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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次第开放:尘世里的声音 |
 
莲花次第开放:尘世里的声音
历尽世相磨难的人和一帆风顺的人,他们在心灵的成长上没有什么两样,无不是在承受和调整。 一 每天早晨,我都会被那个擦洗油烟机的湖北人喊醒。 那女人在喊,细长的声线,不屈不挠地叫着:擦——油烟机!擦——油烟机! 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直飘居住在最高楼层听力并不好的我的鼓膜之中,继而发出执著的碰撞,把我好不容易进入的安眠搅个黯然。 我不上班,离开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夜晚是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白昼太长,太晃眼,我的绵密的思想禁不起它们的晾晒。 但是自从湖北人出现后,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作息。我不能打开窗户对她喊,我——要——睡——觉,求求你,到别处讨生活罢。 我不能,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已经离开住所,去辛勤地工作了。我是蜜蜂中的异类,如果抗议,是羞耻。 我不能,更是因为她比我勤劳,她以此谋生。 尽管我们这个小区的油烟机已经都被她擦过了,但她还是认定这里,把这里当作她的工作范畴。我,不能说任何分外的话。 有一次,我真的是出离愤怒地被她唤醒,甚至都顶着一蓬乱发打开了窗户。 擦——油烟机! 她朝楼上期盼地看着。“她”是个男的。 我改了口,多少钱?他咧嘴笑了,20元。 我把他迎了上来,他卖力地把油烟机扛下楼,他说我的油烟机太脏了,必须在院子里好好擦,屋里施展不开的。 大半天的工夫,他拿了上来,开口要200元。并解释说之所以要这么多,是因为我的油烟机里面的部件都坏了,他和他老婆自作了主张,一样一样都给我换了。他身后站着满手污垢的妻子和像个小泥猴一样的孩子。 我笑说,你们挣钱也还行么。多碰上几个我们家这样的油烟机,没准还能发了呢。 他摇头道,大姐,没有,我们光吃饭都不够啊。 我没再追问,如数给了他。 从那天以后,湖北人来得更勤更早了。他把我的生物钟和写作计划都扰乱了。 一次跟妹妹等人聊天,妹妹讶异地说,呀,你肯定上当了!现在买一个油烟机也不贵啊!就是全换,怎么也要不到200元哦。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国庆节到了,大多数上班族终于集体睡懒觉了。 湖北人又来了:擦——油烟机!擦——油烟机! 我听见隔壁楼上晴空中爆发出一声霹雳:不要喊了!那声音马上就没了。 我瞪着眼睛听。 过了一会儿,那吆喝又试探地响起:擦——油烟机! 另一处,扔下来一个瓶子。声音绝迹了。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梦。 秋天,没有起风,我蹲在楼下和小朋友看蚂蚁。桑树叶子被太阳照着,一地的碎影都在晃动。 这时,有个小个子男人推着绿色的自行车迎面走来。他扬着脑袋喊道:擦——油烟机!天呐! 今天早上,太阳晒得老高了,那声音没再响起。 他不来了么?那以后怎么办呢。 我早起了,望着楼下,心中竟然有一些些怅惘。二我们住的小区是北京最早的楼房,当年一定非常气派。 但26年过去,除了临街的一面在迎接奥委会官员时被刷上了粉红色外,其他,皆已衰败不堪。一楼和顶楼的居民们都在通县买了房子。因为一楼可以开店铺,很多二手房中介、美容美发、松骨足疗都相继在楼下开业。 很多时候,我背着菜筐进门洞,擦肩而过的就是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他们西装革履,擦脂抹粉,忙碌着、奋斗着。 而顶楼,我的邻居们都把房子租给了北漂族们。如果我三天不下楼,打开门就会遭遇到搬家公司。那些年轻的生命,背负着各样的梦想,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租住着一套两居室。 我很少看得到他们。因为我起来的时候,他们早已搭上了班车去赶早。睡下了,在不稳的梦里,他们沉重的脚步声才响起。 是的。