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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就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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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总是说民生民生,何以为民生?没有好的环境,有好的民生吗?不会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失去了好的环境,一切都不能谈了,所以这是最前提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环境生则民生,环境病则民病,环境病政治也病。”6日下午,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哲夫为市民文化大讲堂环保文化月作了《环保忧思录》的首次演讲。

哲夫至今已经发表作品千万余字,主要作品有黑色生态系列长篇小说:《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以及长篇生态环保纪实文学:《中国档案》、《新闻曝光的背后》、《黄河追踪》、《西部大盘点》、《怒语长江》等。哲夫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听众们:中国环保形势异常严峻,搞环保其实就是救自己。

哲夫关注环保问题起始于1982年,当时他在长白山看到许多树木都被砍光,觉得非常恐怖,开始写环保小说。但在1997年,他发现很多人把小说当作虚构作品来看,以为是假的。所以从1997年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文集后,就决定弃小说写纪实,因为只有纪实才可以把你想到、看到的都可以写出来,由此写环保纪实直到今天。去年最新出版了《中国生态报告》一书,他为此走了九个省的林区,但盘点资源的结果是让人感到非常可怕,就是说,我们的树木如果继续砍下去,砍19年后就砍光了。他由此认为环保问题是人类之痒,世界之痛。他还同时介绍了他写的另一部叫《执政能力》的长篇纪实文学,书中最后提到一个根源:环境是谁造成的呢?是人。那么最终谁又能够解救我们现在的环境呢?还是人。而且是执政者。一个地方官的执政能力可以体现在环境上,他将决定这个地方的生态是否良好,这应该是执政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哲夫说,全球现在生态环境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像空气、水、粮食等等。因为土壤污染,水污染,种出来的粮食当然也是污染的。“为什么我坚持要搞环保?并不是我有一种佛家的慈悲心,我从来没想过要居高临下地去悲悯众生,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我每天要吃喝拉撒,其实我是在救我自己。”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百姓。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文化,可能不懂什么法律知识,更没有挥洒自如的权力,但当他们看到自己身边的环境一步步遭遇破坏,他们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最后的栖息地而作最后的斗争。

韦东英的心冷了

“我现在已经很心冷了。为了南阳化工园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奔波了这么多年,始终没能解决,化工厂还在继续生产,废气污水还是直接排放,臭气笼罩着我头顶的这片天,老百姓能做的只有忍受。” 11月4日,韦东英对《中国财富》记者说。

韦东英是杭州市南阳镇坞里村的普通渔民,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农妇,竟然与南阳化工园较量了四年多,目的就是让化工园搬走,保护本村的生态环境。



1992年,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建起了南阳化工园区,村庄一点点地繁荣热闹起来,很多年轻人都进了厂,村民为此很激动,觉得日子终于越过越有盼头了。但是,自南阳化工园建成以来,坞里村这座不到2000人的村庄,竟先后有6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才25岁。这在南阳化工园建成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韦东英认为,村里人患癌症肯定与化工园的污染有关。

2003年年初,韦东英家的土地被告知用来建五金厂,但是到了年底,五金厂却变成了镀锌厂。一次,韦东英去钱塘江边接丈夫回家,途中他们看见很多污水未经处理就向内河排放,夫妇俩就给萧山区环保局打了举报电话,希望来人处理这家污染企业。但对方并未受理,而是让他们直接找南阳镇。

从那以后,韦东英开始默默关注着污染企业。许多个夜晚,人们沉沉睡去之后,她就和丈夫一起悄悄翻过院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钱塘江边查看排污情况,搜集证据。写日记、拍照、取样、给区环保局打电话、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自己能够想到而且可以尝试的事情,她全去做了。

2004年春季的一个深夜,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边,一家企业的排污口又在排放污水。韦东英拍完照,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不小心掉进了江里,差点出不来。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做了行政罚款处理。可没过几天,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从那时起,韦东英的心就开始向冰窖一步步走近。

韦东英说:“这些企业明目张胆地向江里排放污水,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每次举报每次挨骂挨揍的都是我呢?难道我保护环境是错误的吗?我们国家连这个小小的南阳化工园都处理不了吗?”

