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不同桃李混芳尘——浅谈守培法师的人品与德操(骆海飞)

 　　不同桃李混芳尘——浅谈守培法师的人品与德操

　　骆海飞

　　守培法师是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大德高僧，当之无愧的佛门龙象。守培法师佛学造诣极为深厚，对于佛学义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理贯诸宗，辞流三峡，著述颇丰，叠稿盈架；守培法师多才多艺，诗词、书画、金石，无师而能自通；最令人钦敬与称赞的是守培法师的人品与德操，如同朔风中傲然怒放的一枝寒梅，孤冷而清高，芬芳而恬静。守培法师生于佛教的末法时代，又遭逢乱世，世风不堪，人心不古。在一个淤泥一般污浊的世界里，在一个喧腾躁动的世界里，守培法师没有身陷泥淖而不能自拔，没有随波逐流任意东西，而是以自己坚定的信念，深厚的佛学修为，书写着自己高洁的人品与非凡的德操。

　　“不同桃李混芳尘”，这是守培法师一生的写照，也是守培法师一生苛行奉守的准则。守培法师的人品与德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志存高远，潜心向佛

　　中国僧人的出家以及修行往往负载着很多乃至太多的无可奈何与迫不得已，

　　自古以来，诚心皈依佛门、潜心向佛之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显得犹为可贵。守培法师的出家，虽然与父母早逝、兄嫂薄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守培法师自遁入空门至圆寂的六十余年中，确是身许佛门，潜心修持。出家之后，守培法师未曾受到正规而系统的教育与学习，但是，守培始终怀有高远的志向，以执著与努力，探究佛法深意。守培法师只是在“十一岁入师塾读儒书一年，所读者《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 《大学》、 《中庸》、

　　《论语十篇》，皆能博记于心、默写无讹”，如此而已，从此与学堂再无渊源。光绪三十年守培法师在焦山，听通智法师讲《弥陀疏钞》，听讲三日，不知所云，郁郁而归。由此念念羡慕法师，而亦时时自生惭愧，有“不为法师不足以为出家人之慨”。这件事对守培法师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守培法师从此立志潜心修学，志向高远。事后拟出外参学，因事搁置。光绪末年才有机会出外参学，独往镇江金山，随青权禅师参禅三年，

　　自恨障深根浅，不能深入。参学之心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愈加恳切。

　　宣统三年春，出差至超岸寺襄理戒事时，圆觉禅师授以心印，为临济正宗第四十四世，法名印光，同时命职监院。彼时虽有此遇，法师意不在此，随即别师，肩担步行，朝礼五台。将欲入川朝礼峨眉山，恰辛亥革命爆发，遂至耀州朝香山；后抵长安止卧龙寺；再随然祥大师同往终南山。此处山景清幽，隔绝人世，乃修道之处也。山间九月以后，霜雪连绵，山路阻塞，断绝往来，住山者必须将一冬粮草备齐。守培法师自愿负责筹备粮草等物，待一切置备完毕后，随即放弃各事，专心办道，乃至饮食皆听他人所予，置身于度外，抱定“念佛是谁”四字话头，昼夜修行，心不异缘，眼不交睫，如是者二十余日，内忘身心，外忘世界，

　　“攀缘之心力已尽，幻妄之境界亦转”。此时对于念佛是谁，不成话头，于念唯观念，于佛唯观佛，于是唯观是，于谁唯观谁，各各独立，要想念字与佛字联合，乃至佛字与谁字联合，皆不能够。虽然如此，守培法师仍然清醒地意识到“余以猛力逼拶而至于此，非自然之证入，偶一松懈，缘心复起，境界如常，境随心转，余无疑焉。然此真境，既印入我心田后，永不能忘，而天下老和尚舌头不能瞒我矣”。至此，守培法师向佛之心，没有因为小有所得而志得意满，更未敢浅尝辄止，参学之心更是如饥似渴。

　　“入春以来，山林幽秀，恬养性灵，无以复加，余欲终老此山，朝礼之念已忘”，在同伴同来同往的劝说下，这才弃此念头下山，不久即回镇江。民国四年，守培法师朝礼普陀山，顺至育王寺，听兴慈法师讲《弥陀疏钞》，回忆起光绪三十年听讲《弥陀疏钞》，真是判若两人，

