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续·我的佛教观 十 “三武一宗之难”与民众

　　战争时期对佛教的镇压

　　野　崎　我们的对话从进入第三部到现在为止，主要以法华经的流布为重点，谈论了从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公元前后开始，一直到妙乐大师再兴天台教义的８世纪，长达七八百年的中国佛教的历史。

　　现在想稍微改变一下考察的角度，谈一谈一般所谓“三武一宗之难”的佛教受难历史，从中探讨一下佛教在民众的生命大地上扎根的过程。另外还想通过这些来探讨一下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与佛教的关系、或者说王法与佛法的关系。

　　松　本　关于所谓“三武一宗之难”，如冢本善隆先生已有详细的研究。我们的对话可参照这些研究，首先介绍一下史实。

　　首先说一说“三武”，这是指北魏［北魏(３８６－５３４)，是游牧的鲜卑族在华北建立的王朝。第三代太武帝时结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统一了江北(４３９年)。后来分裂为东魏和北魏，采取与中国文化同化的政策。太武帝时代对佛教进行镇压。］太武帝的废佛、北周［北周(５５７－５８１)，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国家之一，由宇文氏继承西魏而建立。武帝时灭继承东魏的北齐，统一了华北。后为隋文帝所灭。在制度上很多方面同南朝、北齐不同，保持很多北方民族的风俗。］武帝的废佛以及唐武宗的大规模淘汰佛教，佛教徒称之为“三武之难”。

　　池　田　当然，除此之外，佛教徒还受过许多法难。但中国的佛教徒在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镇压，在这三个皇帝的时代最为显著。

　　中国的皇帝一般都根据其政治和人品特质在死后给予谥号。这三个人的谥号都表明他们是武断的皇帝。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方面不是文治，而是以武力去征服周围的国家。

　　不只是中国的皇帝，一般战争时期的统治者都排斥外来思想，重视该国的传统思想，企图以此来唤起民族意识，用这种办法来把国内带进战时体制。我们需要很好地了解这种倾向和时代背景。

　　松　本　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三武法难”期间，加强镇压体制都是和实行战时体制同时进行的。

　　例如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时代，于公元４２５年进攻了陕西地方。同年在帝都建造了道教的寺庙——天师道坛。太武帝接着于４２９年征讨蠕蠕族［蠕蠕族，４世纪中期至６世纪中期统治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经常入侵北魏的北边地区，与北魏对立。５世纪后期，征服塔里木盆地各国，势力强大。由于同中国交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宗教以萨满教为主，也有佛教。］，４３９年攻陷甘肃地方，不断地发兵侵略，企图实现统一华北的野心。在这期间发出“州、镇皆立道坛，各置修道者一百人”的布告，可以说是要把道教变成国教。

　　野　崎　与这些动向相呼应，４３８年发出诏令，强制５０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正月，太武帝为征讨陕西发生的叛乱，进兵长安。同年三月，终于发出宣布废佛的诏书。

　　据这个诏书所说，今后造佛像者要一门诛杀，地方长官要把寺塔、佛像、胡经通通击破焚烧，沙门不问长幼，全部坑杀。镇压非常彻底。

　　池　田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实际上已派出军队，烧毁寺庙，大肆掠夺，强制僧尼全部还俗，对逃匿者进行追捕，枭首示众，“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彻底实行了极其严厉的废佛政策。其结果，据说在北魏境内没有一座寺庙，看不到一个僧侣。

　　那么，为什么推行了这样彻底的废佛政策呢？第一，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佛教的出家人在他们的眼中都是“逃避兵役”的非生产者集团。刚才所举的例子说，首先令５０岁以下的沙门还俗，恢复为壮丁。由此也可以大体觉察出其原因。也就是说，在战争时期，这些读诵经文、宣说异国教义的佛教徒，已经被看作好像是“高等游民”。

　　野　崎　是这样的。在“三武法难”中，这一点最明显的，看来还是第二次北周武帝的废佛。

　　北周武帝于公元５６０年、１８岁时即位。他为了征伐分割北方的北齐［北齐(５５０－５７７)，中国南北朝时代，高氏纂夺东魏建立的国家，后被北周武帝所灭。北方民族出身的武人大多轻视汉族，但在制度上与北魏没有多大差别。］，早就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武帝亲自带头练武，整顿军备，激扬士气。

　　在这一过程中，于建德三年(５７４年)五月十七日发出俱废佛道二教的诏书。据记载说。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寺院全部毁坏，扫地以尽，将佛像溶化，经典烧毁，令３００万僧徒还俗，复归为军民。接着于第二年七月，武帝召集大将军以下军官，宣告征伐北齐，发出宣战诏书，大举涌入北齐。

