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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期刊文章选读: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情谊(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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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情谊(慎独)

   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情谊

  慎独

  弘一大师(1880—1942年)是现代著名高僧,南山律的弘传者。同时,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现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弘一大师像慈父一样关心自己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了父子般的情谊。即使在弘一大师出家之后,他的学生与他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有许多学生受到他的影响,信仰了佛教。下面我就对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情谊作简要的介绍。

  说起丰子恺,教内外的人士无所不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散文家,

  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弘一大师学习绘画和音乐。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翻译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

  《近世十大音乐家》、

  《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丰子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暗中仍从事写作、绘画、翻译等自己喜爱的工作。1975年4月回故乡探访,9月在上海逝世。

  1914年丰子恺在杭州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师从弘一大师学习音乐和绘画。在跟随弘一大师学画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丰子恺在浙江一师学习非常认真,在美术上进步很快,他的每一点进步,弘一大师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有一天晚上,他到弘一大师的房里去汇报学习情况,当汇报完毕正要退出时,弘一大师叫住了他,并用很轻但极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

  “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聪明的丰子恺明白了老师的意图,他在引日话》一文中认为:“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最敬佩的先生之一。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果然,丰子恺大变方向了。对此,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有一段神秘而又自我庆幸的谈话:

  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此时的丰子恺,对自己的老师尊敬有加。他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弘一大师:

  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

  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夏丐尊先生曾经说:

  “李先生的教师,是有后光的。”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怎不教人崇敬呢?而我的崇敬他,更甚于他人。

  1918年秋,弘一大师辞去浙江一师的工作到杭州虎跑寺出家,号演音,字弘一。弘一的出家对丰子恺思想的影响很大。丰子恺也自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11月,弘一大师来到上海,在丰子恺家里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对丰子恺来说十分难得,丰子恺与弘一大师朝夕相处,其乐融融。丰子恺在《缘》一文中描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每天晚上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由于丰子恺受到弘一大师人格魅力的熏染,以及从弘一大师那里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便在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日丰子恺生日这天,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弘一大师为丰子恺取法名“婴行”。弘一大师赴闽后不久,丰子恺便在故乡石门湾建起了缘缘堂。抗战爆发后,丰子恺不得已弃堂避寇内地,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逃难生活。丰子恺虽然率领一家老小逃难内地,但他仍记挂着弘一大师。1938年7月初,他在桂林写了一封信给远在福建的弘一大师,希望大师能够来内地与自己一起生活。弘一大师收到此信后,虽为丰子恺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但他仍决定留在闽南。他给丰子恺的回信中说道:“朽人年来已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

  丰子恺跟从弘一大师皈依佛门之后,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与弘一法师合作,创作《护生画集》。由丰子恺绘画,弘一法师题字,共50幅,有庆生之意。十年后,丰子恺又创作了《护生画集续集》共六十幅画,这是为祝贺弘一法师六十岁生日而作。弘一法师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对恩师所寄予希望的护生画册,丰子恺虽然很乐意去做,但是,他担心自己可能活不到弘一大师百岁之时。若冒然许诺,又完不成任务,就有违师约。鉴于这种考虑,丰子恺对弘一大师的承诺是: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为了这句承诺,丰子恺将大量时间都花费在创作《护生画集》上。岂料世事无常,风云突变。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终年63岁。大师临终托书,希望自己的两位朋友帮助丰子恺完成此遗愿。没想到几年后,这两位朋友也先后离世。一个40年的约定,只剩得丰子恺一人艰难支撑。中间历经文革,一个扫荡一切的年代,生存尚不能保证,如何绘书?此时人人岌岌自危,就算画成,谁来题词,又如何出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丰子恺唯一抱着“为报师恩,为践前约”的信念,无论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他都没有中断自己的创作。最后终于在自己有生之年,将剩余的4册书,共340幅画圆满完成。第4册在1973年定稿,他实践了自己“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后,于1975年溘然长逝。

  丰子恺对弘一大师无比尊敬,在弘一大师圆寂后,他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弘一大师。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在泉州圆寂。丰子恺收到电报后,悲伤地沉默了几十分钟。然后,他发了一个愿,为弘一大师画像一百幅。这回画弘一大师像,他自认是心最诚而情最切的。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

  “这些画,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

  对于弘一大师的西逝,丰子恺始终是很理智的。他没有立即写文悼念,也没有为之发起、主持过任何形式的追悼大会。只是在1943年3月写了那篇《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在这篇文章中,丰子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这样的解释: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么?但我自以为不是。我敬爱弘一法师,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料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巳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又过了四年,在这期间,丰子恺仍然没有就弘一大师再写过什么文字。一直到1947年,福建的刘绵松居士编辑《弘一大师全集》时,丰子恺才因其词意非常诚恳而写了不足千字的短序。按理,为弘一大师的全集写序,总该详细谈他与弘一大师的因缘了,但是丰子恺仍然不愿详谈。他踌躇了很久,方才动笔,勉强来赞一词:

  我崇敬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

  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 ; 七分像“人” ,

  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至于怎样十分像“人”,有这全集表明,不须我再多费词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丰子恺这番话看似抽象笼统,然而细细想来,确实也至情至理。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丰子恺对这位最崇敬的弘一大师一种无以言喻的崇拜。丰子恺所谓十分像“人”的人,是一种具有不趋炎附势的,对理想、事业始终如一且具有一种清高至洁、温柔敦厚的品性的人。在这方面,弘一大师是最好的典范,或许还有更多无可形容的超人品格与脱俗超凡之处。这种品格,令丰子恺这样一位行文遣词的高手也难以明言。这才使他干脆免去一切多余的解释,以一个最像“人”的人来涵括一切了。

  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因缘实在是太深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对弘一大师的评价。1948年11月他在厦门的时候,曾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便提出了所谓的“三层楼喻”:

  他是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 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

  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自从丰子恺提出“三层楼喻”后,他笔下关于弘一大师的文字就多起来了。许多文章为后人研究弘一大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49年6月20日,他为《前尘影事集》作序。1957年,他编了《弘一大师歌曲集》。1962年又编了《弘一大师遗墨》,1964年整理当年夏丐尊编的《李息翁临古法书》成《弘一大师遗墨》的续集,等等。1949年后,丰子恺曾一度为在杭州建弘一大师纪念塔而努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54年1月与友人一起在杭州虎跑后山立起了弘一大师舍利塔。

  在丰子恺的心目中,弘一大师是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他不仅教音乐、绘画,还教做人。在他学习期间,弘一经常表扬他、开导他、鼓励他,还从多方面培养和熏染他。当时,西洋艺术理论多从日本介绍到中国来,为了让丰子恺掌握西洋艺术,弘一大师就单独教授丰子恺日文。在弘一那里,丰子恺学会了写生画法,为之深深着迷,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更重要的是,他在弘一大师身上学了许多可贵的精神:弘一大师是个顶认真的人,丰子恺做任何事也一丝不苟;弘一大师注重人格修养,认为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一生都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且认为“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弘一大师皈依佛教,慈悲为怀,丰子恺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画中,不仅对人,就连对小猫小鸟,柳枝梅花都充满了温柔。中年以后,丰子恺也皈依佛教,取法名婴行,并从此茹素。可以说,弘一大师的一言一行,对丰子恺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丰子恺对弘一大师怀有深厚情感的原因。

  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等学生之间情同父子。他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他以自己的嘉德懿行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的学生在他的培养和教育下不仅学业有成,而且都成为人格高尚,知恩图报的文化名人。弘一大师与学生之间的情谊为后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扶助的和谐关系树立了典范。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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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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