我隔壁的邻居们。每天只能听见他们开门、关门、上楼、下楼。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子夜后才能踏上归程? 有一天,我打开门,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电表前一筹莫展。她看我问,你知道这个怎么开么? 嗯。我知道。我回家搬了凳子,麻利地帮她打开电表。 然后呢?她还不明白。也曾是家里不愁衣食的孩子吧。 这个要往电卡里续钱,要不你家里就没电了。她恍然,怪不得,是停电了。 她住我的对门。每天深夜里的脚步声里应该有她。她有一把漂亮的吉他。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她挂了门帘,那熟练的弹拨和漫不经心的歌唱就会飘出来。在黄昏的光线里,夹杂着单元楼家家户户的菜香,她的弹唱的身影成为帘子上的剪影。是喜欢唱歌的女孩子吧。 在北京的酒吧里,咖啡馆里,夜总会里,地下铁的通道里,有好多这样的少年。等待机会如同等待知音一样难。但大家还是要来。吃得不好,住得不行,都可以忍。 那个没料想到自己能一夜走红的女孩子不也说过吗,要是能来北京,住地下室吃面包喝凉水都行。 我隔壁的住户比较神秘。似乎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开门,关门。 直到有一天,楼下的一对小夫妻上来敲门。他们似乎在说着什么,很快声音就激昂起来。后来似乎吵起来了。 我关了书房的门。但听到争吵声在加剧。 原来是楼上漏水了,是卫生间,只要楼上洗澡,楼下就也跟着淋浴。楼下的上来要求楼上的修修,但楼上的不愿意。她的理由是反正大家都是租房,没必要给房东修房子。 楼下的正匪夷所思之际,隔壁的女孩就把防盗门关上了。那铁门哐啷一声,似乎宣告了决裂。从此之后,楼下的女子由默不作声的丈夫陪同,每到深夜,都来叩门。她大声地诉求、央告和叫骂,面对的都是毫无回应的铁门。愤怒的女子冷笑道: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刚才还在洗澡!你给我开开门! 门里面的人就是不出来。 她们在午夜对峙。在所有邻居漠然的偷听当中上演交流的不可能。 而过了两天,小两口又上楼了。他们刚一敲门,门马上就开了。 小两口都愣怔住了,因为显然他们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人。也是个女孩,却彬彬有礼。 女子祥林嫂般地讲了他们的苦衷,新房客耐心礼貌地倾听,只听见她歉然地说,放心,我会跟房东说的。 小两口终于松了口气,下了楼。 但仅仅过了三天,平静的夜再次被楼下的女子喊破。她还在执著地敲门,但礼貌的女孩也消失了。女子都快哭了:你在,因为你刚洗过澡,我们家又漏水了!! 隔壁还相继有男孩,两个女孩以及他们的朋友开过门。无一例外,他们都开过门,但又都无情地关上了。终于有一天,在楼下,碰见小夫妻搬家了。 隔壁到底住了几个人?他(她)们还在吗?房东知道他家漏水吗?以后还会有人住楼下吗?夜,恢复了死寂,一切不得而知。三北京的四季,我最怕的是冬天。 倒不是因为冷。比起南方的潮湿阴冷,它只是冷罢了。 是因为它的风。北风、西风,昏天暗地,肆虐着呼啸而来。 想那孔雀为什么会往东南飞呢?许是西北有风罢。 小时候在西南,唱《黄河》,第一句就是“风在吼”,那时真的不理解,风怎会吼呢?四川只有微风,轻柔得让人都要忽略,因为只见识过轻柔,容易以为天下皆轻柔。 及至北方,第一年在太原,看见女孩们蒙了透明的纱巾在路上,还不理解。 北方女孩就是够威,大白天都打扮得像打劫的。 那风刮起来了,遮云蔽日,飞沙走石。满面皲裂眉目土灰的我方醒悟,它们真的是在吼啊。 我真该置办一副打劫的行头啊。 然而北京,没了那煤城的尘土,风声却愈发地凄厉。 而即便在家里,我都害怕那声音。它们与我的风穴相和应,给我的孱弱之躯带来许多烦恼。 住四面风雷的平房时,我都要在脑门上裹个羊白肚毛巾,怕睡梦中那厮来侵扰。 我要怎样才能躲避这狂暴的风呢?母亲跟我说,玻璃隔音不隔风,而纸却隔风不隔音。所以你看,风大的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木窗纸糊。 哦。是这样。 所以我的窗户都糊上了稿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我永远发表不了的退稿。写着我稚嫩的理想和禁不起推敲的诗句。