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事实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让人们面对现实做出改变，而不是摇摆于心血来潮和义务之间。”——乔治·马歇尔《戒碳》

碳依赖，这是伴随着私家车、空调、精致饮食和进口产品产生的问题，表面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义务，但实际上人们却很难完全接受由此带来的不便。碳足迹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并且用可量化的指标标注。简单说，这个源于英文“Carbon Footprint”的新名词，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概括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消耗，不只是开车、乘飞机或是空调系统使用的能源，还包括消费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一瓶进口葡萄酒的碳足迹很可能会抵消你一周的公交出行。

就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丹麦展示了一个8.2米×8.2米×8.2米的立方体装置，它由12个远洋运输使用的集装箱连接而成，这是1吨二氧化碳在标准大气压下测量和存储的体积，也是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人每月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全球每天排放8000万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每年排放22.9吨二氧化碳，在欧洲这个数字是10.6吨，而印度只有1.8吨。专家们认为，低排放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和普遍居住在高层单元式住宅中。但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美国式生活方式靠拢——私家车、位于郊区的独栋房屋和远离城市的购物中心，事实是，人们对消费的热情远远高过对环保的兴趣。

碳足迹计算器：主妇的新助手

綦阿姨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一家4口人住着北京回龙观小区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供暖、热水器用的都是天然气，没有人抽烟，但是老母亲有时来了兴致会喝点白酒，儿子上班需要开车，但她和丈夫的活动半径不大，乘坐5站地铁即可，另外每年会有一次长途旅行。但用北京碳汇网上的碳足迹计算器算一算，2009年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共产生了9975.81公斤的碳排放量。计算器提醒她，她可以向中国绿色碳基金北京专项捐款1108元，用于碳汇造林消除碳足迹。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在2010年调整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消费习惯，从源头上减小自己的碳足迹。

9975.81公斤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因为这款碳足迹计算器只是根据衣、食、住、行、用5个方面设置了21个基本参数，綦阿姨家的实际碳排放量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不过这已经足够说明家中的能耗结构，“住”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大，占了52%左右，“行”其次，占了41%。她皱皱眉，一年将近3000度的用电量确实是太高了，产生了2355公斤碳排放量。

在网络上逐渐流行起来的碳排放计算器，从侧面证明了公众对低碳生活的积极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期间，腾讯网在自己的“哥本哈根专题”频道上链接了碳汇网提供的碳足迹计算器，有185.7321万人次点击进行使用。姬宏旺是这款网络版计算器的开发者，他最近刚刚配合北京中山音乐堂“零碳音乐季”的主题，制作了两个自助式的碳足迹计算器，又要马不停蹄地为深圳的公司开发企业版碳足迹计算器。“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款类似的碳排放计算器，本质都是用量化的方式追踪使用者的碳足迹。购买的1件衣服排碳5.7公斤，消费的1公斤肉类排碳1.24公斤，用电1度排碳0.79公斤，燃烧1立方米天然气排碳2.17公斤，乘坐飞机出行100公里排碳27.5公斤，乘坐一站地铁排碳0.1公斤……这里实际包括了两类碳足迹：第一碳足迹，即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比如开车、发电等产生的碳排放量；第二碳足迹，指消费者使用各类商品时因制造、运输等过程产生的隐藏在商品中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计算器其实已经算不上是新鲜事物。2007年6月20日，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款碳排放计算器。该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1万吨，其中40%直接来自个人和家庭活动。鉴于很多人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通过自身行为帮助对抗气候变化感到非常困惑，这样一种计算工具被认为能有效地帮助公众知晓、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天拽着鼠标做一下数字的加加减减，真的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发现，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家的电费比邻居家电费的平均值要高的话，通常会明显降低每日的用电量。同样，在英国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住户每天都必须看电表的话，至少能减少25%的用电量。

美国的环保网站“减碳拉力赛”（Carbonrally.com）在它的用户中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它把各种环保行为折算成减排量后进行记分比赛，有一个比赛题目是两天不吃肉，这样就能减排13.2磅。另一项比赛号召大家每晚关掉电脑，并坚持一个月，这样就能减排51磅。每个比赛项目都在介绍一种减少碳足迹的基本方法：把肉类从食谱中划去，减少驾车和坐飞机的次数，节约用电或使用高能效电器。比赛胜者会得到购物袋之类的小奖品。网站创始人贾森·卡拉斯说：“我们的比赛题目只涉及一点一滴的减排量，但这会积少成多。”

