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毫不顾惜自己的传统、毫不留恋地贬斥自己的传统。我们为经济的快速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文化代价。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场传统热、国学热呢？

骆玉明：客观上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如何把中国本位的精粹和西方精华结合，是个大问题。

钱文忠：人均GDP发展到2000美元的亚洲国家都会反观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也不例外。

刚才骆先生讲的关于人性论的意见可以扩展开来。《三字经》最前面的四句基本上就把中西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演变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接着骆先生的话来讲，传统中国的主流就是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的，人性是有可能被引导成善的，甚至人性最终是善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概念，“六亿人民皆尧舜”。这个话等于说，中国人都是尧舜。这样岂不就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信念。

骆玉明：对，从孟子到王阳明，他们都强调这个。

钱文忠：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这个国家呢？我们就选出一个最好的圣人，让他引导我们。既然大家都是好人，何必要法制呢？大家都会自觉，都会积极主动、清正廉明。如此这般，为什么还要什么法律制度呢？而西方就不一样。西方基督宗教的传统里有原罪的观念，慢慢就演变出三权分立、彼此制约。这就是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近来，很受学术界的关注。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办法在这里展开了。

骆玉明：中国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走到现在，有两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客观上已经很深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又要回顾传统，那么，继承传统与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努力怎么结合，本位的东西跟外来文化、西方的东西怎么结合，这就变成更大的问题。

钱文忠：有很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一种现代化，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的现代化。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毫不顾惜自己的传统、毫不留恋地贬斥自己的传统。我们付出的代价，或者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乃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毁坏自己的传统。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一个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当然这个发展主要是好的，但有成就，也就有问题。在这样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场传统热、出现一场国学热呢？我个人有一个观察，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的时候，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羡慕西方了，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向传统回归。中国可能也正好到了这么一个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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