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魏书·释老志》——简论北魏时期的佛教概况(圣瑞)

　　一、作者行履与撰述

　　《魏书》北齐魏收撰一百一十四卷，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互六世纪中的北魏王朝兴衰史。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河北平乡一带)人。以文学著名，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名，世号“三才”。魏分东、西魏，魏收、仕东魏，后又仕北齐，为高欢父子所重命修魏史。魏收为主要负责人，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参与撰写。齐天保五年《554年)书成呈奏，共十二纪、九十二例传、十志。书出毁誉并起，有人评共为“不刊之书，传之万古”，或言“著史不平”“不实”。号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宫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去取褒贬上触犯丁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魏收两；改而定成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是观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魏书十志尤以食货、官氏、释老志著名。其中官氏、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

　　二、北魏的诸帝与佛教

　　(1)道武帝与佛教

　　拓跋魏入主中原以后，对佛教礼敬有加，表现了高度的护法热心，除太武帝拓跋焘以外其余诸帝，多皆信佛。《释老志》上说：“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主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来信也。"这是说，北魏在建国以前，由于所居环境生活方式及与西域缺乏联系，对佛也显得十分生疏。自道武帝才渐渐接触佛法。《释老志》称：“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戒车屡功，庶事草创，未建图宗，招延僧众也。”

　　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在建国之初，尊重沙门、道士，阅览佛经，又学黄老，只是天下草创，百废待兴，还无暇顾及建寺安僧；稍后不久便遣使致书给泰山僧朗：“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场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阂、银钵为礼。今犹号日朗公谷焉。”(以下引文，凡不注明者，均出《释老志》)

　　僧朗法师，戒德冰霜，隐居泰山，弘法布道，成为一方软团领袖，不但道武帝对其人如此，南晋司马昌明，前秦苻坚、前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后秦姚兴都同僧朗有过书信来往和赠送厚礼。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同年还建造五级佛塔，耆阍崛山及须弥殿、讲堂、禅堂、沙门座等也“莫不严具”。

　　道武帝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国运粗定。子佛法多有扶持，敬重高僧，造寺修塔，不遗余力。

　　(1)太武帝与佛敦

　　鲜卑拓跋部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了佛教。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好黄老。太武帝开始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在北魏占领约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是十六国．时期佛孜特别盛行的地方。凉州地处西北、受中原频繁战争较少，政治对稳定，形成了局部的文化中心。对北魏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均来自凉州。北魏鲜阜拓跋氏以全民为兵。要占领中原地区，巩固统台、必须有效地控制足够的人民群众以从事兵役。徭役和缴纳阻调。因为沙门免役免租凋，在沙门的数量上必须加以控制。如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魏书·武帝纪》)。就是为了使一部分沙门服兵役。

　　同时也跟控制全国人口，并抽调丁壮服劳役有关。北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都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先进的封建制度，迅速封建化。从道武帝开始即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太武帝继之，但对佛，道二教的社会作用却有一个认识过程。道教徒历代称教主老子为国师，而积佛教为“西戒之法”，佛为“胡神”，并且宣传长生成仙之术，对北魏的统治者颇有吸引力。太武帝“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他听从司徒崔浩的劝告，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软，后来发展为灭佛的行动。《释老志》上说，太平真君六年(415)，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有众十余万。第二年(446年)太武帝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在一寺内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下令殊杀此寺僧人。

　　在寺中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另外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崔浩劝帝灭佛。太武帝下令殊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敕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下令四方依长安行事。太子素敬佛教，师沙门玄高已在前一年被杀。太子再三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士木丹青，自然毁灭。”帝皆不许，三月下诏进行毁佛，采取的措施非常暴裂。“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就这样，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佛的皇帝。《释老志》载，寇谦之对灭佛之举并不赞成。曾与崔浩争论，“苦与浩争，浩不肯，甚至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不过就在太武帝肆意反佛时，笃信佛教的太子晃，却暗中尽力给以维护，缓宣诏书，使远近大部份沙门闻信逃匿。因此，魏境佛教，并未遇到彻底的毁灭。太武帝的反佛，是佛教传入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在七、八年中佛教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高僧传》卷十《县始传》载。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可见号太武帝废佛结果的惨重。

　　(3)文成帝复兴佛软

　　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死，十一年(450)司徒浩被诛。二年后(452)，太武帝被杀死。文成帝拓跋浚即位，下诏复兴佛法。说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把太武帝说成是“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客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共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在文成帝继位伊始宣布：“朕承洪绪君临万帮，思述先志，以隆斯道。命各州郡县造寺，允许百姓出家。此后僧尼数字日增，寺塔重辉。同时还开凿了大同云岗石窟，为太祖巳下五帝铸释迦佛相。如此一宋致使“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相经论，皆复得显。”

　　(4)献文帝与佛教(466——471年)

