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有过很多宗派，但是惟一最彻底中国化的，却是中国自创、号称不依傍任何佛教经典的禅宗南宗。在中国的佛教里，历来都是从印度传来的经典才可以叫做“经”，这是因为“经”是佛陀的说法，所以只有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典可以叫做“经”。但只有一本书是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坛经》。
　　关于《坛经》与禅宗，这一讲要讲三个问题。
　　一禅宗史上的一个著名传说及其象征的思想史意义
　　第一个问题，就是禅宗史上的一个著名传说以及它所象征的思想史的意义。
　　传说，在公元674年(唐高宗上元元年)时，在岭南新州(今广东南海)，出了一个姓卢的砍柴人。有一天，他砍完柴，把柴担到城里去卖，听见有人念《金刚经》，突然觉得受到震撼，“心花开放”。于是他根据这个人的提示，到湖北黄梅双峰山的东山寺拜见弘忍，据说弘忍是禅宗的五代祖师。这个砍柴人被安排到磨房里去踏碓舂米，随众听法。八个月后，弘忍要挑选接班人，条件是每个人写一首诗，表达对佛教道理的理解。他的大弟子神秀写了二十个字，即：“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年纪很大，资格也老，大多数弟子都觉得弘忍的接班人非他莫属，惟有这个姓卢的砍柴人目不识丁，听了以后却说：“好则好矣。了则未了。”于是，他也写了两首。请人写在墙上。第一首非常重要，他反驳神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后面两句话，“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在后来通行的各种本子里面改成另外两句。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到了他的这首诗。就把这个卢姓砍柴人悄悄叫到禅房里来，传给他象征真理传续的衣钵。但是由于害怕引起权力争夺，又让他躲到遥远的南方去，直到十几年以后，弘忍已经去世，大概在公元689年，这个姓卢的砍柴人再次出山，终于在南方开创了后来影响中国极大的禅宗。因为它的根据地和起源处是南方，所以也叫南宗，和北方以神秀为首的主流禅宗区别了于来。这个卢姓砍柴人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开创中国式的禅宗的重要人物，也就是“六祖”，法名叫惠能。
　　这个故事的象征性意义，可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神秀的那首偈语里面.代表的是佛教一直奉行的一种传统观念。就是说世界分裂成两个：一个是混浊的世俗世界；另外还有一个清静的超越世界。为了让人离开混浊的世俗世界，进入清净的超越世界，佛教告诉人们。你要同归到内心中去。但是你的心就像一个镜子，灰尘不断会落下来。要不断地擦拭。这个思想代表了佛教的一个传统想法，叫做“法有我空”。“法”有“我”空，这就要用“时时勤拂拭”，来防止心灵受到世俗的污染。但是，六祖惠能的那首偈语却讲了另外一个道理，非常干脆利落，就是说一切都是虚幻的，既没有智慧树一样的身体，也没有什么透彻如明镜的心灵。外面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一样，都是“空”，都是幻相，这样就把佛教大乘般若学的“空”这个概念推向了极端。神秀和惠能的这两首偈语，象征着对于“空”这种概念的不同理解，一个是传统佛教的理解，一个是中国式佛教的理解；这就预示着中国式的禅宗在很多方面就要取代传统的佛教了。
　　第二，这两首偈语间的差别迅速地引来了两种修行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佛教有很多自我修行的办法，比如说自我约束、自我惩罚、自我教育等等。早期的佛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人的心灵得到解脱。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心都是被五阴黑云所覆盖，所以你要想清除这个五阴黑云，你就得苦苦地去清洗。但是，由于惠能认为一切都是虚幻，所以对污染的抵抗就不必要，因为从本质上说，污染本身也是虚幻的。惠能说，佛性本来就是清静的，哪里会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他一下子就把修行者从苦苦的修行中解放了。这种“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的方法，实际上是把早期佛教的那种自我约束的戒律和苦苦修行的方法全抛弃了。他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解脱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不必解脱，回头看去，原来此岸就是彼岸。惠能的这个思路使得中国禅宗有了一个自我拯救的新方式，使得宗教也不再是宗教，只是一种信仰；在他的信仰世界中，只要意念中一个转向，就可以大彻大悟，于是，做禅宗信仰者已经变得很轻松了。这两首偈语之间代表了一种思路的转换，这种思路的转换，可以说是从印度佛教追求解脱的立场到中国道家追求自然的立场的转换。
　　第三，如果修行的必要性被取消，那么作为信仰者互相认同和互相监督的宗教组织，是否还有必要存在呢?同样，如果真理的获得和心灵的解脱，只是个人的和内心中的事情，那么，把信仰者组织起来，并且是把“俗”和“圣”，即世俗世界和超越世界区分开来的寺院。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因此，这一故事以及后来的历史其实预示着作为宗教的佛教自我瓦解的开始。
　　二《坛经》本身的故事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着《坛经》这本书的故事。
　　据说，在武则天的时候，惠能在广州南海出山以后，曾在广东韶关一个叫做大梵寺的寺庙里面开宗说法。听众很多，而《坛经》就是当时开坛讲演的记录。记录的人叫做法海。这本书一直就这么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以来，这本书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因为20世纪初的一次文献考古大发现，这书突然成了问题了。到底是不是惠能的说法?是不是后人编的?突然成了疑问。因为20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发现。使人们对《坛经》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早提出问题的是胡适，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坛经》不是惠能所作，而是惠能的学生神会编出来的。胡适提出好几个根据，其中有三个根据是很重要的：第一，公元八百多年的时候，有个人叫韦处厚，他给一个死去的和尚写了个碑文叫做《大义禅师墓志铭》，说神会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竞成檀经传宗”；他认为，这句话说明《坛经》是神会编出来用来做传宗凭证的一个东西。第二，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很多神会的资料，神会讲的很多道理和《坛经》讲的一样，可见《坛经》是神会编的。第三。从历史上看，使禅宗真正在中国取得绝对优势的是神会。所以神会炮制《坛经》，主要是确立一个死去的权威。
　　当然，胡适的证据不足。首先，用《坛经》当传授的凭证，是《坛经》中说过的。《坛经》中说，“不得坛经，即无禀受”，大概神会也只是沿袭了老传统，“竟成檀经传宗”是继承了老规矩。其次，老师和学生的话相似，不一定是学生炮制了老师的话，也可能是学生抄了老师的话。第三，确立禅宗的地位的人不一定是禅宗思想的开创者，更不一定非得是经典的作者不可，历史上有很多著作都是在著者去世很久以后，才成为绝对权威的经典的。不过，胡适的考证里确实有一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坛经》的最后曾经暗示说，惠能死后二十年，有一个人将要继承惠能为禅宗的复兴大声呼吁，这恰好就是神会的故事：神会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或者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在滑台大会上与人论辩中宣布惠能这支禅宗要取代神秀这一支禅宗，而且要跟神秀对抗，这恰好是在惠能死后二十年。胡适怀疑，如果不是神会在事后编写，怎么可能在惠能生前，就预言二十年后的事情呢?这一条怀疑始终没有被推翻。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一种折衷的说法：原来可能有一本《坛经》，而神会后来在这里面掺进了很多自己的思想。
　　同时，《坛经》的文本确实是在不断被增添、修改、补充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坛经》并不是原本。现在在敦煌发现的《坛经》，抄写时间大约是公元780年左右，只有一万两千字；日本京都的兴善寺，藏有一个宋代初期抄成的《坛经》，已经有一万四千字，北宋中期的契嵩校订本，已有两万字；现在通常读到的是元代宗宝和德异分别依据契嵩的本子编成的一个版本，有两万三千多字，分成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