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礼”属于儒家管理方法或手段方面的内容，就管理的目标而言，儒家所追求的是“和”，正如孔子的弟子所说，“和为贵”(《论语·学而》)。因为儒家早就认识到，只有“和”才能够凝聚力量，成就事业。他们认为，这是天下万事成功的必然法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具体来说，“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即“和”能使万物化生，生机勃勃。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和”才有力量，才有凝聚力，才能成就伟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效率、积极性和个体的心情。只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使人协调一致，取得成功。后世的儒家大多都有相同的认识。如东汉的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昌言·法诫》)“和”实际上就是协调组织中各要素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并且凝聚起来，增值人力资本，创造更多的效益。

为了实现“和”的管理目标，儒家认为，单独用“仁”或“礼”的管理方法或手段都是不够的，应该“仁”“礼”并用。首先，“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如果一个人想做到仁，他就必须时刻反省自己，自觉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自己，克服自己不合理的私欲，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其次，要达到“仁”的境界，又要有“礼”来规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二者从人的内外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缺一不可。其中，孔子尤其重视人的内在的方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总之，“仁”是由人心之内发显出来的一种道德品质，最终要外显为行为；“礼”是由社会制订出来的一种道德规范，最终要内化为人的品德。

“仁”“礼”并用的同时，儒家又提出了“中庸”的管理理念，以调剂“仁”“礼”管理方法在具体运用中的偏颇。“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主张人做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主张执两用中，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把“中庸”看成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最高境界，“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采取恰当的方法，做到随时以处“中”。这也正是孔子所言很少有人达到“中庸”境界的原因。

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怎样才能够协调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片面的采取严格的规范管理，就会压抑人的创造性，甚至导致被管理者表面上积极而暗中消极，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片面强调以人为本，给以仁爱，只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又会出现各行其是、组织松散的问题，同样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具备高超的管理技巧，采用“中庸”的方法，找到规范性与人格感化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最优的管理效果。“中庸”在实践中就是一个适度问题，对被管理者的管理要适度，应做到规范性与人本性的结合。至于怎样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达到“中庸”的境界，则因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高低和具体的管理情景而定。毫无疑问，“中庸”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社会，但是，其中有许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可以跨越漫长的历史，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仁”告诉职场领导如何以人为本，有效沟通；“礼”告诉职场领导怎样制订和制订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中庸”告诉职场领导硬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的完美统一。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果职场领导能深昧其理，运用于管理的实践，定能产生好的效果。

奥运开幕式上呈现的“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