　　松　本　这次废佛的特征，如刚才所说，不章是废除佛教，也废除包括道教在内的所有宗教。

　　池　田　收集用铜铸造的佛像，当作铸造新钱的材料。这一点与战争期间的日本有共同的之处。当时日本也准备收集全国各个寺院的梵钟，用于生产兵器。可以认为，镇压佛教徒，令其还俗，是要建立举国一致的非常时期体制。这是动员全国力量来争取战争胜利的所谓临战体制的一个环节。

　　野　崎　北周武帝废佛还不仅仅如此，第二年——５７６年底击溃了敌军，５７７年正月攻陷北齐首都邺，立即对北齐整个佛教界下达彻底废除教团的严厉命令，在北齐也实行了废佛。

　　当时是所谓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后期。江南佛教界有天台智顗在活跃。北方唯有北齐佛教极其昌盛，所以要把它彻底废除。据说由于北周武帝的废佛，佛教从北中国一带彻底消失了。

　　废佛政策的背景

　　池　田　看中国镇压佛教的历史，要注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废佛是同儒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角逐的结果。比如说，在任何一次废佛中，都必定有道教或儒家的实力人物成为皇帝的亲信，给皇帝“出谋划策”，劝其实行废佛政策。

　　在考虑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下面是否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一看“三武一宗之难”。当然，并不一定都是采取同样的方式……

　　松　本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确实也可以说是同儒教、道教等传统思想有时对立、有时共存不断反复的历史。概而言之，儒、佛、道三教长期当然还是处于共存关系。只是偶尔具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偏信儒教或道教时，首先镇压外来思想佛教，采取彻底的废佛政策。

　　野　崎　就“三武法难”来看这种关系。首先，北魏太武帝是热心的道教信奉者。刚才已经谈过，他在帝都建造天师道坛，在全国各处行政区建造官立的道教寺院，把道教变成了国教。

　　松　本　不过，太武帝最初还是容认佛教的。他刚即位时，甚至亲自出席四月八日的“行缘”仪式，举行散花活动。原因是当时中国北方一带佛教极其隆盛，被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太武帝出身于游牧民族，不得不容认民众的宗教信仰。

　　太武帝的身边有一个极其厌恶佛教的汉人学者崔浩。他很快当上了宰相，把一个名叫寇谦之的道士推荐给太武实，奉为“天师”。问题由这时产生的。他们两人劝太武帝信奉了道教，通过种种的策划，让太武帝施行了排佛政治。

　　池　田　这个叫寇谦之的道士看来是一个相当可疑的人物。据说他在洞中修行的时候，有着经常感受到天神启示、授以道书６０卷之类令人有点难以置信的事。崔浩利用他，也不会是正派的人。据说太武帝最初还半信半疑，由于崔浩多次反复推荐，不知不觉地也就信了。

　　总之，其结果是废佛，北魏一时强大起来，但最后崔浩仍被处死，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当权力达到顶点时，魔就会不知不觉地侵入进来。录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自己很快也会毁灭。有必要知道这样的历史教训。

　　松　本　在下面的北周武帝的废佛中，来自四川的卫元嵩这个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周本是鲜卑族［鲜卑族，北亚的游牧民族，属土耳其民族系统。自古以来就和匈奴一起不断侵入中国。４世纪初西晋时入侵华北，对以后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代的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也是由鲜卑各氏族组成的。］的宇文氏在长安建立的国家。以“周”为国号，可见是要仿效古代建都长安的周文王、武王的仁政，将以儒教为根本的政治当作理想。北周武帝即位后，聘请儒学家为政治顾问，企图以儒家的礼典来治国。

　　公元５６７年，武帝２５岁时，有一个言行奇特、名叫卫元嵩的僧人上奏，说以前所有的寺院、僧侣都不是信奉真正的佛教，应当全部废除，建造一个以国家为寺院的“平延大寺”。奏文中还说“即周主是如来。”他似乎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物。

　　池　田　不过，这个奏文后来之所以被利用，不能说当时佛教界方面没有责任。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建造了过大的的寺院，许多僧尼通过僧官以求荣达，不能完整地读诵佛典，教团拥有“治外法权”。而且最初武帝为使儒、佛、道三教调和，曾召集三教的学者会谈。其中尤其佛僧和道士互相仇视憎恶。应当认为这是后来废除佛、道二教的原因。

