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净土信仰及其特点
　　吴 平
　　[摘要]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信仰在北朝时期非常盛行，昙鸾则对净土宗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广义的净土信仰也将观世音信仰包括在内，唐代的净土观音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法门简便易行，故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并与其他宗派相互渗透。晚唐以来，很多僧人都提倡“禅净双修”，这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净土信仰成为宋代佛教徒的一种普遍信仰。白莲教在教义上直接继承了净土宗，但在后来则演化成为民间秘密教派。净土信仰成为明清佛教的主流。这主要是佛教各宗派的传人对自家的“解脱之道”失去了信心，感到只有归心净土才有依托感。
　　在展示历代净土信仰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净土信仰的四大特点，并得出结论：净土信仰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宗教之后的创新，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净土信仰以其美妙的境界、诚挚的祈愿，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传，反映了芸芸众生的心声，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至今绵延不绝。
　　[关健词]净土信仰 弥勒 阿弥陀佛 观世音
　　佛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于它既有深奥的佛学理论可供人品味和钻研，又有通俗形象的佛祖菩萨可供人祈祷和信仰。佛学理论以其独特的思辨方式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充满苦恼，奉劝人们追求佛教所宣扬的精神境界，接受相应的修行方式，进而去除一切烦恼，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解脱；佛教信仰则以其通俗的形式向人们宣扬在现实世界之上存在着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的佛祖菩萨和极乐净土，并告知人们请求佛祖菩萨帮助摆脱苦难、获得吉祥的祈祷方式，从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和依赖感。长期以来在世俗社会中广为流传的净土信仰、观世音信仰就属于后者。
　　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都有两个世界的说法：一是现实世界，另一是天上世界。佛教称现实世界观为“秽土”，意谓污秽不净，业障蔽朦，受苦无量。天上世界则被称之为净土、佛国、极乐世界。大乘佛教极力宣扬净土世界是秽土世界的主宰，引导信众祈求佛祖菩萨帮助脱离秽土，获得成佛之道，从而满足信众希望摆脱现实苦难的需求。
　　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是被佛祖释迦牟尼肯定将来一定成佛的菩萨，入灭以后上升到兜率天内院，将来回到人间成佛，继佛祖释迦牟尼之后教化众生。弥勒净土是弥勒佛居住的世界。弥陀是西方净土的教主阿弥陀佛，他所居住的世界称之为弥陀净土。
　　弥勒净土的信仰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典的传译，最早提倡弥勒信仰的是东晋高僧道安。在北朝时期，弥勒信仰在民间和上层社会中相当流行，弥勒造像十分普遍，数量也较多。据日本学者塚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二百零六尊，其中释迦牟尼像四十三尊，弥勒像三十五尊，观世音像十九尊，阿弥陀像十尊。（1）由此可见，在北朝时期，弥勒佛（菩萨）已成为仅次于释迦牟尼的佛教崇拜对象，净土信仰的主流是弥勒信仰。阿弥陀佛像不仅数量少，而且时代也晚。
　　通过残存的一些弥勒造像记，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的信徒为什么造像。尽管这些造像记的作者不同，所祈愿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概括地讲不外乎是希望通过造像得到弥勒佛的保佑，使自己及亲属幸福、健康、长寿，死后往生天堂或转世富贵人家，使父祖亡灵早日解脱。
　　弥勒信仰之所以普遍，首先是有兜率天净土的诱惑，满足了信仰者往生天堂的愿望；其次是弥勒还要下降人间普度众生，建立人间佛国；再次是弥勒净土信仰不论上生或下生，都没有深奥的哲理，主要靠建塔、立寺、造像、念诵、礼拜等简单易行的方法传播，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所以北朝的弥勒信仰极为盛行。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亲自率领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立下往生西方净土的誓言，从此进入念佛三昧的境界。由于般若台附近有东西两池，种满了白莲，故将所结之社命名为白莲社。
　　白莲社的成立，反应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吉凶祸福莫测，故慧远登高一呼，响应者趋之若骛。入社的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之说，专念阿弥陀佛，寄希望于来世往生西方净土。所谓“念佛三昧”，就是通过坐禅，一心念佛，从而感受到一种功德神力加被其身，这与后来净土宗的称名念佛还是有所区别。但有一点无庸置疑，慧远和他的念佛活动影响了后世净土思想的演变。慧远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的初祖。