《中国财富》记者采访韦东英的那几天,她再去找南阳镇政府交涉,要求彻底解决南阳化工园的污染问题。南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过几天,南阳化工园的国泰医药化工就要搬到其他地方生产了。你们这里的污染是遗留下来的,没办法解决。”

化工厂要搬到其他的地方?韦东英并没有因此松了一口气,大声说道:“国泰医药化工厂的污水直接往地面里放,有时污水渗透到围墙外面,他们就用破木板补一补,担心难看。这种污染如果不彻底解决,搬到哪里都是一样污染环境。”

“反正就是要搬走了,只要不污染你,污染别的地方,你管那么多干吗?”南阳镇政府工作人员有些愤怒。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韦东英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每次韦东英因为污染问题找到镇政府,政府官员们都用同样的谎话搪塞说:“企业是在变化的,南阳有个污水收集中心。现在每一家工厂的污水都要自行处理到500个COD,然后放到污水收集中心。污水收集中心再将污水处理到300个COD,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水经过处理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

“事实上,一些企业白天不敢明目张胆地排放了,但是他们在夜间,在潮水大的时候,偷偷地排,让潮水带到大海去。因为连离工厂近的井水的COD指标都已经达到了123,已经是污水级了,都得经过污水处理设备才能流出去。我们老百姓过的就是这种日子。”韦东英很懊恼。

几年来,韦东英渐渐发现,不停的举报正在给自己“惹祸”。曾经有人说,如果谁能劝韦东英不到处举报,就给他奖赏10万元。现在,孩子读高中了,韦东英的丈夫告诉孩子,在学校里不能说自己是韦东英的儿子,只有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说自己是韦东英的儿子,否则有可能考上大学都不让你读。

“我感到很悲哀,我们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南阳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维护。现在,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我太累了,撑不住了,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捕鱼、卖鱼,不想那么多人因为闲事来打扰我。我只希望国家环保部能到南阳实地调查,彻底改变南阳的生态环境,这不光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百姓,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子孙后代!”韦东英一脸无奈,看来她真的心冷了。

霍岱珊:淮河边的“一双眼睛”

“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绿色诚信,公众参与。环境怎样变,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必然要以人为本,如果人都活不下去了,那么,发展经济又有何用呢?”在与《中国财富》记者的交谈中,霍岱珊反复强调。

他原是河南《周口日报》一名摄影记者,从1994年起,他沿着淮河无数次行走,自淮河源头到淮河尽头行程4000多公里,走过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自费拍摄了近2万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他曾经戴着防毒面具去拍照,收集岸边土壤数据;他第一个向全国揭露了“淮河十年治污一场梦”和“污染造成癌症村”的真相。



1998年,为一心投入到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中,他辞去报社的摄影记者工作,对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全面考察。

此次考察,他发现了很多淮河治污的内幕:有的工厂直接抽取地下水,冒充已经处理过的污水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有的地方从集市上买来一斤多重的活鱼,放到河里,然后再用网捞出来,以证明水质已经变好;有的地方从上游水库买来清水,注入沙颍河,以迎接检查。沿岸百姓对这种弄虚作假行为气愤至极,以至于有“放清水,是信号,上级领导快来到”的顺口溜在沿河两岸流传。霍岱珊将此伎俩总结为触目惊心的违法排污“三十六计”。

2003年,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关注淮河的民间组织——“淮河卫士”,精选自己拍摄的淮河生态图片120多幅,制作成105块展板,以“淮河家园的呼唤”为主题,先后在北京、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知名高校和沿淮城市举办了70多次展出。他同时举办了“淮河——两亿人生命之所系”的演讲,受众超过100万人次,有力地促进了“淮河环保热”。

霍岱珊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五年来,“淮河卫士”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项目,说两句话,办三件事,实现四项诉求”。分解开来就是,一个“拯救淮河希望工程”的项目;向政府说实话,为老百姓说公道话;对淮河水污染源进行长期监测,对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监督,对污染严重地区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最后要表达的四项诉求就是求证、求助、求变、求解。

他感觉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便发动周围的群众和志愿者,沿淮河排污口建立了一个监控网络,淮河的上中下游500多公里的河段上,都有“淮河卫士”的监控小组对排污口进行监控,基本上可以实现全天候监控,等于给淮河安装了一道“防火墙”。

清洁引水救助工程中,他们首先选定在癌症高发村安装滤水器,不但满足了村民的诉求,而且效果明显,但资金需求量大。在霍岱珊的奔波下,2006年,国家启动了安全引水工程,在河南省的高污染地区投入3.25亿元,打了700多眼深水井,有152万人喝到了清洁的水。

从2004年开始,霍岱珊的工作范围从清洁饮水扩大到医疗卫生救助,三年多共募集价值100多万元的药物,累计救助患者200多名。2006年,他们跟外界实现“一对一”的救助,帮助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解决手术费用等问题。 2007年,这种手术扩大到了18例。