　　但仅仅如此，也许还不能成为采取那样残酷的废佛政策的根据和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要建立刚才所谈的国家临战体制，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叫张宾的道士，利用卫元嵩的奏文，大搞政治阴谋，结果终于刮起了历史性的废佛风暴。

　　野　崎　唐武宗废佛的第三个情况是，由于前面所谈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加重，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称之为佛教大淘汰。而且唐代已到末期，由于接连的战乱，佛教方面也削弱了再兴的力量……

　　松　本　这次废佛称作“会昌之难”，是由公元８４０年即位的唐武帝推行的。会昌五年(８４５年)八月，武宗发出淘汰佛教的诏书，实行毁灭性的大规模的废佛。这次废佛的特征不是一举镇压，而是有计划地一步一步推进的。

　　武宗在即位以前就重视道教。前面已经谈过，据说这是由于唐室的祖先是出自李氏，与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同姓。可是，这时佛教极其隆盛，远远超过了唐祖的宗教道教。所以武宗一开始只在个人信仰方面排斥佛教。即位以后，才用政治权力把它扩大为全国规模的废佛政策。

　　池　田　这次废佛也有一个名叫赵归真的道士进入宫中，暗中活动，同通过党派派争而登上宰相宝座的李德裕互相勾结，推进废佛政策。据说在宫中开设道教的修行道场，举行斋会修法。另外据说还在宫中举行过佛僧和道士的教义答辩。武宗早已是热心的道教信奉者。在他的面前，佛教当然不可能取胜。

　　另外还不能忘记，在唐武宗的时代，由于回纥族［回纥族(Uyghur)，最初居住蒙古高原、后迁居士耳其斯坦方面的土其耳系民族。８世纪中期建国以前，交替归服于从蒙古高原统治土耳其斯坦一带的突厥和中国。９世纪中期由于吉尔吉斯族的侵入而亡国，很多部族灭亡。迁居土耳其斯的部族建立了横跨天山南北的王国，接受东西方各种文化，发展了独特的文化。］经常从北方入侵，已经实行战时体制。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才在８４２年发布僧尼清理令，命令把拥有钱财、米谷、田地、庄园的僧尼纳入税户。第二年将新出家的僧人全部抓捕，３００余人送往长安处死。最后把铜佛等铜制品用作铸造新钱，铁佛制作农具，金、银、黄铜等全部收入国库。可见完全是战时经济。

　　野　崎　不过，对于佛教徒来说，不幸中万幸的是，这位武宗是个短命鬼。武帝在发出废佛诏的第二年(８４６年)三月，仅３３岁时就驾崩，继位的宣宗立即着手恢复佛教的工作。

　　顺便说一下，据说道士刘玄靖、赵归真等１２人均因唆使武宗废佛罪而被诛死。

　　松　本　最后所谓的“一宗法难”是公元９５５年五代的后周［后周(９５１－９６０)，在唐朝灭亡(９０７年)至９６０年宋朝成立、统一全国的期间，中国分裂成许多国家。这一时代称作五代十国。后周是五代最后的一个王朝。第二代世宗时是全盛时期。世宗死后第二年，由于契丹入侵，军队叛变，成立了宋朝。］世宗施加于佛教的。一般认为这次法难是企图以政治权力来清理、整顿、合并教团。其目的的不是像“三武法难”那样彻底废佛，而是要把教团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

　　野　崎　不过，问题是不承认私度僧，仅在西京和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设置戒坛，出家受戒者都必须在官府的监督下进行。另外还禁止夜间法会，禁止创立一切新的寺院，废除无敕额的寺院，私寺一律并入有额寺院。

　　池　田　总而言之，是要佛教一切都归于国家的统制之下。对于佛教徒来说，之所以把它列为“法难”之一，一定是由于感到活动的手脚受到了束缚。也可以说是要把佛法纳入“王法”的框架之内。

　　不过，到了这个时期，总的令人感到中国的佛教已趋于衰退。佛法已流于世法，寺院和教团已成为隐匿财产、逃避税役的场所，丧失了真正的求道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己招惹的。

　　野　崎　详细情况不太了解。在以前的“三武法难”时，难后必定有佛教的复兴。即使在废佛的高潮中，也会出现向皇帝诤谏的僧人和无数的殉教者。特别是在北周武帝废佛的时候，佛教徒都勇敢地向法难挑战。