　　慧远虽然被后世一些净土宗僧人奉为中国净土宗初祖，但实际上他对社会上流行的净土信仰的影响并不大，而生活在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昙鸾，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则有着直接的影响。
　　昙鸾晚年住在汾州（今山西隰县）的玄中寺从事净土信仰的研究和实践。他著有《往生论注》，认为在无佛之世只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修行成功，如果借助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很容易奏效，因为阿弥陀佛曾发四十八愿，其中就有可供人们借助的外力。这种凭借他力往生的净土信仰深为后世所推重，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净土宗，并一直流传到现在。玄中寺也被看作是净土宗的祖庭。
　　昙鸾还创立称名念佛的方法，在观想佛的同时还要称呼佛的名号。他所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不需要任何哲学思辨，也不需要现实的验证，由于简单易行，深受广大平民百姓的欢迎，在北方传播极广。昙鸾本人也深受北魏孝静帝的崇拜，名重一时，被誉为“神鸾”。
　　广义的净土信仰也将观音信仰包括在内。按照《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观世音与大势至是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凡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人，死后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的接引和教化，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这就是所谓“净土观音”。此外，观世音还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众生如果遇到灾难，只要念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立刻就会观其音声，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观世音菩萨神通广大，有三十三种化身，能根据拯救对象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化身，这就是所谓“救苦观音”。
　　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在印度不大受重视的菩萨，传入中国后却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格外受到青睐。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灾祸不断，能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深受广大信徒的崇拜。她显化各种形象，奔走于俗世，来往于民间，成为平民百姓最感亲切、最可依靠的菩萨。自从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人从中抄出《光世音普门品》单独传播，称为《光世音经》。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花经》（又称《法华经》）后，也有人从中抄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流传，称为《观世音经》。这些观音经的翻译，产生了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此后东晋竺难提译出了属于密咒的《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北周耶舍崛多译出了《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加上中国僧人著述的《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等疑经的出现，使民间的观世音信仰更为流行。
　　由于观世音信仰的不断传播，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宣传观世音灵验的传说故事，有些文人就把这些传说故事编集成书，如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等皆是。在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中也有不少观世音灵验的记述。这些作品说的都是人们在生命危急时刻，凭借内心深处对观世音菩萨的坚定信仰，因诵念观世音名号而获救的奇迹，从这些灵验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观世音信仰的盛行，也可以看出佛教的流行不仅仅通过佛经，有时还会通过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灵验故事来传播。
　　日本学者佐滕智永对云冈、龙门、巩县等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作了分类统计，观世音造像北魏为六十四尊，东魏北齐为九十四尊，西魏北周为十三尊，总计一百七十一尊，几乎与同时期释迦牟尼的造像一百七十八尊相等。（2）观音造像题记里往生净土的内容也在增加，虽然多是“托生安乐处”、“一时成佛”之类笼统的表现，但从中可见北朝开始出现了净土观音信仰。
