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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不急不急 向自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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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不急不急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迂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弘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于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因为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合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憎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直。有感于此,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嗔心,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至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叹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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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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