳约，可以在掌握其内在精神核心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加以变通，不可死执一法，应加以圆融善巧。

　　总结

　　本文介绍佛教戒律，与中国寺院行事制度，从中找出其内涵与关系，促进原始印度佛教戒律与中国现代寺院管理制度紧密结合，即佛教既不偏离正法的轨道，又能适应中国现代国情与人们的思想，从而让更广泛的大众接受佛法，让更广泛的僧众维护佛法。希望引起教内外善信更多的思考，让佛教史在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圣严法师《戒律学纲要》。

　　[2]百丈怀海禅师《百丈清规》。

　　[3]见月律师《传戒正范》。

　　[4]《金山规约》。

　　[5]《百丈清规正义记》。

　　本栏稿件来源：寒山书院重元寺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