　　“前不解而今解，昔日不解求解而不能得，今日求不解而不能得，解与不解各有得失，须知由不解而求解易，由解而求不解难矣”。自民国初年至民国十年，法师为超岸寺监院及住持等职，民国十年，交位于法嗣春澄，闭关自修，潜心修学。民国十一年，因住持无能，无奈这才出关佐理常住，三年后即民国十四年，交法嗣于晴莲。守培法师如此轻视权位，不仅在于佛学修为之高，更是因为较之于权位，对于佛法的参研，守培法师更有兴趣。自此，法师得闲暇以深入佛学，研究义理，修身养性，同时，相关的佛学论文、佛学著作也如雨后之春笋，源源不断。

　　二、淡泊为怀，宁静平和

　　不论是诸事未谙的小沙弥，不论是位高权重的监院、住持，还是德高望重的高僧，守培法师的一生总以淡泊为怀，过着宁静平和的日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确，对于一个欲念甚重、索取甚多的人来说，若想达至如此之境界，恐怕比登天还难。守培法师从小就能够无心于财物，是以长大后才可以超然于物外。民国十年，守培法师退居，交代账目，账外余九百多元，乃历年所收之香金，为守培法师之所应有，法师亦归之于常住，来时两手空空，去时空空两手，不与不取，惟将此深心以奉尘刹耳。后人不许法师如此，法师曰：

　　“余在小庵住持十多年，亦不论公私之款，悉归常住，今若贪财，岂非反不如初乎!”“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此乃人人皆知的至理名言，而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普天之下，又能几人呢!

　　守培法师的淡泊情怀，又怎会仅仅局限于此呢： “玉山超岸寺，紧接嚣尘，数十年来，

　　‘长安虽闹，我国宴然’，可见其操守之坚、行持之密。又，能诗、能书、能画，虽‘众艺集于一身，而能涵养有素，淡然若忘’，

　　‘如洪钟在架，扣则始发其声，未尝无事自鸣也’”；

　　“老人到金山参学三、四年后，便于宣统三年受镇江玉山超岸寺心印任监院职。在过去人的心目中，苏北出家人到江南参学的目的，大多求在丛林中任个职事，而监院、住持尤为此中之登峰造极者。而老人胸怀亢洁，没有半点流俗尘虑，受职后非特不斤斤于名位之逐，肩担步行，到各方去朝礼名山胜地，参访大善知识，对监院职位，好象就没有这回事似的”；

　　“他与人不同的是：

　　‘不恋名位，不贪利养’。他虽创办过佛学院，但目的只在教育僧才，从未向人表示过某也是我的学僧，某也曾受我栽培。他也曾为超岸寺建造过楼房，整理过寺产，增进常住的收入，但他退居之后，也没有向他的法子提出过若干养老金的要求。

　　‘正其谊，不言其利； 明其志，不计其功’。这两句名言正好用作守老人做事精神的写照”。

　　“名利、富贵于我如浮云”，对于这些过眼烟云，守培法师视之如无物，弃之若草芥。对于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名利、财物又何足道哉!

　　“死，人之所同畏也；惨死，则更非人之所乐闻，而力求其所以避免之者，唯恐不及。反之，则非素有修养而具有大无畏精神者，不足语于此。抗日战争之际，大江南北各大城镇，相继沦陷，大小寺庙也在劫难逃。”“是年中日战争，冬月镇江沦陷，超岸寺僧众及学僧等皆逃难，余思生死有定，岂可逃乎?余不忍轻弃常住，誓死而独守之。”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在那场浩劫中，守培法师与超安寺均幸免于难。

　　“民国二十七年，事定后住持等归来，余职谢焉”(《六十自述》P1073)有人认为，

　　自“唐武则天时，由于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于是，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但，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不论在什么年代，像慧远、玄奘、守培这样的清流，总是以他们的人品与德行昭示和捍卫着佛门清净之地。

