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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的学佛因缘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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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的学佛因缘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二)
  于凌波
  四、金陵刻经处始末
  同冶五年(一八六六),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筹画设立刻经处。在同志中发心最切的,是江都郑学川居士。郑居士未几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川东乡砖桥创办了“江北刻经处”。以后十五年间,刻印了两千多卷佛经。
  文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也成立于同冶五年。成立之初,参与创办者曾开会公议,有所谓二二不刻”的条例,即:一、疑为伪经者不刻。二、文义浅俗者不刻。三、乩坛之书下刻。以后数十年间,刻经处都维持这一原则。金陵刻经处刻出的第一部经书,是《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普贤行愿品》的台刊本。文会于(重刊净土四经跋)一支中称:
  “子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
  ,以为著相庄严,非了义说。及见云栖谙书,阐发
  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苦
  海之舟航、人道之阶梯也。……适来金陵,护见此
  本于王君侮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
  外。……自逆匪窜扰以来,其版想不复存。今者匿
  募信拖,重镘梨枣。”
  至于金陵剔经处,自同冶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上,先后四十余年间,共刻印出了多少径书呢?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所载,文会手订(大藏辑要),共列经书四百六十部,三十三百二十卷。文会生前,经他亲手校订出版者,为数在两千卷左右,而由刻经处流通出去的径书约百余万卷,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万张。这下能不说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成果。
  文会对佛教的贡献,犹不止此。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著述,有近三百部之多。这是我国散佚在国外的逸书,重回国内,刻印出版。这件事要由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说起。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曾纪泽奉朝旨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函邀文会以参赞名义同行襄助。文会在英伦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条文雄。南条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荚伦留学的学者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佛教学者与僧侣赴英留学,接受西洋教育,攻习梵文者顿下乏人。如笠原研寿、高楠顺次即、村上专精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留英学者。
  文会与南条文雄结识,闻得南条称日本有不少中国古代的逸书,就托请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南条不负所托,返回日本后即尽力协助。文会与南条相交垂三十年,书信往返,不曾间断。南条代文会搜求得中国散逸佛书近三百种,南条曾谓:
  “明治二十四年以后,余与道友相识,所赠居士和
  汉内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土翻刻却赠来者,
  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
  书,亦在其中。”
  南绦代为搜求的经书中,如窥基的六十卷《成唯识论述记》亦在其中。如文会于(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
  “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
  《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
  著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迨元季而失傅
  ,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以为憾。近
  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土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
  书赠子。”
  金陵刻经处虽然成立于同治五年,但是并没有固定的“处,一址。最初,文会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佛书的场所。后来因为北极阁土地发生料纷,文会不得已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楼租赁的住宅中。这以后,文会曾到苏州香雪海看过土地,想盖一处永久的储畈藏书之所,但也没有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南京延龄巷,兴建了“金陵刻经处”的永久处址。
  南京廷龄巷的金陵刻径处,占地二十一亩,合一万四千平方公尺,盖了一百二十乡间房子,分成几个院落。最初,文会一家人也迁入居住,留出一部分给刻经处使用。到文会临终前,遗命把全部房舍捐给金陵刻经处。杨家后代以后分批搬走,并在南京市政府办了产权转移的手续。
  有金陵刻经处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房舍,所以文会以后在刻经处内创办只恒精舍,欧阳竟无在刻经处内创办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使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佛学复兴的摇篮。
  五、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文会曾两度以参赞名义出使欧洲。第一次是光绪四年,随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曾纪泽去的。光绪六年,曾纪泽改任出使俄国大臣,文会即辞职返国。第二次是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欧洲,以文会襄助过曾惠敏公(纪泽)使欧,娴于英法国情,坚约同行协理。文会倩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此次出国四年,于光绪十六年回国,此后文会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为职志。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土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画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只恒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二(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顿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侮顗云、欧阳渐等,是其著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
  “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乡材。谭嗣同善华严
  ,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
  ,有章太炎、孙少侯、侮顗云、李证刚、蒯若木、
  欧阳渐,亦云伙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斩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只垣精舍。只恒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
  一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
  京只恒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顿有进益。杨仁
  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二谛闲法师)任
  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
  义、欧阳渐、邱曦明,亦有同学之谊。 ”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人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竞无,江西宜黄人,生于清同冶十年(一八七一),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后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畈赖以保全。
  人民国后,竞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于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粱任公亦受业兼句,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濩,下克久待。然两句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种,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匮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上,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只恒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傀。
  摘自《慧炬》第3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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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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