在地球之友网的马丁·威廉姆斯看来，现在流行的碳计算器可能夸大了个人应该承受的气候变化冲击。“我并不是说有谁可以逃避责任，但面对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时，我们确实需要更强有力的推动者。”他举例说，在公共交通不够发达的城市里放弃开车出行非常困难。德国的弗赖堡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例子，这座欧洲著名的环保城市以利用太阳能、节能住宅和发达的公共交通而闻名全球，所有高层建筑上都遍布太阳能电池。按照2000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居民购买太阳能设备后政府会收购个人结余的太阳能，以此来减轻人们的资金负担。弗赖堡很少有人装空调，而是在建筑房屋时通过厚达3米的外墙和真空玻璃来保持室温。弗赖堡大学博士胡海燕告诉本刊记者，她拥有驾照，但没有自己的汽车，“不需要汽车，弗赖堡有600公里的自行车道，1/4以上的弗赖堡人骑自行车出行”。弗赖堡的公共交通网络由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短途火车构成，价格亲民的月票可以在整个公交网络内随意乘车，这里平均1000个人拥有400辆汽车，是德国城市中最低的。弗赖堡绿色城市国际事务部的佩特拉·赫斯向本刊透露，弗赖堡1996年定下的到2010年减少碳排放25%的目标虽然难以实现，不过新的目标中到2030年整座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将降低40%。

一包薯片的碳足迹标签

开始了解碳足迹的概念后，你也许会进一步考虑，自己在超市购买的一包薯片能够产生多大的碳足迹？如此精细的问题你可能无法通过任何一款简易的碳足迹计算器来计算，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答案——因为那就印在包装袋上。
2008年12月，农业研究员艾德里安·威廉姆斯参观了伦敦的一家乐购（Tesco）超市，货架上的沃克斯薯片从2007年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标注碳排放量的品牌。他与购买薯片的顾客进行交谈，发现他们都注意到了包装袋背面注有一个碳排放量，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来之不易。为了给沃克斯开发碳足迹标签，研究人员需要将作为原料的植物（葵花籽油和土豆），以及这些土豆使用的肥料和杀虫剂等统统考虑进来，计算所需的总能量。接下来，他们把收集土豆的柴油拖拉机所需的能源，切、洗、储存和包装土豆所需的能源都计算在内，还要加入包装及印刷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运输薯片到商场消耗的石油。最后，还要对空袋被投掷到垃圾桶、垃圾车收集空袋、驱车到堆填区掩埋等系列行为的影响进行评估。到了年底，研究人员终于能够计算出，生产一袋薯片会释放75克温室气体。

“当商品在贩卖时，除了要标明生产时的碳足迹标签外，若能一并标示商品在生命周期内，所可能消耗的能源及碳排放总量。如此一来，消费者才不会被商品价格所迷惑，而愿意选择价格较高的节能商品。”高呼“别人减肥、我减碳”口号的张杨乾是台湾地区的减碳达人，“低碳生活部落格”的创立人。他有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2007年终时，他趁特价买了两条西装裤，裤子穿脏后一直按照洗涤标示送到洗衣店干洗，直到后来老板跟他提起，干洗其实是用石油在洗衣服。由于洗涤方式不同，干洗两条西装裤中所排放的碳足迹，也许将会是可水洗裤子的数百倍，而一年的干洗费也足够再买两条同款式的裤子了。

乐购已经要求所有供货商都要在产品上注明碳排放量，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其自有品牌的厕纸，每张产生1.1克碳排放量，比标准的1.8克碳排放量少了0.7克。然而，英国《卫报》的专栏作者里奥·西克曼对此发出了置疑之声：“商品包装上的这些额外信息能够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吗？下一回，面对厕纸大家也许会战战兢兢，但会因此少用几张吗？仔细想想，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碳标签。实际上，它巧妙地将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责任全都推给了消费者。乐购把好的、次的、劣的……各种等级的商品都堆在货架上，把选择的问题留给消费者，让他们站在过道里抓耳挠腮、反复思量每一种厕纸的碳排放量。如果他们愿意拿走货架上所有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商品，我会更欣赏他们对于环保的诚意。”