　　民间对阿弥陀佛、弥勒佛和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十分普遍，这是南北朝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社会的战乱与黑暗，百姓的苦难与无助，是净土信仰、观世音信仰迅速传播的重要社会条件。弥陀信仰与弥勒信仰所虚构的佛国净土成为苦难中的百姓向往的归宿，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则成为人们摆脱眼前灾难的精神依托。丰富多彩的净土信仰、观世音信仰使中国人的精神苦闷得到了发泄与释放，使中国人的心灵困惑得到了寄托与慰藉。这些佛教信仰的盛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唐代的净土观音信仰也非常盛行，如在龙门石窟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西方三尊”的造像。从造像题记看，明确的“往生净土”、“上品往生”等提法普遍出现了。从写经题记看，在高宗、武后朝所写的《观经》、《观音经》题记中，将观音当做“三身佛”中的胁侍、祈求往生净土的内容也大大增加了。
　　净土宗是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弥陀净土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他们宣扬信仰阿弥陀佛，提倡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往生西方净土，所以称为净土宗。传说西方净土的七宝池中长满莲花，凡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先投生在莲花中，经过一定时候，莲花开放，该人便正式生活在净土中。因此，东晋时的慧远组织团体专修净土法门时，曾自命为“莲社”，后人也把净土宗称为“莲宗”。净土宗与其他宗派不同，没有明确的传法世系。该宗被推为祖师的，大都是因为此人对弘扬净土法门有贡献，而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前后祖师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净土宗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善导，他被尊为净土宗第二祖，著有《观无量寿经疏》、《往生礼赞偈》等，阐述立宗的理论根据，组成了完备的净土宗的宗仪和行仪，正式创立了净土宗。善导提倡念佛，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拥有大量的信徒。他本人也是每天念佛，一直念到筋疲力尽为止，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要念得身上出汗。净土宗的教义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含义。他们认为修行者的念佛行业是内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愿力是外缘，内外相应，便可往生西方净土。善导把修行分作正行与杂行两种，正行是根据净土宗的经典确立的修行内容，包括诵读经典、观想阿弥陀佛的庄严、对阿弥陀佛礼拜致敬、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赞叹供养阿弥陀佛等五种，其中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正修正业，最为重要，其他四种则是旁修助业；杂行是其他各种积德行善的修行。由于修行者本人信仰程度的不同，往生净土后见佛、成佛有快慢之分，待遇也各不相同，共分成上、中、下三辈九品。
　　善导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重视宗教现世利益的朝代，加上《观无量寿经》宣扬念佛灭罪的思想，于是使得净土宗具有现世利益与来世利益相结合的特点。再加上净土宗的修行法门简便易行，特别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下层百姓的接受水平，故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并与其他宗派相互渗透。会昌毁佛后，佛教其他宗派趋向衰落，唯有净土宗与禅宗流传至今。晚唐以来，很多僧人都提倡“禅净双修”，这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也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净土宗比禅宗还要简单，所以在会昌毁佛后可以很快恢复起来。另一方面，净土信仰已成为宋代佛教徒的一种普遍信仰，净土宗已不再是一个专门的宗派，而是各宗派的共同信仰。尽管宋代禅学大盛，但参禅斗机锋只是少数禅宗僧人和士大夫的雅趣，广大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与此无缘。因此，佛教必须有一些易于掌握的简单教义和方便法门，才能吸引广大信徒。净土宗恰恰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修行法门就是称名念佛，简单易行。
　　宋代净土宗的重要传人是省常。他在杭州西湖的昭庆院刻阿弥陀佛像，组织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一千多位僧人结成莲社，后依据《华严经·净行品》，改名为“净行社”。由此推动了江南净土信仰的发展，被尊奉为净土宗第七祖。省常曾自刺指血写《华严经·净行品》，每写一字，三拜、三绕、三念阿弥陀佛。
　　在省常的带动下，以净土念佛为活动内容的法社纷纷创立，如遵式在四明山宝山寺创立了念佛会，知礼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延庆寺创立了念佛施戒会，本如在东掖山能仁精会创立了白莲社等。法社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僧俗都有。参加的既有天台宗、禅宗的僧人，也有律宗的僧人，他们担任教师或顾问的角色；俗家弟子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官僚士大夫。其中官僚士大夫往往起骨干作用。这些规模较大的法社，是寺院的外围组织，也称得上是净土宗教团的雏形，他们将佛教僧人与社会各个阶层联结起来，共同念佛，有效地促进了净土信仰的广泛传播。
