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禅诗
　　陈耳东
　　说到禅诗，首先要弄清楚“禅”的含义。禅，乃梵文音译“禅那”之略，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等。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息心静寂地思考修佛的途径和功果。
　　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禅的含义也在发展变化。比如“禅”常与“定”连用，称为“禅定”。定，乃梵文的意译，也译作“等持”。禅定，是说心定止一境而离散动。这是修佛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汉化佛教进一步发展，佛教宗派纷起，其中“禅宗”的崛起，使禅定的观念进一步展开，这时的“禅”的含义已不仅仅是“静虑”，而升华为涅槃之妙心。尤其是六祖慧能创立的南宗禅，主张“明心见性”、“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时的“禅”，从人心深处到大千世界，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禅定的意境也更高一层，进入涅槃之境，达到人生永恒的解脱，这也是学佛参禅者所追求的最高“禅境”。
　　“禅”在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又向其他领域渗透，于是就有了禅与诗的结合。参禅者(禅师或居士)把修习禅、理解禅的心得体会表现在诗歌里，这就是所谓的“禅诗”。
　　一
　　禅诗的主要内容是“禅”，自然就是有了“禅味”之说，它所包括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直接宣扬佛法。这是早期禅诗的主要特点。佛教从西方传入中土，首先接受它的是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这里的佛教思想往往与中国的老庄思想结合起来，相互融合，才得以存在和发展。尤其魏晋以来，谈玄之风盛行，僧徒与文人相互唱和，他们在诗中谈玄说佛，一时成为风气。如张翼、康僧渊、支遁、慧远、陶渊明、谢灵运诸人，他们所写的禅诗其内容或直接宣扬佛法，或谈玄喻佛，禅味玄空，与唐以后的禅诗比较，可谓禅诗之滥觞。
　　二是诗中寓禅。隋唐时候，禅发展到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以后，禅诗的内容也大大地丰富起来。禅宗讲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主张佛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谓“一念悟，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禅宗六祖慧能语)南宗禅更把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恶法善法、天堂地狱等宇宙万物、人间善恶，都归结到无限广大的自性清净心之中。这样，诗中寓禅的内容就更为广泛普遍。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珠禅师语录》卷下)是也。唐代诗人戴叔伦在《送虞上人游方》诗中也说：“律义通外学，诗思入禅关；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唐宋时期，一些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他们所写的禅诗，诗中寓禅已达到水乳交融、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柳宗元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脍灸人口的绝句，如只以写景诗欣赏，亦无不可；但因诗中的意境与禅宗悟道的境界契合，从禅诗的角度欣赏就更有禅味。渔翁(亦代表作者自己)独自垂钓于寒江之上，周围一片白茫茫，他那种与天地融为一体，浑然无别，澄澈透底的心境，不正是禅者找到归宿、找到本心、发现自性的禅境吗?
