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思想很早萌芽于北方罗什之当时，其次於江南齐、梁之顷，惹起在俗外护法者之注意，但真正成为学者间的一般课题，北方是北魏之末，南方是在陈代以後。考量到这些年代，现今大乘思想兴起之原因在以上时代中保持有密切的关系。何以在旧有之间所意识到的问题，於学者间忽然唤起此一议论。必从外部增加了甚么新的刺激。但外在的刺激最显著的事所思惟到的是外国三藏之来华及其翻译，也恰正是北魏末及陈代，看到有最异常的成果。即北魏以佛陀扇多、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为始，有很多的翻译者。在陈代是有名的真谛三藏。首先，从北方来说，彼佛陀扇多最初翻译有无著之《摄大乘论竺、》2卷，分明表示大乘所以超胜於小乘，并且实证是有组织性的论典。又为菩萨行在哲学理论上的致使所展开。由于世亲《十地经论》菩提流支等所翻译，相对于旧有昙无谶所译《地持论》等，十分信知大乘阿毗达磨是非常的丰富卓越。以当时之实际情况，吾是初从大乘的意识存在，基於其标准，即成立为大乘经论为原故，其理由很多是研钻之对象，又并末考量以这些为中心而达到目的。毋宁说当时以华严、涅盘、维摩、胜鬘等诸经在传承上所流行菩萨佛教受到自然尊重。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三藏相率来华，亲自翻译菩萨经、论。不但如此，唱道菩萨佛教的事，就是说明大乘佛教名义之所以然，进而基於自己经历，说明以其大乘佛教新兴之势力，在印度、西域是有非常广泛的普及，所以达到对最初大乘佛教独立、优越的认识，因此大乘教义与小乘教义之差别相之阐明，成为崭新而重大之关心事。在中国北魏末之大乘思想兴隆之经纬，吾人大体上有如以上之了解，想来也是最接近其真相的。其意义在北魏之《摄大乘论》及《十地论》之翻译，那些无不是大乘思想兴隆而唯一的导火线，但学者们之传统的学问与外国三藏之传说内容结合，由此以大乘思想在教理的权威上使之成为独立性中，预想到不能否认此是有一股大力量。於是在北方有这样情势相联并，给与南方大乘思想之兴起为最强力之刺激，即是经梁、陈之间大翻译家真谛三藏其人了。
　　真谛翻译的佛典很多，其中以《摄大乘论》最为重要。真谛自己颇为重视此一论典，宣讲并为撰疏，不同於北魏佛陀扇多之本论译本，因为这次将世亲之释论译出，然亦由译者真谛讲说，所以影响当然是很显著了。向来之菩萨佛教又由现今《摄大乘论》之出现，以此本为准据，在一切教理为有组织的理解上获得了根据。例如：《佛性论》、《中边分别论》，其次是《大乘起信论》等出来也更加的加速是确实的事，但根本上仍然是《摄大乘论》的翻译对於南方大乘思想兴隆达到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是无疑问的。
　　然而，这种教理上的出现惹起更多学者注意的是真谛译之〈婆薮盘豆传》。婆薮盘豆法师就是世亲论师。真谛译出了《摄大乘论》、《俱舍论》之著者，并且已经在北魏看到所译出而颇流行《十地经论》之著者。因而此传为当时学者所爱读应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中立证大、小乘之对立优劣，如以下诸文：
　　一、无著初于萨婆多部出家，从宾头卢阿罗汉闻“小乘空观”，意犹未安。往兜率陀天由弥勒菩萨教授“大乘空观”。尔後，彼常上升兜率陀天谘问弥勒大乘经义。後於阎浮提自造大乘经之优婆提舍解释佛所说之一切大乘教。
　　二、世亲先遍通十八部义，妙解“小乘”，执是小乘，不信“大乘”摩诃衍，谓非佛说。得兄无著之教诫，“悟大乘之理，过於小乘”，於是就兄遍学大乘之义。於是开始，失小乘得大乘，验知如果无大乘即无三乘之道果。
　　三、世亲于无著殁后，方造大乘论，解释诸大乘经。华严、涅盘、法华、般若、维摩、胜鬘等诸大乘经论悉是法师所造，唯识论、释摄大乘、三宝性、甘露门等“诸大乘论”也应是法师所造。
　　说大乘比较小乘优胜，使人深知这种深刻印象。常所说大乘之经是华严、涅盘、法华、般若、维摩、胜发等诸经既已汉译亦为汉人所亲知。对《华严》之“十地品”之《十地论》，对《金刚般若经》之《金刚般若经论》，又对《法华经》之《法华经论》，如上诸大乘经论已经在北方有所翻译，但现今又有无著之《摄论》，这些对世亲之《释论》及《佛性论》等所翻译，此时不正是看出大乘佛教全盛之世吗?也是专门强调大乘思想真谛三藏之学风。但学习《大品》、《三论》等特别怀著深切关心的是建康（南京）之佛教界，所以当初很快的迎接真谛是不足为怪之事了。僧宗、慧恺等迎接真谛三藏去建康之时，诸学者们上奏国王而遭拒抗，因而事未得成（续高僧传真谛传）。旧有佛教如何保持势力不去管他，在真谛三藏之门下由建康所传新佛教以坦荡之势波及於佛学界。适巧北周武帝之破佛，结果南、北学者之交流更能助长此一倾向。如此南、北所有佛教界，透过世亲教学，走向重新认识新的大乘佛教之机运。在印度，大乘佛教之兴起，是基於龙树之所确立，到了世亲看到其发展。然而在中国，龙树教学之传来不过是使大乘思想下种、萌芽，真正强有自觉而生长是世亲教学之流传背负起此一大任。
　　摘自《觉有情》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