　　宋代水陆道场的盛行，就是在净土结社的影响下，吸取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和儒家观念的一个重要结果。它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往生净土和现世利益合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流传至今。
　　天台宗、禅宗等宗派大都吸收净土宗教义，而且把各自的禅观方法与念佛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台净融合、禅净双修的新趋势。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就在常行三昧中提供称名念佛，以此补充智慧解脱，对后世的台净合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天台宗的传人在净土信仰及实践方面做了弘扬：如遵式规定每天清晨必须专心念佛，不可一日停止；知礼在修忏中并不是一味念佛号，而是将天台宗教义贯穿其中，改变了净土宗缺乏哲学思辩的色彩；在浙江一带的天台宗寺院还建有十六观堂，作为修行净土宗的道场。禅净双修也逐渐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禅宗僧人认为念佛也是禅定的一种方式。如曹洞宗僧人清了不但倡导并实践禅净双修，而且有《净土集》行世；云门宗僧人义怀主张“净土兼修不碍禅”，晚年常教人念佛，作有《劝修净土说》。与此同时，一些净土宗僧人也兼修禅宗，主张禅净融合。
　　白莲教是在宋代结社念佛、净土信仰广泛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在初创时期是佛教的一个世俗化教派，在教义上直接继承了净土宗，但在后来则演化为民间秘密教派。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吴郡（今江苏苏州）延祥院的茅子元。他仰慕东晋慧远的遗风，建立了以信仰弥陀净土为宗旨的信众组织，教人归依三宝、遵守五戒。他还著有《白莲晨朝忏仪》，制定了一套礼佛忏悔的仪式，劝人信仰西方净土。茅子元重视护生，提倡吃斋念佛，男女僧俗共同修持。因其断肉食莱，故又名“白莲菜”。
　　茅子元最大的创新还是在组织方面。各地的念佛结社，除了信仰上的共同性外，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茅子元则把这种“社友”关系发展成为师徒关系。他在青浦（今属上海）的淀山湖边，建立“莲宗忏堂”，修持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受信徒礼拜。
　　白莲教的教义认为净秽迷悟只是一心作，根据心的染净程度，众生所生净土才有高下差别。白莲教要求把修心与修净土结合起来，且不必削发为僧，婚丧嫁娶，与常人一样。这样既满足了大批信众的宗教要求，又适应了他们的世俗生活，也符合中国社会伦理的固有传统，因而能在民众中迅速传播。茅子元曾被官府以传扬魔法的罪名发配江州（今江西九江），后来又被释放，宋孝宗赐给他“慈照宗主”的称号。这主要是由于白莲教的世俗化倾向虽然十分明显，但总体上还没有脱离正统佛教的窠臼，因而还能为封建统治者所容纳。
　　茅子元去世后，他的门徒继续传教，收效很大，信奉者日益增多，白莲教的堂庵也先后建立起来了。到了元朝，白莲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被视为白莲教“祖宗”的庐山东林寺，在成宗时一再受到朝廷的封赏，从而推动了白莲教在全国大规模的发展。
　　为数众多、遍布各地的堂庵的建立，使白莲教的声势日趋浩大。相传白莲教的堂庵栋宇宏丽，像设严整，聚徒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乃至千余人。这些人都“在家出家’，即娶妻生子，有的还广置良田。各堂庵中为首的僧人，更是聚财添业的能手。在堂庵中可以父子相传，世代相承，时间一长，白莲教世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中书省向武宗上奏说，白莲教徒夜聚晨散，假装修善事，实际上是煽众闹事，同时他们都有家室，既亵渎圣贤，又不适合为皇上祝寿。元武宗接到奏疏之后。联想到他即位前多次发生的白莲教徒的造反事件，认为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势必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下令禁止白莲教。这对于正处在兴盛时期的白莲教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其实此时的白莲教与佛教的净土宗并没有多大差别，仍以三经一论为要典，以得念佛三昧为要务，以终归西方净土为宗旨。它不仅不号召教徒反抗现存的社会秩序，相反却力图诱导信徒顺从封建统治者。一些反抗朝廷的起义者，利用白莲教的目的，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发动、组织群众的手段和工具，这与白莲教本身的教义毫无共同之处。
　　白莲教在被禁以后，由于优昙宗主普度的活动，首先在庐山得到复兴。普度所著《庐山莲宗宝鉴》一书，阐明白莲教的宗旨,驳斥当时朱帧宝、高仙道等人附托白莲教的异说。他亲自北上元大都，上书武宗，力证白莲教“念佛之道有益于国化”。普度进行的白莲教的护教活动，得到了国师和皇太子的支持。
　　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武宗去世，仁宗继位。仁宗崇儒重佛，与普度交往甚密，一直支持普度的复教活动。这年六月二十九日，元仁宗正式颁布旨令，宣布白莲教合法。以后，一般以白莲教中得到朝廷认可的称为正宗，未得到认可的称为邪宗。白莲教的信徒不仅有下层百姓，也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白莲教的下层则转向秘密发展，教义也有了变化，成了鼓动和组织农民反抗统治者的手段，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的大起义。这个教派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