　　把这种情况同这次“一宗法难”相比较，看来在佛教徒方面也有着自己主观方面的问题。

　　中国佛教的特质

　　松　本　在第一次北魏太武帝废佛的时候，也有过反抗镇压的佛教徒。从这些情况来看，也令人感到中国佛教扎根之深。

　　比如说，太武帝于４５２年驾崩，十月即位的北魏高宗在两个月后即发出复兴佛教的诏书。这应该看作是在废佛期间、潜伏于民间长达７年的佛教徒，立即掀起了狂热的复兴运动的结果。到北魏末年，佛教已经复兴成为据云有僧尼大众２００万、佛寺３万有余的大教团。

　　池　田　俗话说：“雨打地皮固。”北魏武帝的废佛反而促进了佛教徒的觉醒，带来了佛教的隆盛。——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实际上教团以前也有着腐败、堕落的一面，通过遭受镇压而重新站立起来，反过来把这当作争取今后发展的警戒。

　　野　崎　饶有趣味的是，在复兴佛教的诏书下达之后，北魏盛行起雕塑佛像。从留存到今天的大同云岗大石窟来看，这是当作规模宏大的事业来进行的。这是由被委任为沙门统的昙曜［昙曜，生卒年月不详。５世纪北魏人。在北魏太武帝镇压佛教时，并未还俗。后来文成帝恢复佛教时，任命为沙门统。在武周山谷的石壁上开凿５处石窟寺院，为云岗石窟最早的雏形。译出《净土三昧经》、《付法藏传》等。］，上奏文成帝，获得开凿的许可，可以说是作为国家的事业而开始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在巨大的石窟里雕塑佛像，即使将来朝廷再采取废佛政策，民众还可以与佛结缘。

　　池　田　也许确实认为有形的东西比无形的东西更能留传后世。因为太武帝的废佛是那样地彻底，可以想象佛教徒会痛感到一种佛教很可能从中国的大地上根绝的危机。从那以后，中国已经出现了“末法思想”。

　　松　本　据说从文化史意义上说，由于受西域地方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已经建造了敦煌的石窟，所以开凿了云岗的石窟，接着在孝文帝的时代又开凿了龙门的石窟。不过，作为更根本性的动机，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所谈的，重要的原因还是佛教徒自我思想的转变，或者说是由于废佛而产生的觉醒。

　　另外，野崎君刚才也已经指出，在第二次周武帝废佛之后，武帝一死立即恢复了佛教。５８１年隋一建立，立即发出复兴佛、道二教的诏书。尤其隋文帝自己就是热心的信奉者，他振兴了江南的天台教义，也使北方的佛教界获得了恢复。所谓隋唐的佛教全盛时代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由于佛教界以北周武帝废佛的法难为动力，由此而兴起了一种革新的趋势。

　　野　崎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把后周世宗的大淘汰同以前的“三武之难”相比较时，之所以感到佛教徒对待“难”的态度不同，正是与这一点有关。

　　在后周统治着北方的黄河流域时，江南的吴越［吴越(９０７－９７８)，五代十国之一，为钱镠以江南的杭州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９７８年投降宋朝。钱氏一族皈依佛教，忠懿王钱俶时铸造宝塔八万四千座。虽是小国，但文化发达。曾与契丹、高丽通交，贸易商船曾来过日本。］和南唐［南唐(９３７－９７５)，五代十国之一。吴齐王徐知诰建立的国家。定都金陵(现在的南京)。９７５年后主李煜时降宋。在书画文艺等方面，继承了唐文化，并有发展，对后世的文化有影响。］都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政策。例如９５５年吴越铸造了八万四千广宝塔。而同年南唐被后周攻灭，这里也采取了淘汰佛教的政策。

　　１０世纪前后的佛教，已经表现出依靠政治权力的保护才能勉强生存的一面，和彻底被卷进连绵不断的战乱的弱点，令人感到已经丧失了过去反抗“三武废佛”法难的那种要复兴佛教的劲头……

　　池　田　是这样的。受难而产生许多牺牲者，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必须要有经受诸难的觉悟。特别是前面所谈的“三武一宗之难”，本来就是王法带来的难。但仍然有许多佛教徒对此毫无畏惧，勇敢地进行挑战，坚决维护了自己的信仰。而且在废佛之后，立即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这种对待信仰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把它当作历史的教训。

　　通过这几次以“三武一宗之难”为代表的法难，中国的佛教由中央政界传到各个地方，传到民众之中。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质正表现在这里。

　　当然，中国的皇帝自古以来就具有绝对的权力。但佛教并不是通过这种国家权力来弘传的。尽管其中也有热心崇佛的皇帝。但仅靠他们也只能为宫中一部分人所信仰，还不能真正彻底成为民众的佛法。毋宁说经历过王法的镇压和废佛的考验，佛教才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