间或埋藏了那些让人脸热心跳的表白。 即便有人问,我也只是说,那是某个人物的台词。它们从我尘封多年的行李中来,从我一次次搬家迁徙舍不得丢弃的家当里来,像伤员,布满了窗棂,为挡住狂风发挥着余热。 而今年,北京的秋天好长,好美。每一天都有西南吹来的轻柔的风,同时还有西南没有的日 日朝阳。这晴好的天气在我不敢惊动的心海里,仿佛许着诺言。 没有风暴,永远没有……四其实我是想写她。 她住在对面楼上。时而沉寂,门户深锁;时而呐喊,向无尽的虚空。 她一个人住吗?如果有家人陪伴,怎会忍心看她瘦小的身躯装满了如许愤慨? 她总在寒冷的季节归来,站在阳台上,穿着秋裤。她头发有些花白,容貌却还端庄。她不喊的时候,其实还挺像这个设计院的工程师。 父母都见过她,听了她的悲愤控诉,都沉默。 除了声嘶力竭外,她一直在揭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人名似乎都是真的。他们一起陷害了她,所以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蛀虫。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她掌握。她出于良心的驱动,渴望牺牲的实践,大声地披露真相。有时候她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要保持清醒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不疯。 已经深秋了,寒冬觊觎着我们的半晌贪欢,带着那女人尚未痊愈的伤痕,就要重新路过我们同样脆弱的心魂。 可,她是怎么成了这样的呢?如果她已经没有了父母眷顾,那么,她有孩子么?或者,朋友?路人可以不管,亲友呢?亲友也形同路人么? 从我家楼下步行到汽车站有300米,我出门的时候经常经过那里。 突然,有一天,我被头顶上的一声炸雷惊着,待到抬头举目去寻,却只有白杨的枝干在悠悠荡荡。再看路人,似乎无人诧异。是我幻听么? 又过些时日,我在更远些的街头行走。那街边的二楼倏地冒出一个身影,她大声地骂了句什么,把她正下方的行人吓了个半死,然后又面带诡异的笑容隐没了。 行人们也像那天的我,无所得而悻悻走开。我却因为距离近看了个满眼,听了个正着。 她还算年轻,胖,卷发,肤色像婴儿。 我站住,等着。果然,当行人换了另一拨时,她如法炮制。恶作剧似的发泄在短暂的午后频频。那楼下卖彩票的人群显然早已熟稔,浑然无觉。 这个人,又是因为什么呢?上个月,我大哥来。他为我的小侄女上大学的事情跑断了腿。小侄女学画的,分数和志愿竟然只差一分。 我们聊天,大哥突然想起一个极聪明的人来。那人是我父母同事的儿子,跟我同姓,大我几岁。他一直在跳级,然后很小就读大学,后来读研,读博,乃至更高。我还在高中六年级折腾的时候,他已经出国留学了。后来就出了事,被校方送了回来。他住在我大哥供职的医院,据说很多年都不跟人说一句话。他懂得那么多,全部消化在自己的天地里了。你知道吗,哥哥说,他已经死了。我无语。 历尽世相磨难的人和一帆风顺的人,他们在心灵的成长上没有什么两样,无不是在承受和调整。 生命,有不可承受的重,也有不可承受的轻,它们都是灾难,都需要化解和引导。 北京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年轻有为,在她的工作领域游刃有余,有殷实的家景,有爱她至深的丈夫。但她还是选择了极为暴烈的方式离开。 那杂志社出于爱护,对外说她是遇到了车祸。一次她的同事跟我说,你能想象么,这么优越的人却这么抑郁? 我问大哥,你们医院有治好的病人么?他眨眨眼,很狡猾地笑了。说,当然。不过,有心病的人,你看得出来么? 我眼前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面孔。他们矗立着,沉默着。让我只能噤声。五刚刚搬来这里住的时候,就看见院墙上贴着附近派出所的告示,说这里小偷多,刚有两户被盗,劝大家把1982年单位发的老防盗门淘汰掉。 那个防盗门是不结实。铁栏杆之间是纱窗,如果用剪刀剪开,就能反手摸到里面的插销。而如果人家有电锯,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个锁头撬开。 我们的楼门长住在我家楼下,在我最初装修的时候,她曾派她丈夫上来抗议过。在我爽快地表示愿意赔偿她所有的物质精神损失,并且再三鞠躬道歉后,她大度地表示既往不咎。