　　白莲教是佛教逐渐世俗化的产物，适应了佛教大发展的要求。不过发展到后来却走过了头，超出了正统佛教所能容忍的范畴，融入了异端思想，最终形成了对中国固有社会秩序的强大冲击。
　　自明代开始，净土成为佛教各宗派的共同信仰，成为明代佛教的主流。这主要是佛教各宗派的传人对自家的“解脱之道”失去了信心，感到只有归心净土才有依托感。明初梵琦、道衍等高僧都有赞扬净土的著述，净土思想因此而深入普及，成为中国信众最熟悉的法门。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年）的一百多年间，整个佛教界显得死气沉沉。到了神宗万历（1573一1620年）年间，却接连出现了四大高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给人一种气象一新的感觉。他们不仅学贯儒佛道，而且毕生倡导三教融合。就佛教内部宗派而言，他们也不是固执于一家之说，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力图使佛教在各方面较为健全地发展。
　　祩宏住在杭州云栖山，人称莲池大师。他精通华严宗和禅宗的学说，主张以净土信仰为核心融合各宗教义，提倡念佛，认为律是佛制，经是佛说，禅是佛心，三者都归结为念佛。由于祩宏是由儒入佛的，所以又提倡儒佛合流。不过他不同意社会上一些人简单地提倡儒佛合而为一，而是主张儒佛二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不必硬性统一，因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一显一隐，在辅助教化方面可相辅相成，因此不应该互相排斥。祩宏在当时名声极大，他的学说被认为是禅净双修的顶峰，死后被推为净土宗第八祖。
　　真可号紫柏，人称紫柏尊者。真可没有专一的师承，但又遍通各家。他全面调和佛与儒道、佛教内部各宗派的关系。在真可的佛学理论中，特别表现出陆王心学的印迹。他认为心为万物本原，各教圣人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发明此心罢了，这就为三教同源说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真可非常强调文字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禅宗已今非昔比，机锋失灵，棒喝无用，于是文字的重要性便显得日益突出。真可在明末是一位社会影响很大的高僧，他与李贽同被称为当时的“两大教主”。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汤显祖等文人士大夫都拜真可为师或从他问学。
　　德清号憨山，人称憨山大师。他的思想并不限于某一宗派，主张对内融合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对外调和儒佛道。他认为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不管其思想多么解放，毕竟离不开经典的启发和印证，因此把禅宗与其他宗派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浅陋无知的表现。德清还将净土信仰禅宗化，认为念佛是简便易行的参禅办法，而所念的对象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本性，所追求的净土则是心中的极乐世界。这样一来，禅与净土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且会合出一番新意。
　　智旭宇蕅益，人称蕅益大师，被尊为净土宗第九祖。他游历各地，阅遍佛经，写出了佛经的导读目录《阅藏知津》。他精通各宗派的教义，但以天台宗学说为主，最后归结到净土信仰。在实践上主张禅、教（华严、天台等宗）、律统一，宣称禅是佛心，经典教义是佛语，戒律修持是佛行，三者都可在一念之间与念佛相应。他特别注重称名念佛法门，认为这是比参禅更直接的解脱方式。
　　总之，四大高僧既肯定经典教义的研究，又重视禅的实践，也提倡净土信仰，还主张三教一致，使衰微中的佛教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净土宗是清代佛教各宗派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代不绝，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省庵。省庵认为要修行首先就得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八种。省庵主张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就是要佛教徒遵守清规戒律，不贪求欲乐，不争名夺利。他死后，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一祖，在清代影响很大。净土信仰在民间也非常盛行，从“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谚语中可见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
　　明清时期的佛学研究比较消沉，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不过在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并形成了一些特色，对明末清初佛教的一度中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代居士中弘扬净土最为著名者是袁宏道，他笃信净土，并根据净土宗的观点，附以已意，撰写了《西方合论》一书。全书以刹土、缘起、部类、教相、理谛、称性、往生、见纲、修持、释异十门为纲，阐明了禅净双修的宗旨，显示了念佛三昧的真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西方合论》文辞优美，深受人们赞赏，影响很大。
　　清代佛学在思想界极度衰微。佛门高僧不多，即使有少数几个人，在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于是在家居士的佛学研究就成为清代佛学的主要支柱，其中以彭绍升的影响最大。