　　松　本　在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时代，由于被卷进战乱和废佛的风暴，确实有许多佛教徒丧失了性命。但这时也有许多人转向江南弘法，并进一步深入到四川省和西部内地，结果使佛教渗透到全中国。如江南佛教的隆盛，以及被当作独特的民众佛教而受人注目的三阶教［三阶教，隋代真寂寺信行开创，在隋、唐、宋约４００年间弘传的佛教的一派。认为佛灭１５００年以后(第三阶)是末法，与佛灭后５００年(第一阶)及接着的１０００年(第二阶)不同，因而经不必分高低深浅，不立价值体系，对经对佛都不必选择。兴办社会事业，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而获得势力。隋唐时代遭到禁止和镇压。］等，我觉得都和北魏、北周的废佛不是没有关系的。

　　野　崎　虽然同称为“武帝”，也出现过像梁武帝［梁武帝(４６４－５４９)，南朝梁第一代皇帝５０２－５４９年在位。南朝盛行恐怖政治，梁武帝难得地以宽容政治为宗旨。在位后斯特别倾倒于佛教，亲自著述佛教教义，建造同泰寺等许多寺院佛塔。南朝佛教在这一时期最兴盛。］那样热心崇佛的皇帝。在他的时代，江南的佛教极为隆盛。不过也有人认为，也是由于在北朝受到镇压的佛教徒，大多逃到南方定居的结果。

　　池　田　关于梁武帝，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应当稍微详细地讨论。不过，前面我反复强调过，如果能始终站在从民众方面来理解佛教史的观点上，就会看出佛教由于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反而会产生弊害。例如光宅寺的光云和开善寺的智藏、庄严寺的僧旻［僧旻(４６７－５２７)，梁代三大法师之一。俗姓孙，吴郡人。七岁出家，后住庄严寺，故称庄严寺僧旻。以讲说成实证而著名，深受梁武的尊崇。著有《论疏杂集》、《四声指归》等。］，被人称为“梁朝三大法师”。据说他们经常出入宫廷，和梁武帝一起研究佛教。后来天台大师严厉地批评了法云，这恐怕也是由于他的这种迎合国家权力的态度吧。

　　松　本　梁武帝被人称为“皇帝菩萨”。据说天监十六年(５１７年)他令天下的道士全都还俗，致使梁朝的许多道士逃亡北齐。以前由于北魏太武帝的废佛，致使佛教徒逃往江南。这次是道士逃往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池　田　这也是梁武帝把佛教国教化所带来的一种弊害。据说他不仅自己受了菩萨戒，还让皇太子以下４８０００人受了戒。其实其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由于衷心信奉佛教而这么做的，令人甚为怀疑。信仰这东西，不是由于权力的强制而产生的，它完全是由于主动自发的主体意志才能受持的。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是真正的信仰，也不可能弘传到民众之中去。

　　野　崎　西顺藏先生也曾经指出过，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经传入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宗教。而其中最持续并在广泛的阶层中扎根的，就是佛教。如聂斯脱利教派［聂斯脱利教派，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代(６３１)年由波斯人阿罗本传入中国，称作“景教”。传教士曾把教义经籍译成汉文，企图从教义上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妥协。但８４５年唐武宗废佛时，和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一起蒙难。以后从中国消失。］、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乃至耶稣会［耶稣会，属天主教会的一个男子修道会。１５４０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纳创立。传教士利玛窦继承在东亚进行传教活动的方济各的遗志，在中国进行传教。并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欧，为西欧中国学的肇始。由于其传教方针重视中国的传统思想，被罗马教皇否定，随着耶稣会的解散而停止了传教活动。］的基督教都传入了中国。但就其对中国思想的长期影响来说，其他的外来思想都不可能同佛教匹敌。

　　池　田　我们概观了过去中国佛教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西顺先生指出的这一点确实很尖锐。佛教最初是作为异国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在宫廷和贵族之间当作一种异国情趣而受到欢迎，然后才从士大夫渗透到民众之中，广泛地扎下了根。于是和儒教、道教等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中国独特的佛教。与其说它是印度传来的佛教，不如说它早已成为为中国的民众所信奉、活在人们生命深处的佛教，完全是中国的佛教。

　　它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又经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变成了所谓传到三国的佛教。这个为广阔的亚洲大陆及其周围各国所信仰的佛教，现在已成为世界宗教之一。在它的历史中，中国的佛教及其信仰者所起的作用，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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