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入门：禅、禅学与禅宗
　　中国禅来源于印度禅，又不同于印度禅。中国禅的许多术语、方法和内容，都来自于印度禅，但它们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都有了很大的演变和发展。有些禅的术语完全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还有一些则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前者如“如来禅”，后者如“祖师禅”。至于禅宗，那也是佛教中国化特有的产物，在印度是并没有禅宗的。但中国禅宗“以心传心”，延续的是佛陀的心法，继承的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自从禅宗六祖惠能之禅流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以来，禅似乎成了惠能一家的专用名词。禅理、禅趣，禅味、禅机，以及祖师禅、分灯禅，说的都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然而，当我们面视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禅其实内涵丰厚，名目繁多。在印度，有外道禅和佛教禅，佛教禅中又有小乘禅和大乘禅，大、小乘禅中又各有许多诸如“四禅”、“实相禅”、“念佛禅”等不同的种类。印度禅传入中国，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禅，并出现了以禅命宗的佛教宗派“禅宗”。即使是禅宗，除了惠能南宗之外，也还有神秀北宗等其他众多的派系。因此，要全面理解禅，就有必要了解包括印度禅在内的各种禅。即使是谈惠能南宗禅，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把它放到印度禅向中华禅的过渡中，在与其他禅的比较中来加以认识，也有助于对它根本精神的把握。
　　禅、禅学与禅宗，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禅宗有禅学，但禅学并不等于是禅宗，禅学也不一定是禅宗之学，因为在禅宗创立之前就是有禅学而并无禅宗，而禅学与禅宗又都是禅的展开，其渊源都当追溯到印度佛教的创立时代。因此，我们下面就对禅、禅学和禅宗分别做些介绍。
　　一、禅与禅定
　　禅，本为梵文 Dhyāna音译“禅那”之略称，意译为“静虑”，即“静心思虑”，旧译也作“弃恶”、“思惟修”、“功德丛林”等。在佛教中，它的本义大致有二：一是“于一所缘，系念寂静”，即心注一境，使纷乱的心绪意念宁静下来；二是“正审思虑”，如实了知，即正确地审视思虑，如实地了知宇宙人生的真谛。据认为，修禅通过对人的身心活动的制约和引导，可以使人精神专注，消除杂念，抵御外物和欲望对人的引诱和干扰，从而按照佛教的要求正确地思维观察，了悟佛法真理，灭除无明与烦恼，完成由凡至圣的转变。
　　一般而言，“禅”属于“定”法之一种，可以包括在“定”之中。但严格地说，“禅”与“定”又不完全一致。“定”为梵文 Samādhi 的意译，音译作“三昧”或“三摩地”等，《俱舍论》卷四将它定义为“心一境性”，即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因此，“定”的含义比较宽泛，一切息虑凝心之法都可称之为定。佛教认为，由定可以发慧，即通过修定可以获得正确观悟宇宙人生本质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定”也被译为“止”，“慧”则可译为“观”。由于依“止”而有观，真观必寂然，故佛教中常常“止观”并举，意与“定慧”相近，谓依“智慧”“摄心入定”，又依“定”而观悟佛教真理。由于禅的正审思虑以定为前提，禅自有定止寂静之义，故禅得以名定。《大智度论》卷二十八中说：“一切禅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但定却并无思惟审虑之义，故定并不就能名为禅，只有静虑之定方名为禅。故《大智度论》卷二十八又说：“四禅亦名禅，亦名定，亦名三昧。除四禅，诸余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
　　由于“定”的主要特征是“静心”、“息虑”，而“禅”则还包括了在静心息虑基础上的“正审思虑”，具有一定的观想内容，具有“如实了知”的“慧观”作用。因此，佛教所说的“禅”，实际上包含了一般所讲的定与慧、止与观这两方面的内容。所以《俱舍论》卷二十八中说：“诸等持（指“定”）内，唯此（指“静虑”，即禅）摄支，止观俱行，最能审虑。”意思是说，唯有“禅”这一种“定”才同时包括了止与观两方面的修行。这里，一方面把禅视为“诸定”之一种，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禅同时具有的“慧观”义。因此，唐代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明确地将“禅”解作“定慧”，从佛教本身来看，是有一定理论根据的，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他个人的发挥。
　　不过，在佛教的实际使用中，禅与定并不总是非常严格地限定在它们的本义，而是经常地泛指静心观想一类的宗教修习活动。在更多的场合，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中，禅与定往往合称为“禅定”，用以表示通过精神集中、观想特定对象而获得悟解或功德的思维修习活动，含义更为广泛，其作用也被抬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曾说：“禅定一行，最为神妙，……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这是把禅定强调为求圣道的唯一法门了。中国禅宗则主张以“禅定”来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 　　 从历史上看，“禅”本来是古印度十分流行的一种宗教修行方法，往往与“定”合称，指通过心注一境而使心处于宁静思虑的状态以观悟特定的对象或义理的思惟修习活动。作为一种修行方式，禅定并非始于佛教，而是渊源于古印度的瑜伽术。瑜伽为梵文 Yoga 的音译，意谓“结合”，“相应”，即通过静坐、调息来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使精神专注，以达到人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相应冥合之境。