　　彭绍升早年学习程朱理学，后学习道家修炼之法，历时三年却无效果，二十九岁皈依佛教，断肉食，受菩萨戒，日常修行与律僧一样严格。他学识渊博，主张儒佛一致，倡导禅净融合，而他阐扬净土宗教义的宏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领悟深刻，令学界钦仰。净土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之一，至彭绍升时已达到顶点。
　　彭绍升的著述很多，有提倡禅净融和的《华严经念佛三昧论》、阐述净土宗教义的《净土三经新论》、主张儒佛一致的《一乘决疑论》，其中以《净土圣贤录》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净土信仰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佛教各宗派的大融合，净土成为佛教各宗派的共同信仰，逐渐成为宋代以后数百年间佛教发展的总趋势。而佛教各宗派则日益失去其本身的宗派特色，这主要是佛教各宗派的传人对自家的“成佛之道”丧失了信心，感到只有信仰净土才有依托感。于是念佛成为时代风尚，一句“阿弥陀佛”，成为所有佛门僧尼的口头语。这也是明清佛教的基本特点之一。
　　二、净土信仰特别发挥了“他力本愿”的观念，即信佛众生可以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成佛，这是和佛教一向宣扬的依靠“自力”成佛全然不同的观念。这种依靠“他力”救助的观念，十分适合普通大众的要求。因为靠“自力”修行成佛难度较大，只有少数人能成功，因而被视之为“难行道”。历代的高僧大德，或创建或丰富了净土宗的教义，充分发挥了“他力”的作用，将高深莫测的难行之法变成了简便易学的易行之道，赢得了大量的信众。不过很多高僧大德在论及消除业障、往生净土时，虽然很重视弥陀愿力的作用，但也强调作为“易行道”的“他力”要以“自力”做基础。
　　三、随着净土信仰的盛行，净土观音亦随之流传开来。在净土经典中，观音作为西方阿弥陀佛的胁侍，是引导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佛。“净土观音”作为与“救苦观音”不同的神格，经过昙鸾、道绰、善导等净土大师们的极力宣扬，不仅在净土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时还成为观音信仰的主流。这表明信仰的目标不只是实现“此土”的救苦，还要追求“彼岸”的幸福。可见把观音纳入为“净土佛”之一，使受到热烈欢迎的观音信仰和净土信仰相结合，能够成为二者广泛传播的推动力，影响也更为巨大。此外“禅净合一”导致佛教朝着民间信仰的实践方面发展。净土信仰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观音信仰满足了平民百姓的精神需求，深受欢迎。观音是善男信女最崇拜的菩萨。几乎在所有的寺院中，观音的香火总是最为旺盛。在信徒的心目中，观音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超过了其他菩萨，甚至超过了佛祖释迦牟尼，成为事实上的中国佛，由此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那就是信徒亲近观音菩萨甚于亲近佛。观音信仰还超越了佛教的范围，纳入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之中，成为善神、福神。
　　四、弥勒净土亦为民间宗教所信仰，并为农民起义所利用。在弥勒经典中，大多描绘了光辉灿烂的弥勒净土：“谷食丰硕，人民炽盛”，“人心均平，皆同一意”，“无有差别”，弥勒佛三行法令，普度众生。这样美好的净土境界，包含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理想，与中国古代时常出现的社会动荡乱离、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生活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弥勒净土信仰就吸引了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部分不甘心忍受现实苦难的民众，还从弥勒净土信仰中受到了启发，为追求平等无差别的宗教王国而揭竿而起，如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弥勒教、大乘教就是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们更是公开用“弥勒佛下生”、“弥勒佛当有天下”作为发动民众进行反元斗争的口号。明清时期，白莲教等教派都普遍尊奉弥勒佛，他们认为弥勒佛下凡能帮助他们驱除压迫，赢得光明理想的世界。
　　总之，净土信仰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宗教之后的创新之举，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净土信仰以其美妙的境界、诚挚的祈愿，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传，反映了芸芸众生的心声，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至今绵延不绝。
　　[注释]
　　（1） 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第七之三《龙门造像的盛衰和尊像的变化》，《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大东出版社，1974年。
　　（2） 佐滕智永：《北朝造像铭考》，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96——197页。
　　作者职称职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部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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