　　《释老志》上说：献文帝对于佛教“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于平城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三百余尺，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后让位于孝文帝，移居北苑崇光宫，在苑中西山建鹿野佛图，览习玄籍，亲近禅师。孝文承明六年(476)崩于永安殿。”年仅23岁。

　　(5)孝文帝与佛教的关系

　　A，建寺、度僧

　　迁都、改姓、力求汉化的孝文帝对佛教非常热心。《魏书》卷七下《高祖记》上说他“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承明元年(476)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亲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又到永宁寺听讲经，命中书、秘书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一般来说，北魏诸帝之于佛教，多半重在信佛修福，偏重禅法，而孝文帝则对义学颇有兴趣。《释老志》记载：从文成帝兴光(454——455)年间，到孝文帝的太和元年(477)，“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人，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时魏坑僧寺数字还不算太多。太和十六年(492)，孝文下诏；“四月七日、八日、十五日，行大卅度——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子令。根据《魏书．地形志》灼记载，北魏共有113州。孝文帝之世，属北魏盛世，其有州数，当然不会更少。所度僧尼人数，平均“中州”计算，则一次度人五千六百五十人，每年两次，则为一万一千三百人，年年如此，其数可观。除此之外，还有额外度僧，北魏僧尼人数剧增，就不足为奇了。《释老志》上说：“又有西域沙门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层之，公给衣供。"跋陀就是《续高僧传》卷一十六的佛陀禅师，佛陀禅师在北魏深为高祖所敬重，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为了让佛陀禅师居住而特意修建的。

　　B、整顿僧团

　　孝文帝在广度僧尼的同时，也不断地采取纯化僧尼等措施。例如孝文帝即位灼第二年，即延兴二年(472)四月，下诏说：“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客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为了防止一些不法僧尼的行为逾轨，孝文帝制定规制，不但“民间五五相保”，还要“精加隐活”。同时，孝文帝还下诏说：“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牧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也。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贵竭财产，务存高广。……自今一切禁断”。

　　可以看出“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趣佛”的情况，在北朝表现也十分突出。此后对建寺加以限制。太和十年(486)冬，命俭索僧尼，凡无籍或修行怠惰的僧尼皆令还俗。诸川还俗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太和十七年(493)又沼立《僧制》47条。

　　孝文帝对于佛牧僧尼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削弱佛教，而是为了纯化佛敎内部，以便使佛软能更好的传播。

　　C：提倡义学

　　前面提到孝文帝令朝庭重臣经常与义学沙门讨论佛学，同时他本人对此也兴趣很大。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

　　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倚讲沦。”在他的提倡下，北魏的佛学研究风气渐盛，一时名僧辈出，如道顺、惠觉、惠纪、僧意、湛僧、惠度，僧显等人。

　　(6)宣武帝对佛教的护持

　　宣武帝(500—515)，爱好佛理，常在宫中讲解经论，召集名僧研讨义理。有僧记录，为名《内起居》。景明初(500年)，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理按平城灵岩寺的建筑风格，在洛阳南的伊阙山，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造石窟两所，此为龙门石窟开凿之始。508年下诏说：“缁素即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巳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这是说，出家沙门，犯杀人以下的罪者，可依律制裁。给予僧团相当大的特权。修建永宁寺及九级佛塔，“其诸费用，不可胜计，……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有关建寺的资料，在《洛阳伽蓝记》记载颇多，可以参考。

　　由于北魏帝王的崇佛，使佛教发展迅速，《释老志》上说：“上即崇之，下弥企尚。"在帝王的提倡下，上至王公妃主下至庶民百姓都争相信佛，加上“北魏末年，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然而也有一些农民为了求得寺院均庇护，摆脱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如“正光巳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徭役，猬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即是有力的证明！

　　三、师贤与昙曜

　　太武帝灭佛，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大打击，文成帝复兴佛法，在朝廷主持复兴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师贤和昙曜，奠定北魏佛教发展基础的也是这两个人。

　　师贤出身于罽宾王族，剃度后东游凉州，凉灭入京。太武帝灭佛时隐藏在民间行医，文成帝复兴佛法，再为沙门。担任道人统，掌管僧尼事务，主持复兴工作。

　　昙曦，和平年间之初，道人统师贤殆后。由昙曜继任道人统，对于北魏佛教贡献巨大。在《继高僧传》卷一有传：幼小入道，戒德冰霜，风采恬静，节操卓然，深得文成帝的器重。武帝废佛，诸多沙门都以医术或其它才能还俗。而昙曜则誓死守持沙门的生活，法器、袈裟不离左右，持成不渝。复兴佛法之际，以平城为中心，展开了乒人的弘化伟业。

　　A、云岗石窟的开凿

　　昙曜的复兴佛叙事业，农观最突出的就是开凿三岗石窟的开凿。在《魏书·释老志》上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窟，开窟五所，铸建佛相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B、僧只户与佛凶户的确立