　　唐以来，诗僧的出现，更加丰富了禅诗的内容。诗僧写的禅诗，诗中寓禅更是普遍现象。唐代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道潜、惠洪，元代的明本，明代的梵琦、德清，清代的律然、今种、实诸人，他们把诗当作参禅悟道的手段。行、住、坐、卧，于物于事于人，无不以诗出之。正如齐己在《寄郑谷郎中》一诗中所云：“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云门禅师有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诗人是从春花秋月、夏风冬雪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而只有达到物我两忘(“若无闲事在心头”)，进而物我同一境界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到美在其中。因为诗人看来，风花雪月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把自己的感情毫无保留地贯注到大自然中去，于是风花雪月也就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成了他们自我的化身。这就是诗中寓禅的魅力，也就是禅味的魅力。
　　三是禅者自悟或高僧启悟僧徒，有的亦用诗的形式表达。这种诗叫做“偈”，亦称“偈颂”、“偈诗”、“诗偈”，此类禅诗的诗味更浓。偈本来是佛经中的一种文体，其种类很多，这里所说的偈，是指以两句或四句，每句从三字到八句不等的形式的偈。而诗偈大都是四句七言(少数四句四言)。如唐代神秀、慧能二人，为了回答禅宗五祖弘忍关于学佛参禅的心得体会，而分别写一偈(详见下文)，即是此类诗最典型的代表。还有唐朝某女尼的悟道诗以及宋代止翁的《示徒》诗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偈诗。宋代蕲州五祖法演禅师曾以两句艳诗开悟即将离任归蜀的某提刑官曰：“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官诺诺，并未开悟。而在一旁侍奉的克勤禅师听后颇有所悟，便写一偈呈上：“金鸭香消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法演禅师和克勤禅师在诗里都提到了“声”，对一般人来说，“认得声”已属不易，至于连声都不要，却能心照不宣，则是达到了“拈花微笑”的地步。所以，法演非常赏识克勤的这首偈诗，高兴地说：“我侍者参得禅也。”禅师(包括居士)参禅，也有用诗作答的，凡此种种，皆禅诗禅味之属。
　　四是禅诗中的佛典、公案的运用，往往使禅诗具有深邃迷蒙的禅味。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以及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产生过多少神秘、美丽、有趣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有的被作为典故记录在佛经之中，有的被写进有关书籍中，有的流传于民间。而中国古代诗歌正有引经据典的传统。文人与高僧写的禅诗，自觉不自觉地将佛典引入诗中，如诗中不断出现的“灵鹫”、“金身”、“拈花”、“西来意”等等，都是佛典被用在禅诗中的证明。
　　禅宗的产生与发展，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传道悟道的故事，这些被禅者认为可作参禅悟道的典范故事叫做“公案”。公案被当作参禅的内容写进禅诗，是禅家所谓“参话头”内容之一。宋代圆悟克勤禅师云：“参得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自然坐断，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尽酬，一句了然超百亿’。”如宋代正觉禅师《送慧上人往上江籴麻米》一诗，就是用了禅宗公案“庐陵米价”之典。
　　五是禅诗的作者以一个禅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表达对人生哲理、俗世弊端的看法，这也是禅诗具有禅味的一个方面。这方面唐代诗僧所写的禅诗最具代表性。如王梵志、寒山、拾得诸人的诗，以几近白话的形式，阐发对人生哲理的看法，对俗世人情的透析，自然而精湛。如王梵志的《城外土馒头》、《吾富有钱时》，寒山的《老翁》、《东家》等诗，读后真能涤心滤肺，使人有超然了悟之感。
　　二
　　无禅味不可称禅诗，同样，没有诗味，也不能算是禅诗。禅诗的诗味有一般诗的特点，但又有与一般诗不同之处。中国古诗的特点，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用赋、比、兴的手法进行创作。禅诗作为中国古诗园地上的一株奇葩，其形式当然也不外乎中国古诗的这种特点，只不过其更注重个性的抒发而已。中国诗歌的发展，自《诗经》乃至汉、魏、晋以来，逐渐趋向追求表现心灵的自由方面。其主要表现是诗歌“抒情”方式的发展与逐渐完美。这种主观抒情的特点，与禅诗追求的“思维修”、“静虑”乃至禅宗所提倡的“顿悟”极为相通。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的一段话，用来说明禅诗的诗味十分恰当。严羽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还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具体分析，禅诗的诗味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幽远而深邃的意境。