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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思想研究:印顺导师与玄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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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思想研究:印顺导师与玄奘大师

   印顺导师与玄奘大师

  开仁法师:

  请老师介绍两位大师的历史背景。

  黄运喜教授:

  玄奘大师生于公元七世纪,生平跨越隋、唐两个朝代。其所出生的年代,政局刚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佛教思想的传播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所翻译或传播的经典,各有所长,依汤用彤所言,南方擅长“般若”,北方擅长“禅”,这也反应出当时南方人“温柔婉约”与北方人“质朴刚毅”的特色。由于中古时代政治上南北分立的结果,造成佛学学风的不同,故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是南辕北辙,尤其是在“佛性”的问题上,就有“众生皆有佛性,均可成佛”与“一阐提(不具善根的人)不具佛性,不能成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回到长安后的玄奘,面对“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之适从。”的情境“乃誓由西方以问其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1即为正本清源,在武德九年(626)在长安兴善寺,拜访来自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时,可能因向他咨询积疑,因知那烂陀寺讲学盛况,与戒贤论师才学,而决定前往印度求法取经。

  印顺导师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生长于世局纷乱的民国,前半生经历北伐、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大型兵刀劫难,只有到台湾来后,才有较为安定的日子可过。导师成长时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最衰微的时代,此因佛教长期的积弱不振,又经清朝白莲教之乱、太平天国之乱的打击,以及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北伐时破除迷信运动,以及长期的战乱所造成。幸运的是,清末庙产兴学也促进了佛教僧伽教育的兴起,尤其是杨仁山在南京培育出太虚大师及欧阳竟无两位佛学大师,让僧俗两界研究佛学有了起头,日后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在佛学义理上的良性竞争与问难,以及太虚大师对于佛法的判摄,都提供了导师的问题意识,让导师有深入研究的机缘。

  开仁法师:

  请老师分析两位大师的思想特质。

  黄运喜教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明,我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并不在行,只能粗略的回答这个问题。

  玄奘大师所处的时代,正当印度佛教史上唯识思想最发达的时代,唯识早期经典的翻译,以真谛三藏为主,但因其所翻译的经论不全,且译文不如鸠摩罗什的翻译来的顺畅典雅,虽然如此,唯识思想的缜密,结构的严谨,且对心理细微的作用都有深刻的体认,对于禅修也很有帮助,故吸引当时佛教界的投入研究,玄奘大师虽然不排斥中观理论,也翻译了许多相关的经典,但其对唯识确实是情有独钟,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无论是“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三身论”等,都是弘扬唯识的著作,在其翻译经典中,他最得意且用力最多的,也是一系列唯识的经论。

  印公导师所处的时代,适逢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系的思想最盛行,鬼神化、梵天化的信仰,已偏离佛教的本怀,导师期望正本清源,在其深观广行的一生中,对大乘佛法精华的性空唯名、虚妄唯识思想均大力阐发,对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则提出批判。虽然如此,导师并不以一宗一派自居,在深入经藏后,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

  开仁法师:

  请老师谈谈两位大师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

  黄运喜教授:

  玄奘大师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成长到出家、受戒、国内弘传为第一个阶段;西行求法到学成归国为第二个阶段;回国后专心翻译经典到圆寂为第三个阶段。对于佛教的贡献与影响是在第二与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的西行求法,除树立艰毅卓绝的榜样外,《大唐西域记》是中亚伊斯兰教兴起前一个世纪唯一的纪录,新疆、中亚、中东、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因这本书而充实历史,考古遗址因这本书而得以确定,同时也大量传递中亚、印度等异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造成唐代传奇小说故事模彷的现象。第三阶段的贡献在翻译经典与培育后进,玄奘翻译了75部1335卷的经典,译作量多质精,可说无出其右者。与翻译经典同步进行的是培育后进,因为古代译场本身就是学校,玄奘大师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则为助理、后学门生等讲授新译经典大义,致大乘瑜伽行派法门盛于一时,尤其是以窥基(大乘基)之学为最,开创日后慈恩宗(法相宗)。其他门徒中有名于后世者亦多,如道宣、怀素之于四分律,分别开创南山、东塔二系传承,道世撰有《法苑珠林》,玄应的音义学,彦琮、慧立均因著作留名。此外,新罗、日本入唐求法僧中在奘师门下受业者亦不乏其人,如新罗圆测、元晓;日本道昭、智通、智达等人。其中圆测学印度安慧系统之学,与窥基之护法、戒贤系统不同,道昭则在归国后,开创日本法相宗。

  印公导师出家后,或许也可分成三个阶段:从出家、受戒、参学、闭关阅藏为第一阶段;出关后亲近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法王佛学院、奉化雪窦寺,一直到避难香港为第二阶段;来台定居著作讲学,一直到圆寂为第三阶段。对于佛教的贡献与影响也是在第二与第三阶段,这两个阶段虽时局因缘不同,但导师著作与讲学的两大主轴,一直未改变,在其一生中,作品达600余万字,量多质精,可媲美玄奘大师的翻译功业。在思想上,无论是早期的大乘三系,还是后来的人间佛教思想,都是引领风骚,对佛教界思想产生重大的改变,尤其是人间佛教,目前是佛教思想的主流,造就佛教的兴盛与繁荣。

  开仁法师:

  拿两位大师来作比较有何意义可言?

