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杨度《虎禅师论佛杂文》提要

　　《虎禅师论佛杂文》，一册。近代杨度著。本书包括《续》、《二续》，收集杨度全部佛学著作。有民国自刻本，现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杨度集》中。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原名承瓒，字晢子，号虎公，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人。二十岁中举人，曾师从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学“庄子逍遥之旨，更治春秋经世之学”，志在物色、辅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业。一九Ｏ二年和一九Ｏ三年，两度留学日本。平生以帝王师自许，思想以多变著称，然能随时代而不断进取。早期主张君主立宪，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孙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洪宪”帝制失败后，避居天津、青岛，潜心研究佛学。意欲开创佛教新宗派“无我宗”，自号“虎禅师”，以宗师自居。并由佛学的“无我论”之中介，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自己特殊身份出入北洋军阀曹锟等人幕中。晚年接受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于一九二九年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旋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清客”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并参加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生平事迹见何汉文、杜迈之的《杨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包括《逍遥游辞并引》、《新续高僧传序》、《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并序》、《菩提三偈序》、《楞严偈并序》、《轮回偈并序》、《唯识八偈序》、《除习偈序答畸道人》、《真如生灭偈序》、《佛法偈序》、《江亭词序》、《六根偈序答妹庄》、《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等。

　　《逍遥游辞并引》，为一九二一年七月述其“庐山悟道”之作，自称：“夜登庐山，仰首视天，云开月出。此心忽然大彻大悟，遇机而通，应缘而解。”其时尚是以庄子逍遥思想与佛教万法皆空思想相比附，所以他于以后的《江亭词序》中说：“余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

　　《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并序》，为一九二四年三月赠来华考察的美国哲学家贝博士而作，认为“一切人事无非佛事，一切世法无非佛法。一旦此心豁然，我即是佛。死去活来，大彻大悟，则知众生无所短欠，佛亦无所增加，迷时众生同佛，悟后佛同众生。”因此，佛法是科学的、实行的、救人的、现在当下承担的。“我即是佛”的思想，在《菩提三偈序》有进一步阐发，认为神秀一偈，为相对心，心内有尘，自分净垢，是第一关，名佛子偈；慧能一偈，非相对心，心内无尘，何净何垢，是第二关，名菩萨偈；皆“皆未见性”，都不能达究竟。故提出自己的第三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尘埃即无物，无物即尘埃。”称自己一偈“为绝对心，心外无尘，众生佛祖，即垢即净，即空即有，是第三关，名佛祖偈。”

　　杨度把全部佛法归结为“心法”，故学佛贵在心悟，无需离世独立。在《覆五妹杨庄函》中，以“身是凡夫，心超世界”八字诠释“学佛”，“所以说身是凡夫性，学佛之心则须超凡入圣。”只要在凡夫境中，去掉一切烦恼妄念，踏实做人，即成为佛，而所谓佛即是圣人，“身不必离凡夫、离世界，而心实超凡夫、超世界，此即兄所谓圣人也。”

　　作于一九二八年的《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是杨度学佛论佛的思想总结。作为接受佛教而又要求改造佛教的学者，极其明确地提出传统佛教必须同十六世纪的天主教一样进行改革。在此用一切唯心、一切唯念、一切唯习、一切唯假、一切唯对、一切唯我“六义”，对“无我论”作了新的解释，“以上六者，皆明心理相对，即为无我，统于一切唯心。”然而，心物实相对而言，“故自人类言之，一切唯心；而自宇宙言之，一切唯物。人生哲学，应为唯心；宇宙哲学，应为唯物。心统于物，故无二元之说。”由此新“无我论”，提出我果谛、我因谛、无我因谛、无我果谛对传统佛法的总纲苦集灭道四谛作了新的解释。

　　他认为传统佛教各宗派隔裂了性与相、教与宗、理论与实行，门户各殊，不相通贯。今提出此无我法门，“以一‘对’字包括三论宗，以一‘习’字包括法相宗；对、习即二，故以‘无二’二字，包括三论、法相二宗；无二即为直指本心，故以‘一心无二’四字，包括三论、法相、无上乘禅宗三宗。以一合二，以二合三，以三合一。于是此无我法门，又成为性相合一、教宗合一之法门，所有从前佛教一切难决问题，今皆一时解决，实于佛学界开一新纪元。”此新创立的法门只能别立为“无我宗”，“可为未来世界发心成佛者，敷一至平之路，开一至大之门。”此“无我宗”的教义，合乎“论理科学”，能把所有“迷信神秘”的“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的一切戒律，扫除干净。因此，他把创立“无我宗”称为“佛教革命”、“佛教革新”，并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相提并论。

　　杨度临终前曾作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本书是其鼓吹帝制失败后，经逃禅省过，并试图“以佛救世”乃至改造佛教，到最后成为共产党人这一复杂过程的思想记录。杨度在此提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有些确实对传统佛教教义有所发挥，有的论述则因故意标新立异而含义不清，令人费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处于如万花筒般的动荡剧变中，佛学亦不能例外。本书为研究本世纪佛学思想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标本。

　　——陈士强、王雷泉等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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