　　三、弘法利生，持之以恒

　　守培法师一生的志趣，除了潜心向佛，就是弘法利生。民国以来，科学昌盛，轻慢佛法，鄙视沙门者，不计其数。守培法师认为，

　　“此皆为僧徒行不异俗，佛法不通之故耳。若欲振兴佛法，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人才，非教育不可，因此，乃于(民国)十四年开办佛学社，聘请教师，招集学僧，大小兼收，儒释并学，造佛教青年人才，为将来弘法利生”。玉山佛学社，开江苏僧教育风气之先，其后，竹林、焦山佛学院相继设立，莫不受其影响也。守培法师“平常教学犹为恳挚，对新来诸僧，程度肤浅、复讲羞涩、痴立不肯出门者，必和其貌、缓其词、曲喻旁引，使令开解，德风所被，虽置身旃檀林中，不是过也。如是历十三寒暑，始终维持到底，成就学子颇众”。玉山佛学社“学生以二十名为满额，以超岸寺每年收入，不上三千元，挂单接众，已不敷所出，办学实出于勉力，不挂学堂招牌，亦无片纸只字在外宣传，虚张声势，但自埋头苦干，不求名闻利养，如是十三年未曾稍懈。其中两度南北交争，长江封锁，大炮连天，日事变临头，迫而解散。”””

　　守培法师虽然出于禅宗，却能以教为禅，禅教合一，从而另辟蹊径，广播佛音。法师认为：

　　“临济以棒为禅，德山以喝为禅，赵州以茶为禅，云门以饼为禅，金牛以饭为禅，乃至搬柴运水，迎宾待客，无不是禅，余以教为禅，有何不可乎!迦叶、阿难，皆是禅师也，而结集经藏；马鸣、龙树，皆是禅师也，而宏阐经纶，教何曾有碍于禅乎!须知禅虽别于教，而教不离于禅。余虽讲教，而不著于教，借教以行禅耳。讲教不著手教，故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若舍一切法而求教外别传者，岂但不知禅，亦复不通教也””“，十多年里，守培法师始终勤勉于佛学教育，诲人不倦，锲而不舍，着实令人钦佩。同时，守培法师应各寺庙、居士林之邀请，亦不辞辛劳，辗转颠簸于大江南北，讲经宏法，孜孜不倦。法师自民国十二年夏，开始应镇江定福寺讲《金刚经》及释迦如来应化事迹，至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于玉佛寺讲《维摩诘所说经》止，守培法师宏法二十年，讲经十七座。

　　“观其登座启讲清辩滔滔，义如泉涌，一字一句，皆从真参实悟中来，不落前人窠臼。犹不可及者，于接人之际，心行平等，慈怀坦荡，不惜眉毛拖地，曲尽义蕴”””；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年，在广济庵为恩师(剃度师)待灵期间，由于文化落后、知识贫乏，乡民的信仰复杂而又荒诞：信仰歪门邪道的人不在少数，信仰佛教的人固然很多，但了解佛法的人很少，以为佛教不过是烧香、礼拜、求佛保佑几个动作而已。鉴于此，

　　“守培法师著《宗教真伪论》，开导摄化迷信的乡民和信仰不正的佛徒，又经常利用庵中的香期、佛诞的机会，讲说宗教基本的差别和教理，及佛法的根本旨趣与信行，使得烧香拜佛的乡民，对佛法有一个浅显的了解和认识。因而由迷信归入正信、由外道邪教而转投到佛教的乡民，一天一天地增多，致使流行乡间的各种邪教，受到未有的打击”‘’”，佛教自然也就可以在乡间大行其道、发扬光大了。总之，守培法师的一生，由潜心钻研佛法到全力宏扬佛法，可谓是鞠躬尽瘁，居功至伟。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而守培法师偏偏“生性不喜练达人情”””，而这或许正是守培法师不为众人知晓的原因之一。其实，抛开守培法师的学说、才能以及对于佛教的贡献，仅就法师的人品与德操而言，就该彪炳青史、流芳久远的了。印顺法师认为；

　　“他(守培法师)不但是江苏稀有的僧宝，实在是近代中国佛教界一位不平凡的龙象”。的确，此类的评价，守培法师当之无愧。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守培法师的人品与德操，必将随着人们对他的逐步了解，而为大家所认可。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有朝一日，守培法师的人格魅力也会像“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的梅花一般，香飘四溢、散遍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