禅诗的上层之作，不在于禅语的运用与否，而在于它所创造的幽远而深邃的意境，这也是禅家所追求的境界——禅境。如唐代王维的《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把青青的苍苔写活了，人的思绪与之合二而一。诗人在诗中创造出的那种物我交融、优美和谐的意境，正是禅家梦寐以求的幽远深邃、宁静空灵的禅定境界。又如唐代皎然《闻钟》诗：“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声余月松动，响尽霜天空。永夜一禅子，冷然心境中。”诗僧用古寺、寒山、松月、霜天、钟声，构造出一种寂静清幽的环境，以“禅子”的主观“心境”排除了物境，写出禅僧进入禅境的神妙状态。因此，我们说“意境”是禅诗诗味的灵魂。一首好的禅诗，即使没有“佛”“禅”的字眼，但它所创造的意境——禅境，同样会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美的享受。
　　第二，清新淡泊的情趣。禅诗所表现的清新淡泊的情趣，是诗人对尘世烦嚣的淡泊心志的表达与潇洒生活的体验。只有淡泊，才能对世态炎凉避得开；只有潇洒，才能生活的自在。如五代贯休《野居偶作》：“高淡清虚即是家，何须须占好烟霞?无心于道道自得，有意向人人转赊。风触好花文锦落，砌横流水玉琴斜。但令如此还如此，谁羡前程未可涯?”又如宋代灵澄《山居》诗：“因师问我西来意，我话山居不计年。草鞋只载三个耳，麻衣曾补两番肩。东庵每见西庵雪，下涧常流上涧泉。半夜白云消散后，一轮明月到窗前。”由于诗人心理上的淡泊，所以他体验到的环境，是清新而又宁静的，所过的生活是潇洒自如的。这就是禅诗所表达的清新淡泊的情趣——禅诗的诗味之所在。
　　第三，深切透彻的说理，这也是禅诗诗味使然。禅诗所表达的禅理，是诗人以特殊视角观察世界、透视人间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使人获得思想上的自由、精神上的逍遥。如上面提到的唐代神秀和慧能为回答五祖弘忍所述教义而写的诗偈，是说理学禅的绝好禅诗。神秀的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指拭，莫使有尘埃。”这首偈诗所表达的思想奠定了北宗禅的理论基础。它向学禅者指出，学佛参禅，有个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的努力的过程。这一见地，后来被人们称为“渐悟”法门。而慧能的诗恰与神秀的诗相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说佛就在人们的心中，你觉悟了，就能顿悟成佛。这是奠定南宗禅的理论基础，人们称之谓“顿悟”法门。我们且不说二者孰对孰错，就其说理服人方面，都已达到了深切透彻的境地。王梵志、寒山、拾得的某些诗亦有这个特点。
　　第四，生动逼真的形象。这个特点表现在描写参禅者进入禅定状态或描绘僧人形象的禅诗中比较突出。如宋代维政的《自题像》：“貌古形疏倚杖藜，分明画出须菩提。解空不许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又如唐代寒山的《自乐》、五代守安的《南台静坐》、宋代遇臻的《秋夜坐》等等，都能逼真地描写出学佛参禅者的形象，读后给人一种跃然纸上，伸手可触的感觉。还有一种描写特体形象借以喻禅的禅诗，如唐代从谂的《鱼鼓颂》：“四大由来造化工，有声全贵里头空。莫嫌不与凡夫说，只谓宫商调不同。”又如五代无则的《百鸟舌》：“千愁万恨过花时，似向春风怨别离。若使众禽俱解语，一生怀抱有谁知!”这些诗都是以鲜明逼真的形象来说明禅理的。可以说，形象，给禅诗带来了浓浓的诗味。
　　第五、朴素生动的语言。这在白话诗僧所写的禅诗中表现最为突出。语言是诗的骨肉。语言生动、朴素、自然，就能使禅诗深入人心，从而起到说明禅理、弘扬佛法的作用。诗僧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等人的禅诗，语言极为朴素生动。如王梵志《吾富有钱时》：“吾富有钱时，妇儿持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又如寒山《东家》：“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这些诗几近白话，如行云流水，朴素自然，生动活泼，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无限回味的余地。
　　禅诗，是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反映，具有“禅”与“诗”的两重性。禅诗以其禅味寓其理，以其诗味耐人吟咏，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禅诗能够在中国古诗园地中焕发异彩，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所在。正如洪丕谟先生在《禅诗百说》一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禅是难以言说而又可以言说的。表达禅的可以言说的最好语言，莫过于诗。因为通过诗的含蓄，诗的隽永，诗的韵味，诗的非逻辑思维，将使你在细细的咀嚼回味中渐次进入佳境，并由此而窥觑到禅的关照，禅的明净，禅的超脱，禅的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