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岩寺与禅宗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迄今已整整二千年。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会通融合中，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经过与民族文化的长期相互冲撞、相互交融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终于在隋唐时期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诸宗派。到唐朝时，产生的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等。各宗派的创始人大都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和扶植。隋唐时期宽松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为佛教诸宗派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各派都有相对稳定的传法基地，一般以一处或数处大寺院为中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各宗派的内部都有师徒承继关系，深受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逐步编制出严格明晰而获得公认的传法世系，上溯印度、下接中国历代祖师。各派均有比较固定的僧俗教理体系，其理论既有承袭印度佛教的成分，又有吸收儒家和道家的因素，更有结合两种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后的创新内容。传承、发燕尾服至现代，中国佛教流行的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岩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禅宗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是梵文“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禅定”。其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相传禅宗的创始人为“菩提达摩”，在公元六世纪由印度西来中国，曾在少林寺面壁，传授禅法。故少林寺有“禅宗祖庭”之称。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在公元八世纪间分为南北两宗，即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曾盛极一时，但不久便衰歇。南宗慧能，主张顿悟，后世尊为六祖，弘传甚盛。中唐以后，经慧能弟子神会等人提倡，南宗成为禅宗正统，受到唐王室重视，对士大夫和劳动群众都有很大影响。从唐到宋，南宗禅师辈出，在其三四百年间又分为五宗七派，即慧能弟子南岳怀让一系先分出一派名沩仰宗，次又分出临济宗。弟子青原行思一系分出三派：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由两系分五宗。以后又从临济宗分出黄龙、杨歧两派，合前五宗名为七派，都曾兴盛一时，经过一段时期有的就衰绝不传了。后来的禅宗只有临济、曹洞两流传不绝，临济宗更是世代兴旺。近代所有的禅宗子弟，都是临济、曹洞两家后代。华岩寺属佛教临济禅宗杨歧派，由华岩寺开山祖师圣可和尚接嗣于四川梁平县双桂堂破山大师，传临济宗三十三世法。现华岩寺山门牌坊坊额正面书“巴山灵境”，背面书“临济禅宗”，以彰其衍，为刘少林题，著名书法家许伯建书。双桂堂建于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在今重庆市梁平县，由破山禅师开创。因寺内有两株古桂树而得名。双桂堂禅院灯系鼎盛，名僧代出。破山禅师为明末清初著名高僧，承宁波天童寺密云禅师之法，创立双桂法系，世有“小释迦”之誉。门下传法弟子87人，分别中兴和重建西南地区许多大寺庙，其法系蔷衍，遍布大西南及海内外，故此双桂堂号称西南禅宗祖庭。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从禅思潮与义学的并立，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从流民式的山林禅僧到聚居于通都大邑，出入宫庭、邀宠帝王、深入世俗、百姓皈依，成为内地佛教主流，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至清代，雍正以禅门宗匠自居，鼓吹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净土。其后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自道光以后，国家衰敝，士人忧患不已。民族意识觉醒使一批先进文人也把佛教义学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从龚自珍引佛教“业报”学说开始到康有为 ，尤其是谭嗣同、梁启超，继续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鼓励不怕牺牲、杀身成仁的宗教热情。使居士佛教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思想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佛经《楞枷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对禅宗有较大影响，慧能的《六祖坛经》为其教义的代表著作。慧能（638—713）俗姓卢，范阳（今北京涿县）人。早年家境贫寒，以卖柴为生。青年时，听说禅宗五祖弘忍在蕲州传教，前往黄梅，以行者身份求教于弘忍。慧能深得弘忍常识，对佛法领会精深。他不会写字，便央人代笔，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写在墙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大意是说：人的觉悟本性并不像一棵培提树，先天纯洁清静的心也非如同明镜。原来就没有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体的东西，又会在哪里沾染上世俗的尘埃呢？五祖知道慧能彻底认识了本性，就把据称是菩提达摩传下来的袈裟交给他，并说：“他已成为第六代祖师，应该竭诚维护教法衣钵，广泛拯救一切有情众，使本门教法永远流传下去”。《六祖坛经》是慧能弟子根据他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加上他的传禅事迹整理而成，是唯一称为“经”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慧能的思想，包括初期禅宗的基本的理论。“识心见性”是《六祖坛经》论述的中心教义之一。“识心见性”指对自我本心和本性的识、理解和体验，是“成佛”的同义语。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坐禅、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故又自称“顿门”。“坛经”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光洁无暇的，不仅蕴含世间的万事万物，而且蕴含着全部佛理。自我的心性一切具备，无欠无缺。真理、智慧、佛性，也就是佛教所认为的一切美好的理想的东西，全在人的一心之中。宇宙万有、人生穷达，均由心性创造。所谓觉悟成佛的解脱之道，绝对不能向外部世界去追求，不要希望靠外力的帮助来完成，不能为外界环境所左右。解脱的正途，是认识自我的本心和本性。开发自我，实现自我，即可解脱成佛。禅宗的诸家庙宇均挂有“诸恶勿作、众善奉行”的对联。华岩寺亦将此联挂在大雄宝殿。这副对联寓意着因果报应的深奥哲理。“因果”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理论，并且构成其各种学说的理论基础。“因果报应”也称“业报”，指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必然产生相应的后果（果报）。“因”在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没有一定的业因也不会凭空产生果报。任何人或神，包括佛在内，都不能消除因果报应的作用，众生在业报面前人人平等。因果报应所讲的因和果，各分为善恶两类，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这是不会发生逆转的。所谓善和恶的标准由佛教的道德规范来衡量。比如，信守戒律是善行、违背戒律则为恶行。因果报应起作用的范围较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贫富贵贱，相貌美丑等。所以，因果报应也可视为佛教用以解释社会和人生种种差别的理论。从报应起作用的时间上讲，佛教有“三世因果”说，即现世的境况由前世的行为决定，现世的行为又决定后世的命运。佛教认为，众生在未解脱成佛之前，都处于生死循环之中，人在此处的死意味着同时去别处生。但生于何处，则由业报决定。所谓“生死轮回”，即是说，有善行者，可以转生到好的去处，比如人世、天堂等，而有恶行者，则要转生到坏的去处，比如饿鬼、畜生、地狱等。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思想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深入民间。它与中国原有的信仰有两点重要区别：其一、儒家传统把人的命运归于外在的“天命”，即所谓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教则把人的富贵寿夭推因个人的行为。其二、中国传统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系指祖先的行为可以影响后代子孙。佛教的因果报应只涉及本人，并不株连后代，殃及他人。因此，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强调个人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无法依靠任何外力。佛教还提出所谓“三法印”来论证人生的“无常”、“无我”。第一是“诸行无常”，这是从时间的观念上来证明宇宙一切有作为的事物，都是一瞬间的存在，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因而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连构成人的精神和物质，也都是变化无常的，这样整个人生就必然离不开生老病死，从而证明现实世界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第二是“诸法无我”，就是从空间观念上来证明世界万物并非实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种种因缘凑合起来的，人生也是由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因缘凑合而成，因缘一散，人也就不存在了，以此进一步证明人也是不实有的。第三是“涅槃寂静”，认为人 生活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绝对安静的、无人生病苦的精神状态，进入既摆脱了外在客观世界，也摆脱了人的一切主观感受和理智活动，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对的涅槃的神秘世界。这三条教义，就是鼓动人们超凡脱俗，看破红尘出家，到神秘、虚幻的彼岸世界去寻找人生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