莲花味精本是中日合资企业,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霍岱珊与企业多次磋商,最终达成了双赢的共识:只有进行环境保护,才能持续发展。“在这次‘拔钉’过程中,我拔走了日方51%的股份。当我们对莲花味精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时,日方没有配合工作,将其名下的股份全部撤走了。”霍岱珊说。

霍岱珊介绍,日方撤资以后,莲花味精确立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从污水中提炼出复合肥。“最多时莲花味精曾有87眼深水井同时取水,现在只剩下7个;以前他们每天排放12万吨废水,现在只有1.2万吨了,水中的主要污染物质氨氮从过去每升含100毫克以上降低到每升含5毫克以下。根据我们的设想,莲花味精最终要实现零排放。”通过公众监督和信息公开的模式,帮助莲花味精减少污染物排放,变废为宝的方式已经成为“莲花模式”。霍岱珊希望扩大这种模式,将“莲花模式”变成“沙颍河模式”。如果沙颍河最终能变清,以后整个淮河流域都可以复制这种办法,最终变成“淮河模式”。

2007年岁末,霍岱珊获得“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个人奖。这是一个由中宣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团中央和国家环保总局等多家单位共同颁发的奖项。

颁奖现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宣读的颁奖词是:“十年来,霍岱珊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力量,推动淮河治理为世人所关注,他对于环境与健康的前瞻式呼吁,也为现实所验证。他的参与验证了民间力量能够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环保工作是艰难的,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无论未来怎样,我对淮河排污的治理和监督是始终不会放弃的。即使我老了,我会让我的接班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霍岱珊最后告诉《中国财富》记者。

刘才祥:必须让污染企业认输

直到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即2008年8月8日,农民刘才祥状告河北小洋人生物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洋人”)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才有了结果:他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赔偿。

2008年11月5日,刘才祥对《中国财富》记者说:“虽然我的经济损失得到了的赔偿,但这也是我奔波了三四年才得到的。下一步,我要继续追究那些做假鉴定的机构和个人的责任。”

刘才祥来自河北青县清州镇北街村,本身是一位农民,1998年承包了该村的60亩梨树园,因长势良好,刘才祥曾经和有关方面举办以赏花、采摘果实为主要内容的“梨花节”和“采摘节”。



从2004年5月开始,他所承包的60亩梨树,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干枯死亡的现象,有的片区死亡率高达 80%以上。看着干枯死亡的梨树一天天地增加,刘才祥心急如焚。

他委托了青县林业局技术站对发病的梨树进行死亡原因的技术鉴定,排除了肥害和药害以及管理方面的原因,技术人员建议刘才祥对果园的灌溉水质做定量分析鉴定。

经过认真分析,刘才祥认为是浇灌了南大沟的污水所致。他找到青县环保局,请求对果园南侧水沟内的水质进行监测,经多次取水采样,进行了15项指标分析,结果发现3项指标超标。污水来源是“小洋人”排放的废水。

刘才祥向青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被告“小洋人”赔偿其损失31万余元。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诉讼一波三折,“波诡云谲”持续了两三年,始终没有“尘埃落定”。

刘才祥说:“2003年,‘小洋人’在沧州市青县南大沟建起一座新厂,随后南大沟水质开始严重恶化,臭气扑鼻。‘小洋人’排放的污水主要是冲洗送奶管道和瓶子过程中产生的洗涤、消毒废水。就是这些污水造成我的果树发黄,直至枯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才祥第一次起诉,法院不受理,他就天天去法院,最后于2005年3月11日正式受理。“‘小洋人’要求对其排污与果树死亡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2005年4月,鉴定结果是果树腐烂病,同年青县人民法院就作出了民事裁定书,以我承包的果树的死亡与‘小洋人’排放污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刘才祥现在还有些气愤。

刘才祥不服一审裁定,继续上诉。这宗环境污染索赔官司,历经两年多,两次开庭审理,仍然不见判决结果,倒是让刘才祥欠下了28万元债务。他没有因此放弃打官司,仍旧四处奔波,寻求援助。刘才祥痛苦地说:“我打官司最难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钱,人家‘小洋人’有钱,还要把我铐上。到2007年12月31日,我曾两次被拘留。但我经过诉讼,公安局全部败诉。2008年1月中旬,又开庭,以假鉴定为根据,三天内就作出判决,判我败诉。”

最后一次开庭,刘才祥和代理律师密切配合,就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鉴定能力、鉴定程序对鉴定人进行交叉发问,鉴定人的回答出现了很多疏漏和矛盾。代理律师认为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