瑜伽术在古印度出现得很早，后被古印度吠陀教和婆罗门教所吸收，在有些典籍中，就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等范畴，并将之包括在瑜伽之中，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禅定与古印度瑜伽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根据佛教和耆那教有关典籍的记载，瑜伽禅定曾为古印度许多宗教所普遍采用，在民间也广为流行，并曾在释迦牟尼成道及其创立佛教的活动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载，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为了追求宇宙人生的真谛和人生解脱的途径，也曾修习过禅定。而释迦牟尼最终在菩提树下证得“无上菩提”而觉悟成道，据说也是在禅定过程中实现的。正是由于禅定在求道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佛教正式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并把它与一定的教理教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佛教的禅学。
　　早期佛教把禅定与戒律和智慧并列，戒、定、慧“三学”成为佛教修持的全部内容的概括。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其修习的主要内容“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中也仍然包括了禅定。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禅”在佛教中和在佛教之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禅的内容和方法也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佛教正式创立以后，对禅定的思想和内容都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发展，对修禅的目的与方法也都作出了一定的变革。佛教对传统的禅定所作的发展与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择要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佛教的禅定并不以获得神通为主要目的，而是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根本解脱。在佛教看来，获得神通并不等于获得了根本的解脱，即使修禅定成功地往生天界，享受天福，但天福享尽时，还是要堕落人间，随自己以往所作的业因，接受苦恼的果报。因此，以神通为目的的禅仍然是世间法，而佛教追求的是出世间法。
　　第二，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佛教从万法缘起、诸法无我的根本教义出发，破除了个体灵魂（人）和宇宙精神（神）的实在性，把禅定置于“无我”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使修习禅定所追求的不再是人与神的相合，而是佛教的真理。禅定本身不再是修习的目的，而是获取无上智慧以得到解脱的重要手段。 　　
　　第三，一般说来，佛教的禅定还排斥苦行，而并不再像以往的禅定那样，往往与兼修苦行结合在一起。
　　最后，禅定在佛教中还与许多基本教义和思想学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佛教禅定往往包含了对佛智佛理的证悟，而佛教禅定本身又常常在佛教义理的指导下进行，因此，佛教对传统禅定的发挥与发展还充分表现在佛教禅定与义理的一致性。以禅证智悟理，依教明禅修定，这成为后来大部分佛弟子的实际践行与追求。后来中国禅宗强调要修“定中有慧”、“定慧双等”的“正定”，而不修“有定无慧”、贪著禅味的“邪定”，也是这个意思。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如果从修行的形式上看，那么，佛教禅定也有其特色，例如它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系统，等等。
　　为了与以往的各种禅定相区别，佛教把它之外的各种禅皆称之为“外道禅”，认为那些至多只能为宗教修行准备一定的心理条件而不可能使人获得根本的解脱，更何况有的还会把人引入歧途，只有佛教的禅定才是通向涅盘解脱的正确修行方法。事实上，佛教禅的种类也很多，而且其内涵和实践方式都是随着佛教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充实的。
　　二、佛教禅的分类
　　佛教禅的名目相当繁多，分类也很复杂。在中国佛教中，禅的分类尤为繁多。
　　例如，印度佛典《楞伽经》曾把禅分为四类，即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
　　唐代的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则把禅分为五大类，认为有计较执著，带着喜乐或厌恶的感受而修的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但仍带有喜乐或厌恶之心的是凡夫禅，能悟“我空”之佛理而修的禅是小乘禅，能悟“我、法两空”之佛理而修者，是大乘禅，而顿悟自心自性的，则是最上乘的如来禅。这是根据佛教的义理而对禅作的区分。
　　近代太虚法师也曾把中国禅分为依教修心禅和悟心成佛禅二大类，又在依教修心禅中又细分出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和实相禅等，在悟心成佛禅中则分出超佛祖师禅、越祖分灯禅等。也有的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不同来对禅加以区分，把禅分为世间禅、出世间禅和出世间上上禅等。世间禅指的是凡夫共修的四禅、四空定及四无量心，三者合称“十二门禅”，因修此禅所往生的世间仍在生死流转的世俗世界之内，故得名；出世间禅指的是佛教三乘圣人所修的“灭受想定”，据说修此禅者能出离“三界”，故得名；出世间上上禅则是指诸佛如来禅。