这一批评令人联想到，许多具有巨大减排潜力的消费方式，其实都是在现代商业营销方式的纵容下产生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孟雨岩博士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超市电耗70%用于冷柜，敞开式冷柜电耗比玻璃门冰柜高出20%，由此推算，一家中型超市由于采用敞开式冷柜每年需要多耗电8万度，相当于19吨标煤，相应产生48吨碳排放量。如果大中型超市普遍采用玻璃门冰柜，顾客购物时只需举手之劳，一年便可减少大量的能耗和碳排放量。

现在的环保趋势似乎在给生活中的一切都打上碳标签，不仅是生产，还包括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就连最传统的法国葡萄酒庄都开始尝试用重量更轻的塑料瓶来代替玻璃瓶，据估算这样做能使每瓶葡萄酒的碳足迹减少25%，但仍然有环保人士担心碳足迹会成为新一轮炒作噱头。在欧洲，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食品和快速消费品企业都计划在产品包装上印上它们的碳足迹，但这恐怕只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法真正让人们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更多人加入低碳行列，而不是通过购买薯片。”《戒碳》（Carbon Detox）的作者乔治·马歇尔提醒人们。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低碳产品的制造本身却要以更高的碳排放作为代价，其中公认为环保主力的新能源产业本身正是碳排放大户。2009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纠正气候变化的计算错误》的报告，文章认为，新型生物燃料与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相当，如果考虑到生产生物燃料时产生的碳排放，比如肥料、农药和对森林的砍伐等，它的单位碳排放水平甚至可能高于汽油的碳排放水平。就连看起来完全绿色的太阳能也有排放隐患，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是多晶硅，而生产多晶硅过程中的能耗十分惊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能源课题组估算，中国作为太阳能电池出口大国，2009年每生产1千瓦的多晶硅光伏电池组件能耗约在2600千瓦时，多晶硅在制造过程中还会产生四氯化硅等有毒物质。除此之外，很多替代能源项目如煤制油、煤制气等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环境影响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每个答案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普通家庭主妇也可能面临着“洗碗还是洗碗机”的问题，在节约水资源和电能之间你选择哪个？可惜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

零碳生活的家庭试验

1月8日，陈婉宁步行来到北京东华门街道办事处韶九社区，看到被居民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动室，有点小小的激动。她在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工作，这次的任务是来征募参加2010年“低碳家庭”项目的志愿者。第一期主题是“节能安居”，计划先在北京地区招募50个家庭进行试验。他们专门从台湾地区购买了电耗计量仪，希望借助量化手段，对志愿者家庭进行能耗与居家空间的检测，协助各个家庭制定节能减排方案并展开实践。因为这天是周五，来参加说明会的都是退休在家的老人，婉宁担心老人们不能一下子理解“低碳”概念，还特意准备了一些视频短片和小游戏。但是这种疑虑似乎是多余的，她很快就拿到了30份报名表。正如社区书记吴祥明所说的：“刚听到‘低碳生活’这个词的时候，觉得有些高深莫测，但了解之后，发现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社区一向有节能减排的传统，以前就评比过绿色家庭、节水家庭、垃圾分类示范家庭，每个季度还会办社区跳蚤市场。”

“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中，会尽量地不浪费，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贯彻了低碳理念。我觉得我们家在用水、用电和垃圾处理上还不够精细，需要改变一些日常习惯以减少甚至杜绝浪费。”卞学忠是最早报名参加“低碳家庭”的志愿者之一。他家里有个婴儿游泳池，6个月大的孩子每周都要游3次泳。剩下的水怎么办？洗衣、拖地、冲厕所——怎么将生活用水做到二次利用甚至三次利用，是他和爱人常常在动脑筋的问题。虽然有暖气管道，但是因为怕孩子着凉，偶尔还得开一开空调，于是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照明用电和电器的待机能耗。既然用电脑的时间更多，干脆淘汰了电视机，至于微波炉、饮水机等非必要电器更是一概不见踪影。卞学忠觉得低碳生活不是不要生活，而是简单生活，所有支出与消耗以满足必要的生活为准，以不浪费为准。

