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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与空海──天台宗与真言宗 文 / 茂吕美耶
奈良时代的佛教僧侣，往往以“看病僧”（为病人祈祷加持）身分深入宫廷内部，赢得宫廷内掌权女性之庇护后，再逐步登上龙门。玄昉、道镜可说是其代表。玄昉倚靠阴谋诡计，道镜则凭恃性能力与咒术能力，隐于幕后控制朝廷。这两人均仰赖朝廷女性的力量，才得以扩展自己的教团势力。桓武天皇迁都的背景，目的之一正是想摈除奈良时代宗教支配政治的弊病。也因此，新佛教便应际而生。
平安新佛教之双璧，是最澄所创立的天台宗，及空海所开创的真言宗。新佛教的特色是不参与政治，在山中建立寺院，僧侣只专精束身修行、钻研佛经与学问。因而新佛教又称「山岳佛教」。最澄的道场是比叡山（横跨京都府与滋贺县）延历寺，空海的立脚点则是高野山（和歌山县）金刚峰寺。
同样身为新佛教开山鼻祖的最澄与空海，有不少共通点。首先，两人均于八○四年渡唐，但最澄是公费“还学生”身分，而空海是自费“留学生”身分。“还学生”与遣唐使一起渡唐，一起归国；“留学生”通常必须在唐国滞留二、三十年，从基础开始学起。理所当然，两人在唐国所受的待遇，便有云泥之别。最澄在唐国待了八个月半，与遣唐使共同归国；空海则在唐国学了整整两年密宗后，才踏上归途。这一年的遣唐使团出发船队，总计四艘，空海搭乘第一艘，最澄搭乘第二艘，第三艘于途中遭暴风雨，只好断念又驶回日本，第四艘则行踪不明，大概遇难沉到海底了。
其次，最澄与空海为同一时代的人。最澄生于七六七年，空海生于七七四年，两人只相差七岁。而且，两人都在青年时代经历了山林修行。
最澄于十二岁入法门，十四岁得度，十九岁入东大寺受戒，却突然跑到比叡山盖了座草庵，过着山林修行的生活。对最澄来说，比叡山的修行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期，京城已迁移成功，而比叡山正位于平安京的艮位，也就是东北方，鬼门也。桓武天皇听闻最澄的名声，便唤最澄下山入京，并让他跟随遣唐使团入唐。此时，最澄三十七岁。
与最澄比之，空海是地方豪族出身，十五岁时，为了出仕而上京。十八岁时，考进中央大学寮专授儒学的明经道科。如果朝这条路走下去，空海可以成为官僚，可是，他却遇见一位僧人，受教了“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尔后便在四国深山流浪修行。二十三岁回到京城，写下《三教指南》，评论儒教、道教、佛教之优劣，断言佛教是最胜之道，并宣言将成为佛教者。三十岁时渡唐。
最澄在唐国只能滞留八个多月，入唐之后，立即到天台山台州国清寺受戒。达成抄写大量经典的目的后，最澄发现唐国盛行密宗，便暗地学了一点皮毛。由于时间不够，他对密宗仅知大概，不求甚解。
而空海是留学生身分，不受时间所限，于是先到长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后来又到青龙寺拜访当时密宗圣哲惠果大师，短短三个月，空海便学成胎藏界灌顶、金刚界灌顶，传法灌顶大法，并传承了大阿阇梨的地位。当然，空海在日本时便自行研习密宗长达十多年，经惠果大师点化贯通后，才得到印证传承。两年后，又随着遣唐使团归国。
由于入唐留学生研习期间规定是二十年以上，空海却提早归国，朝廷不允许他入京，只好暂时驻留在福冈县观世音寺，三十五岁那年才得以入京。
这时，桓武天皇已过世，失去庇护的最澄为了设置戒坛，只得主动接近空海。因为朝廷虽准许天台宗年度僧二人，但指定其中一人必须是密宗。简单说来，最澄不得不拜后起之秀的空海为师。不料，两人在度过一段蜜月期间，空海授予最澄金刚界、胎藏界灌顶后，竟然诀别了。
诀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的人生观与宗教观迥然不同。空海的目标是救济民众，而最澄却致力于戒坛独立。空海宽宏大量，能包容人，对事物看法富有弹性；最澄却极为禁欲克己，宁折不弯，毫无妥协余地。这可以从最澄与南都佛教论战事件中看出，在这场论战中，最澄简直是口不择言，竟骂对方为“粗食者”（原文正是如此，意思是吃得不好）。僧侣骂僧侣为“粗食者”，似乎有点矛盾，但也可以证明最澄的个性倾向偏执气质。
两位大师分袂的直接原因，说来好笑，竟然是“争风吃醋”。最澄有位爱宠弟子，名为泰范。最澄让泰范到空海处学密宗，没想到泰范竟醉心于空海，不愿意回到最澄身边。为此，最澄写了一封哀恳信给泰范，要他“回心转意”。结果，空海代泰范回了一封断交信，两位大师自此便正式分道扬镳了。站在最澄的立场来看，泰范离他而去，是一种背叛；但对空海来说，即便对方是弟子，师家也必须尊重弟子的选择。
若要以个人才能来比较，空海理应比最澄棋高一着，然而，绵延不绝且始终高踞日本佛教进发基地的，却是最澄的比叡山。道元、日莲、亲鸾等鎌仓时代新佛教的创始者，均出自比叡山。
在我看来，空海算是一种天才，抽象派（以曼荼罗图案、咒术为重）；最澄则是学究气质，写实派（以文字传教为重）。或许，天才底下无天才，也或许，天才并非人力可以培育出来的，以至于高野山无法人才辈出，不得不归向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般的存在，死守着空海的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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