　　还有的由浅入深，把禅分为世间禅、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出世间禅、非世间非出世间禅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中又细分出许多不同的小类别。例如世间禅指十二门禅，凡夫外道修之，不得出离世间；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则包括了六妙门、十六特胜和通明禅三品，谓佛出世前众生修之，不得出离世间，逢佛出世，闻佛说法，依佛法而修之，则得出离世间；出世间禅，又可细分为观、炼、熏、修四种，观禅有九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等，炼禅即九次第定，熏禅即狮子奋迅三昧，修禅即超越三昧；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指不共于凡夫、外道、二乘的大菩萨所修的各种大乘禅以及九种大禅等，修此禅定，不落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二边，故名非世间非出世间禅。
　　如果从大、小乘佛教所提倡的禅法的不同来看，又可把禅分为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若从具体下手的方法上，则还可将禅分为观息、观色与观心等的不同。
　　总之，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禅作不同的分类。而这些分类其实都是相对的，因为在佛教中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上面提到的“三种禅”和“四大类”禅，事实上佛教也经常把四大类禅中的“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归为“三种禅”中的“世间禅”之一种，把“非世间非出世间禅”中的“九种大禅”划入“三种禅”中的“出世间上上禅”，等等。　
　　综合起来看，在佛教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禅，主要可分为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
　　小乘禅实际上也就是小乘佛教的禅，它提倡通过修禅实践去体悟佛教的真理，以断除无明和欲望，获得个体精神上的解脱。小乘禅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行法，主要通过对身心活动的控制和引导，采取调整呼吸和集中思想等方法，以达到证悟佛教智慧，即确立佛教世界观的宗教目的。小乘禅的种类也相当多，有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等等。其中也有世间禅和出世间禅等不同的区分。按照修习层次的不同，最基本的小乘禅可以概括为四禅、八定和九次第定。 　　
　　大乘禅是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而有的禅。大乘禅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乘禅的许多内容和方法都为大乘禅所继承并发挥。但大乘禅也在许多方面对小乘禅作了改造与发展。例如，小乘禅中有“四念处”，要求修禅者在精神专注的状态中按佛理观“身”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从而达到对宇宙人生的真实看法，坚定对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佛理的认识，破除“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的看法。大乘佛教也修“四念处”，但以“空”理对此作了改造。《法门名义集》中说：“四念处，大小乘名有异。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是小乘四念处；观身如虚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善恶俱不可得，是大乘四念处。”从修禅的形式上看，大小乘禅也有很大的不同。小乘佛教以自度为主，解脱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主要目标，故修禅者往往是远避喧嚣的尘世，独处清静的山林，息一切思，去一切想；大乘佛教则强调普度众生，突出心性的清净，故入世间而不碍修禅，心定而一切净，甚至认为处处是道场，时时可修心。同时，与小乘禅相比，大乘禅的范围更扩大了，有无量无数三昧的名称。
　　更为重要的是，大乘禅不再拘泥于小乘禅静坐等某些固定的方法，而是依附于大乘佛教的理论，在大乘佛教思想的指导下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以求更好地证得佛智，体悟佛理，获得解脱。大乘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作为观悟佛理的重要方法，与教义教理密不可分，确立佛教世界观成为大乘禅的最重要任务。
　　例如，大乘禅中最重要的禅观之一“实相禅”，就是随着大乘般若思想而出现，并为大乘般若思想服务的，它要求通过禅观而证悟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诸法实相”之理，这就是“实相禅”。
　　再如“念佛禅”。佛教中有念佛法门，小乘佛教修行法“十念”之首即为“念佛”（十念即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非常、念死）。佛教认为，一心念佛可以对治各种烦恼，有助于达到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由于小乘佛教所说的佛仅指释迦牟尼佛，且不承认有佛的形相出现，因而小乘佛教所说的念佛主要是指对佛的思念，通过思念佛而止息杂念，去除烦恼，体悟佛教义理，证得涅盘解脱。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因而也有无数佛国，通过念佛，不但可以见到佛的形相，死后还可往生佛国。因此，大乘佛教的念佛，无论是念的方法还是念的对象都有许多种。从念的对象上看，最常见的有念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其中最流行是念阿弥陀佛，特别是在中国，自唐代净土宗创立以来，无论是在佛门中还是在民间，都以念阿弥陀佛为主。从念佛的方法上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实相念佛，即观佛的法身“非有非无，中道实相”之理；二是称名念佛，即口称佛的名号，如诵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是观想念佛，即静坐入定，专心观想佛的种种美好相貌及其所居佛土的美妙庄严。把专心念佛的禅观与各种大乘思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大乘佛教中又一重要的禅观“念佛禅”。