卞学忠住的房子是1999年左右建的塔楼，建筑材料的保温节能效果很不好，遇上今年这样格外寒冷的冬天，有时免不了暖气、空调一齐上阵。因为是集中供暖，白天上班人走屋空，照样供暖，热量却白白浪费了。他提了两个希望：一是政府可以对已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植，为个人的低碳生活提供环境保证，减少能耗需求；二是政府改变供暖收费模式，以实际能耗为计费单位，将个人利益与能耗支出捆绑，从而杜绝浪费。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康艳兵研究员一直致力于建筑节能研究与能源系统分析，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比重已经达到22%～25%的水平，北方地区的采暖能耗超过了当地社会总能耗的40%。因为我国大部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差，门窗的空气密闭性差，导致我国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约为同纬度气候相近国家的2～3倍左右。北京在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后，一个采暖季的平均能耗为20.6瓦/平方米，仍然比纬度相近的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高出近1倍。

根据康艳兵的说法，建筑节能的最大瓶颈并不在技术上。仍然以供暖为例，采用燃煤供暖的话，大锅炉集中供热的效率更高，但如果使用天然气，集中与否燃烧效率都是90%，可是北京现在却陆续新建了多座大型天然气锅炉房，反而在传递过程中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还有一个障碍是在现在的供热收费体制下，居民用热不能自己说了算。许多新建的小区其实都安装有采暖末端供热调控装置，即使是集中供暖的老楼，也可以联系物业安装一个温控阀，装置简单，成本也很低，可是，“如果仍然按照面积收费，老百姓从自身意愿上就根本没有购买节能产品的积极性，有时候供暖过热，宁可开窗散热”。早在2002、2003年，长春、沈阳等城市就已经建立了供热计量收费的试点，但是一些现实问题导致了试验的流产。从国外进口的价值1000多元的热计量表，用上一个采暖季就被水中的杂质腐蚀，成为废表。另外，由于热本身具有的传导性，实行计量收费也同样会产生公平问题，有的家庭可能会过度节约用热，甚至停热，与此同时，相邻住户家的热量却会被吸收过来，导致他们为了保证室温增加暖气用量，产生额外负担。

“建筑能耗的最终用户是物业公司、老百姓等广大社会公众，分散性非常强，所以建筑节能是公益性很强的、市场失灵的典型领域，需要政府部门优先抓，通过政策、机制和经济激励手段进行推动。”康艳兵同时是发改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进行的“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他觉得绿色照明工程的推广其实已经为建筑节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低碳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低碳出行，也遭遇了类似的政策瓶颈。胡卉哲是自然之友“低碳出行”项目的负责人，骑车上班时经过北京西直门外大街，每次都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条路在规划被定位为一条纯机动车快速通行的道路，所以是没有自行车道的。但是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这里是老城区，周围居民的机动车占有率并不高，大多数人使用自行车出行，结果反而造成了这条路上机动车、自行车间杂交错的混乱情形。”

胡卉哲对北京的情况更是深有所感：“北京人骑自行车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100年了，这座城市地势平坦，原有街道的布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已经形成，非常适宜自行车出行，无论是骑车习惯，还是道路格局，停放、修理网点，都非常成熟完善。可是大约2005年左右，对自行车道的挤占、对骑行人路权的侵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今的北京，基本形成了机动车、公共交通工具与自行车三者出行率为3∶3∶3的交通格局，这个比例在胡卉哲看来是很不正常的，每座城市的交通政策里，都应该规划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出行方式。“美国、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都是定位为汽车城市，伦敦、巴黎还有北欧的城市，则是公共交通先行的思路。北京的交通政策有过两次变化，2000年前是以机动车为先，2003年开始将公共交通作为重头。北京原来就有很好的自行车出行条件，现在也无需重建，我们考虑的应当是如何使其融入现有的交通格局。”

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自然之友向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对《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提出：“自行车在现有公共交通系统中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解决市民公交出行中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果自行车出行和其他公交出行方式形成有益接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低碳出行的环境和条件，增加低碳出行的市民数量，从而减低首都道路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