2008年6月14日和15日,刘才祥要求天津市公安局、青县公安局等执法部门对作假鉴定的机构和个人追求责任。 8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来当地核查情况。 8月6日~7日,刘才祥骑着车子在外面转了两天两夜。8月8日,他拿到了损失赔偿共计47万元。

他说:“我得到了47万,但上诉的各种费用花掉了近36万元。虽然剩下的寥寥无几,但是我很乐观,因为我用法律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最后刘才祥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有10亩地,正等待着恢复农业生产。等这一切都照旧了,自己要去买个照相机和摄像机,哪里污染就到哪里去,把污染真实地记录下来,用法律保护其他的污染受害者。

张功利:我是义务环保监督员

“我是区政府任命的环保义务监督员,记者都看到了,是有上岗证的,凭啥不让我进,我是可以告你们的。” 10月30日,说起几天前的事情,张功利仍然愤愤不平,而旁边的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小心地解释着:“这个事你要是拍了的话……”



几天以前,仇岗村里发生了一起小型生产事故,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冒出的滚滚黑烟也让附近的村民们着实惊吓了一把。老张端着他专门用来斗争的“傻瓜”相机,要进去拍现场照片时,被保安硬生生地拦在了门外。

身为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村委会委员,这一年来,老张底气渐渐地足了起来。他说,一来国家的法律完善了,有了信息公开条例,他可以要求市政府公布污染信息;二来因为环保维权,老张成了国内环保领域的名人。

他手里攥着厚厚一摞子媒体记者和环保公益组织的名片。他说,有了这个,市、区两级环保部门不敢小觑他,几次去都是环保局长亲自接待。和几年前相比,简直新旧两重天。

2004年,与仇岗村比邻而居三十年的农药厂改制,私人老板承包后改造成化工厂,改名为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在一些化工网站上,九采罗被称为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3,4-二氯苯胺(分子式C6H5Cl2N,有剧毒)、异氰酸酯类等有机化工中间体的龙头企业,是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年销售收入 5亿元。

同时,两个新工厂——海川化工有限公司和族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也落户仇岗村,从此,村里的环境开始发生了质变。

通过地沟以及外墙砖缝,化工厂不断冒出红中带黑的液体,漫过沟渠和道路,流入田地里、鱼塘里。紧接着,鱼翻了肚皮、庄稼长到半米高就枯萎,村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晚上睡觉,即使紧紧关上窗户还是被呛醒。仇岗小学与工厂一墙之隔,小学生们戴口罩上课。同时,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常常昏迷晕倒,而井里的水则泛着黄色。

而且,村里得癌症和其他怪病的人越来越多,得病的人越来越年轻。2004~2006年三年时间里,仇岗村有53人死亡, 80%是癌症。

老张的环保之战从此起步。开始他势单力薄,村委会说他,人家工厂黑道白道都有人,你跟人家较啥劲,忍了吧。老张不干。于是,他的家里经常收到从天而降的砖头。少数跟着他一起斗争的村民被打得住了医院,支持他的副乡长和乡派出所长都被打了。一段时间,仇岗村村民们陷入了沉默。

道理讲不成,老张就鼓起勇气打官司。但官司没打到底,两次起诉又撤诉。老张说,在法庭上人家既有先进企业的名牌,又亮出了无污染企业的证书,这官司还怎么打。但两次撤诉却让老张找到了窍门。“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老张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起诉工厂,和工厂死缠到底。

转折发生在2007年3月,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找到了老张,帮他出了好主意。老张用傻瓜照相机拍下的污染照片被公之于众,成了污染的铁证。仇岗村的污染成了全国典型。不久,整个蚌埠市也收到了流域限批的处罚。

2007年,化工厂停了工,补偿了村民的经济损失。老张的环保之战似乎画上了句号。但好景不长,2008年年初,化工厂的机器忽然又转起来了,黑水又冒出来了。老张带着村民又来到了市政府。这次,政府给老张看了文件,化工厂定在今年12月20日前搬迁。搬迁前,为了地方经济,再开工几个月吧。

离12月20日的搬迁日越来越近了,村民们观望着,化工厂究竟能不能搬走。

胸前挂着环保监督员的证件,并被村民们选上了村委会委员,老张的生活和环保紧紧拴在了一起。老张的环保之战赢了还是输了,老张也说不清:“即使工厂真的搬走了,不再继续放毒了,但我们的井水还可能是原来的井水吗?田地还是原来的田地吗?活着的人得了癌症找谁去呢?”(文/本刊记者苗野宋馥李 <四个草民的环保之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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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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