  黄运喜教授:

  之所以拿两位大师作比较,除见贤思齐外,最主要的用意是检验常听到的一句话:“导师是玄奘以来第一人”,这句话的原创人为蓝吉富教授,也符合一般学者的初步印象,但这句话到底可信度如何?还是需要加以检测。在玄奘之后的历代僧侣,大都为一宗一派的祖师大德,无论著作、僧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导师相提并论,自不足称他们是“玄奘以来第一人”。不过讲到这里,要先将太虚大师排除在外,因太虚大师与印公导师两人还可再做进一步比较,检测谁有资格被称为“玄奘以来第一人”。只有经过实际检测所得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各界的质疑,所以我们会拿这两位大师来作比较。

  开仁法师:

  面对两位大师的特长,我们还能做什么?

  黄运喜教授:

  两位大师虽然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但所面临的都是一个“革故鼎新”时代,玄奘大师出家在隋朝末年,当时国家统一不久,原来南朝(南方)与北朝(北方)所留下来的佛学思想须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与会通,才能放出灿烂的火花,开创更雍容璨丽的格局,玄奘大师在成都受戒后,曾下江陵、至吴会,经相州、定州等地,寻师问道,咨决所疑。他对当时佛教界,发现每位法师对佛法的见解不一,其中虽各有所专,仍不免与圣典有所出入;到底谁是谁非,孰正孰邪,实在难以取舍。再说佛陀说法四十几年,所演经论何止百千,但由梵文译成华语的毕竟不多;况且华梵翻译之间,错误在所难免;加上中印交通不便,往返不易,中途散失或残缺不全,以致产生经文不连接的所在多有,想要冰释群疑,辨别真伪,使中国的佛法更加完善,奘师认为只有精通梵文,亲赴印度取经不可,于是便发愿西游取经,以释疑惑。回国后,以翻译代替著作,将印度佛教最新、最缜密的著作介绍给国人。

  导师出生于清朝末年列强侵略中国,传统士人欲奋发图强的变法维新,不幸产生“庙产兴学”的时代,此后中国佛教历经民国初年的新思潮输入,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与日后的非宗教同盟、破除迷信运动等一连串的蹂躏,佛教已奄奄一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开始的八年抗战,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让佛教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综观导师的前半生,几乎是在时代的夹缝中喘息与生存,历炼出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个性,并以一己的力量阅藏、讲学、著书,蓄积日后佛教否极泰来,由剥转复的能量。来台定居后,导师经历一段不为人知的孤寂岁月,遭受思想上的迫害,然终有云开雾散的一日。大约从民国五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在福慧僧团外的一些青年学子开始注意到导师的著作,亲聆教诲,从而得到法味,成为日后佛学研究的中坚。六十年代以后,导师的影响力日增,引导无数学子走向佛学研究的坦途。在同时期,因慈济功德会的成就,触发社会大众的善根,在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启发下,重现中古时代佛教从事的许多社会福祉事业,也为人间佛教理念的落实,提供很好的背景。

  佛教重视缘起,深知时节因缘的重要性,历史无法复制,因每段时期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研究两位大师的功业,除见贤思齐外,可以效法他们的深观广行,在悲苦的人世间,为佛教、为众生的努力。现在台湾佛教已累积相当的能量,但不知该往那一个方向走,尤其是在走过六、七十年代翻修寺庙,八十年代兴办大学风潮之后,九十年代的台湾佛教出路在那里?如以前佛陀在世时建立僧寺分离、六和共住的清净僧团,后来因种种时节因缘,而有各种变通的制度,并由极力摆脱官署干扰的丛林制度,走向以“剃统”为主的子孙庙制度,以致到今日,有许多人认为寺产壮大就是僧团发展。在传法上,也从开悟后师父印证交付的象征物,改为交付俗家族谱式的师承系统,而不再印证徒弟的悟境。目前台湾的富裕与宗教自由的程度,为亘古以来未曾有,正是检讨旧有制度,去芜存菁,建立如律如法的各种制度时期,面对两位大师的特长,我们还能做的事情可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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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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