她敲开我的门,拿出一张表格,问我愿不愿意在这个表格当中签字。我一看,是号召本单元的住户每家出100元,给单元门洞安一个对讲防盗门。 我去逛过建材市场,单户的防盗门一般在千元以上,这比大家合起来安一个大门,显然后者相宜。 我签了字。然后等消息。 这个楼里住的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都是这个设计院的老员工,有好些已经退休,不再有拼命工作挣钱养家的体力。 因此,这消息我竟然等了五年。 年初,思想斗争过程颇漫长的老邻居们终于签齐了字,楼门长欣喜地来收钱。她小声告诉我,要不是隔壁单元再次发生盗窃案件,有些个老顽固还不愿意签呢。 不久,就看见一个崭新、洋派的大门嵌入风霜满面的老楼。那上面还有一个居室号码,像个电话拨盘,如果你要找什么人,只要按他家的号码,就能通话,开门。 我的同学来找我,几乎都会被这个新嘎嘎的门惊着,相对于它周遭剥落的墙皮,盘根错节的 电线,无处不立的烟囱,还有疤瘌般的小广告,它实在太醒目了。 自从有了这个门以后,门铃成了我跟外部世界亲密接触的唯一媒介,它响起的频率比我的电 话都要勤。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三类人在频繁使用这个门铃。 第一,我妈。 父母住在不远处,每天都要去公园。去公园就要路过我楼下。妈妈会像个调皮的孩子似地来摁响这个门铃,看我在不在,跟我说两句话。更多的时候,她摁响它,跟我说,下来,拿腌好的芥疙瘩! 是的。自从有了这门铃,他们都不爱上来了。用爸爸的话来说,谁叫你这儿没电梯的(他那儿有)。 第二,送水的小孩。 其实,他们都是我的老乡,山西人。我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比如汾河一定会念成风河。他们真的很小啊。十七?抑或十八?他们手很大,脸膛都红红的。每次他们摁门铃的时候,都是连续摁,造成一连串巨大的声响,让我狼狈不堪地从屋中的各个角落冲向对讲,以制止那东西狂响。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跟上来的那个孩子说,你以后不用摁那么多下,因为你摁一次,我就知道了,我总要走出来,才能接电话呀。你要是担心家里没人,就数个五声再摁第二下,好吧?我尽量平实委婉,他还是红了脸,局促地跟我说,嗯,记下了。 可是,等到下一次,门铃又猝然大作。唉。但上来的却是另一个更小的小孩子。他更拙些。这么小就要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这对于恋家而又不愿意出来闯荡的山西人来说,肯定非常难。他们正是读书的年纪,怎么就都不读了呢?我不忍心再说什么了。 后来我发现每次送水的人都在换,几乎没有重过。是老板给的钱少留不住人吗?还是骄阳下高楼边那汗水流得太多太咸?我只恨我的楼高,还没有电梯。 第三,离休老干部。 说起来也怪。我们这个单元,一楼的三家住户都不知何时销声匿迹了。101是房地产公司。103是烟酒糖果杂货店。102,就是国务院啥啥离休老干部活动中心。 每周一上午是他们的活动时间。许是他们的视力随着年龄增长,已经老花了吧,他们总是要把我家的号码当作102,他们的活动范围其实只有两室一厅,但竟然每次都能集中30多人。30多人中有28人次以上都不摁102,他们只认我家的门牌号,执拗地要求我给他们放行。 每周一的上午,我要从椅子上起立近30次,好脾气又没脾气地开门。他们还不失老革命幽默地对我说,小鬼,即便我摁错了,也没关系么,你给我开开好了。 有时候,他们聚会的人多,女同志们进不去,就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聊天,他们说话和笑的声浪直冲云霄,我便驻足窗前往下看。那些灰白银白的头发,似乎都在宣说他们走过的岁月。满耳充斥着这喧嚣,我却愿意谅解。唯有同龄的诉说,方能解些寂寞。若能解些寂寞,那么,就尊重他们吧。 门铃还在响,它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彬彬有礼,有时莽莽撞撞。然而不论怎样,它能响起来,我都得到了些许安慰。毕竟,它让我与这个纷繁的尘世有了无限接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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