　　为佛教在北魏的发展，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

　　C、译经

　　昙曜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共同译出新经14部，并请名僧道进等人讲说。

　　四、北魏的寺院经济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从宋朝子里夺得青齐地方，徒当地民户于平城，将其中较高的民户“民望”，设“平齐郡”以居之。史称这些民户为“平齐户"。《释老志》载：“昙曜上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皇帝同意此奏。“于是僧只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这里所说“平齐户”及诸民中的“诸民”是指什么了应当指与平齐户地位相等的人众。《魏书·释老志》所载：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尚书令肇奏言中提到：“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476)，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力僧只户。”按规定：“僧只户不得别属一寺”，僧祇户每年向州、郡的僧尼管理机构“僧曹”缴纳六十斛栗，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北魏均田制下，农民的租训是“一犬妇帛一匹、粟二斛。农官管辖下的屯民一年缴六十斛栗。而僧只户上交的与屯民

　　相等。僧只户不是缴纳给某个寺院，而是缴给僧曹。主要用来，供给州、郡…—切僧尼的宗教活动使用。昙曜还建议，在灾年要用僧只栗救济饥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然而，主管僧只粟的僧官在执行

　　当中却出现了另外现象，如宣武帝永平四年(511)诏曰：“僧只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尝利

　　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谷贪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只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山入

　　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来收，上台录记。如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见《释老志》。)

　　这里是说僧祗粟的主管者，把僧祗粟作为赚取高额利息的本钱，所获利率多达百分之百以上(偿利过本)，甚至还通过擅改券契的办法；来丰厚收入。结果“缅民嗟毒”，这种“岁月滋深”的种种行经，固然违背了慈悲济世的宗旨。使帝主对维那、都尉等人失去了信任，由刺史，尚书共同参与管理僧只粟。诏书中还特地强调对贫穷百姓，改变借贷方法。甚至以“依法治罪”来威胁，但效果依然不好，尚书今肇高上奏，说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僧只户，受到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人的逼迫，致使他们“弃子伤生，自溢溺死五十余人”。结果僧暹等人交付昭玄曹依僧律处治。

　　佛图户也称寺户，来自罪犯及官奴，除负责清扫寺院外，还“岁兼营输粟。”

　　他们与僧只户属于整个僧团不同，而是分属于个别寺院钓劳动者。自由很少，拥有自己的家室。

　　五、北魏教团的庞大

　　拓跋魏接触佛教的时间比西域，中原和江南较迟，但是佛教一经传入魏地，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寺院、僧尼数字和造像的数量规模而言。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南方诸朝。据《释老志》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京城内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后境内的寺院，僧尼数量猛增，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寺数较太和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徒沿逾众”。到了神龟元年(518)，根据王元澄的一份奏章“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逾五百，自迁都巳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这时京城洛阳的寺院比太和初的帝都平城增长四倍多，僧尼之众也容易想见的。《释老志》提供的北魏寺、僧的最后数字是正光(520——524)以后的。“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与之时任相近的南方梁(502——557)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左右。南北两方的寺，僧数目悬殊。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紧承北魏的北齐、北周两朝外，没有哪个朝代的僧尼人数达到百万以上，可以说北魏的教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教团。

　　六、拓跋魏的僧官制度

　　《释老志}上说：“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409——413年)，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416——422年)卒。未殡，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法果在皇始中被征到京师后任道人统，法界本身备受崇奉，但未有副职、厉员，未有僧务机构。道人统法界所领导的教团完全是依付王权，其人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僧官带头跪拜君王，与东晋南朝僧侣为争沙门不应尽敬时君的斗争，成了鲜明的对照。

　　稍后不久，又设立了专门的僧务机构监福曹。《释老志》上载：“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监福曹是巾央一级的僧务机构，道人统是它的主官。在《释老忘》和《高僧传》中可以考见的北魏初期的道人统除法果以外，尚有法达、师贤，昙曜时积沙门统。无论是道人统还是沙门统，在资料里都没有提到道人统手下还有副职或属员。这与北魏初期僧务不多有关。

　　至于监福普之改名为昭玄寺，不是单纯的易名问题，它含有适应僧团扩大，僧务趋繁的形势，充字机构，加强僧官职权的内容有关。

　　七、余说

　　《魏书·释老志》是中国纪传本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记述佛教、道教、历史的“志”。魏收本人长于文学，又长年担任史官，能够接触和利用大量官方文献。所以他的《释老志》在内容上比较充实可靠，在叔述上能充分发挥“志”这种休裁的长处，从总体上对佛、道进行综合介绍，重点论述北魏时期的佛教概况。对佛教的评论公允，不偏不倚，调合儒佛，在取材论事方面也能做到重点突出。对研究佛敎与政治关系、佛道关系、僧官制度、寺院经济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