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

范蠡

范蠡原来也是大慈善家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范蠡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19年间3次获得千金之富，但3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中国古代慈善家多为官员

汉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

两汉时期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以致泉州境内“田者让畔，道不拾遗”。

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

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他把历年所得薪俸，全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

光武时期，另一名臣王丹，虽“家累千金”，但他把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的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地方官员中也常有慈善家在各地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时，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个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因为他的善举而存活的人达到1000多。

后来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另一位隋朝知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

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从宗教界走出的慈善家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12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祭祀他。此后，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

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1000多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

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有大峰祖师庙，成立了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清慈善事业逐渐公益化

明末清初，中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

以知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

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　　

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120多个，上海地区也有80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

由于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1.3万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1.2万多两。

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民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至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

道光十五年（1835年），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同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10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20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

林则徐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

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中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中国学术界，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

今天中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