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开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忧患精神。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中国忧患意识之所以孕育，基于宗教的人文化、圣王的分裂和士的自我觉醒。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是以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的博文情怀，与民同忧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以百姓忧乐为自己的忧乐，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和普天下人同忧同乐，就可以达到圣王的境界。《周易》是忧患之作，孔子韦编三绝，为之作《传》，就是要使人懂得知危则戒惧，才能平安无危；知平安无危则偷安，就会倾危。这就是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总之，儒学的忧患精神是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在当前人类面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之时，中华民族应高扬忧患意识，在回应与化解人类五大危机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二、乐道精神。乐道精神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生孜孜追求，发愤忘食求道，而忧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乐而忘忧，这种乐道精神，是得道时的美的精神满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讲应怎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被富贵、贫贱、威武所迷惑、动摇、屈服，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即不放弃求道、得道之乐。孔子认为，乐有两种，一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如符合礼乐节度，称道别人的善处，交贤明的朋友，这是真快乐，包含着丰富的仁义礼乐的内涵，是乐道精神的体现。二是对人有害的快乐，如以骄傲为乐，以游荡为乐，以晏食荒YIN为乐，这种快乐是不符礼乐节度，有违仁义廉耻的快乐，是非乐道精神。孟子并不否定人可以从感官欲望和自然生理本能的满足中获得快乐，但反对纵欲、佚游、晏乐的满足和愉快。虽然孟子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并提，将“理义”的道德愉悦和道德美感与感性愉悦和生理美感并非并重，但实际上孟子更重视前者。理义的愉悦，即乐道精神的体现，亦乐道精神的内涵，具体而言，如事亲从兄的仁义之乐，知此节此的智礼之乐。这种道德愉悦使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达到道德美感的精神境界。孟子认为达到诚的境界，是最高的乐道精神的体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把诚提高到天道的位置，便是一种天人合一境界的内外融合而产生的愉悦。乐的享受，孔、孟虽都肯定心理、生理情欲满足引起的快乐体验，但重心逐渐从物质的、感性的、生理的层面转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层面，追求“乐心” 和乐道。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第三、和合精神。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尽管先秦以后有断裂，但现仍有传承，它横摄社会伦理道德、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感等。儒学和合精神是其价值理想，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充实愉悦的境界。其目的是达到人和而天和，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境界。

第四、人本精神。西方人本学的本义是指研究人类起源和人种演化的科学。费尔巴哈把自己哲学称为“人本学”，是指以自然感性的人为基础和中心的哲学。中国古代人本是指以人为根本，肯定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并以此为中心，解释一切问题；在解释一切问题中体现的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便构成一种人本精神。较早提出“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所讲的人本，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尊重人的自我意志，满足人的需要，可称为人本位主义。孔子的人本精神不仅在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重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孔子仁学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他所说的人，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其他外在要素的附属品或派生者。因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仁之所以说是人的内在超越，首先，在于仁与人在内涵上有互相贯通、圆融之处。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其次，人应该是有仁德的人，无仁德就不是人。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再次，爱人虽意味着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要求由主体自我做起，树立主体性人格。从内圣仁的自我修养，到家庭仁的实践，再到外王仁行天下，贯穿着爱人而人人互爱的人道（仁道）精神，这是人本精神的血脉和生命。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孟子的仁，是人的哲学升华，是人本精神显现，也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仁的本质就是人，无人就无所谓仁；人又蕴含着仁，无仁，人体、人的本质便无以表现。“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于是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只有当人超越了自然人、本能人，人的本质才被发现，人本精神才得以体现。荀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而又发现孟子“亲亲仁也”的思想，又接受了墨子的“兼受”思想。他把爱分为爱人和爱民两个层次：从爱人来说，是仁者之事，施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爱，以及不同敬。爱人是有限定的、非普遍的爱。二从爱民来说，是政治价值的选择，而非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以普天下所有的人为施爱的对象，而非以亲者、贤者、贵者为先为厚的施爱对象。儒墨都强调泛爱众的人类之爱的人本精神，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这标志着个体主体的自觉。个体主体的提升为类主体，并从人性的普遍性说明人的类存在。儒学对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独立性、尊严性的肯定，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第五，笃行精神。它凸显了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儒学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探索了“和实生物”和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冲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人民）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的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为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选拔人才不能只听言，否则能说会道者，阿谀奉承者会被选拔上来，而埋头苦干者，能干实干者就会被冷落。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