　　下面我们来看与中国禅宗密切相关的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所传的禅。如前所说，在四卷本《楞伽经》中，曾提出了有四种禅，即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和如来禅。其中，如来禅被认为是禅修的最高境界，其意为“如来所得之禅”或“如实入如来地之禅”，是证入如来之境、区别于外道和二乘菩萨所行的“最上乘禅”。在佛教中，它是大乘禅中的上上乘禅，是唯有诸佛如来才具有的禅。
　　当年菩提达摩来华传禅，被认为传的就是如来禅。前面提到的宗密，他在把禅分为五类、把“如来禅”称为“最上乘禅”的同时就曾明确地说：“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
　　但是，在后来惠能南宗禅繁兴起来以后，却又出现了把“如来禅”和“祖师禅”对立起来使用，并贬低“如来禅”的情况。祖师禅被用来形容不落阶渐、直了顿悟的宗门禅，特别是惠能以下的南宗禅，以强调达摩西来、祖祖相传的心法，如来禅则被用来描绘那种依教修证、未能直契心性之禅，亦即泛指传统的禅宗之外的“如来所说的各种禅法”，这些禅法被认为只是教内文字而不是禅的最高境界。这样，“最上乘”的如来禅一变而成了教内相传的“未了”之禅的代名词，只有惠能以下的“祖师禅”才能称得上是“教外别传”的至极的最上乘禅了。“祖师禅”虽然仍被说成是传自菩提达摩，其实却成为惠能南宗禅的专称。从实际情况看，祖师禅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南宗门下为了标榜自己嫡传达摩祖师的心法以贬斥神秀北宗等其他禅系而提出来的。谈到南北禅宗，我们就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中国禅学向禅宗的过渡。
　　三、中国禅学与禅宗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出现是与菩提达摩来华传禅联系在一起的。南印度的菩提达摩于刘宋末或齐梁时代来华传“南天竺一乘宗”之禅，被奉为中国禅宗的东土初祖。其传承则一直上溯至传佛心印的摩诃迦叶。据说昔日在灵山法会上，大梵天王向释迦牟尼佛献上了一枝金色波罗花，释迦即“拈花示众”。众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便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禅门著名的“拈花微笑”的故事。禅宗据此尊摩诃迦叶为印度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传至菩提达摩为第二十八代。达摩来到东土以后，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的“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东山法门”。其实，禅宗至“东山法门”，才真正算得上初创。五祖弘忍门下，出惠能与神秀，禅宗遂分化为惠能南宗和神秀北宗这两大基本派别。惠能被视为禅宗正脉，是达摩以来以心传心的第六代祖师，世称“六祖”。六祖以后，南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惠能门下形成了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三大系。青原系和南岳系下又进一步演化出五家七宗，从而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
　　虽然中国禅宗的各个支派都将达摩奉为开山立宗的祖师。但实际上达摩并不是最早来华传禅者。在达摩来华传禅之前，禅学早已在中土传播，仅根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记载，在达摩以前或与达摩同时，从事禅经翻译，或修持禅业、传授禅法者，就有七十多人。
　　从历史上看，佛教禅在两汉时就随着佛教的东渐而传至中土。一般认为，最早来华传译佛经的主要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他们在分别译介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和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译出了数部禅经，把大小乘禅法介绍到了中国。由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理论和禅修方法都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神仙道术相近，因而在中土最早得到了流传。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大乘般若学和禅学才继之而起。早期大、小乘禅学的传播不仅使中土人士对佛教禅的了解日益全面，也为日后达摩系禅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为中国化的禅学宗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汉代得到流传的小乘安般禅虽也主张“止、观双俱行”，但实际上发生影响的则主要是凝心入定、坐禅数息的形式与方法。就整个汉魏时期而言，中土的习禅之风也并不是很盛。随着大乘般若学的繁兴，禅法逐渐走向与大乘义学相结合的道路，东晋时的道安、慧远等人对般若与禅观的会通，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对般若禅的弘传，促使禅智双运成为时代的风气。魏晋以来，各种禅经的相继译出，又为依教修禅进一步提供了方便。晋宋时的竺道生等人对心性论的发挥，则为直契自心真性的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达禅业的佛陀跋陀罗对大乘禅法的系统介绍，使中土禅学得以专门化；佛陀跋陀罗以后僧稠、僧实等的苦修禅业，终于使习禅之风盛行于中国大江南北。
　　与佛教中国化同步展开的禅的中国化，使禅与禅行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对心性的重视在禅学中日益突出，禅与禅行也逐渐突破原有坐禅入定的藩篱而趋向于观心守心、随缘安心。南朝时的宝志和傅大士之禅就表现出了新禅风的趋向，而菩提达摩则成为印度禅向中国禅过渡以及中国禅宗创立的关键性人物。　　
　　史籍中关于达摩的生平事迹记载得很少，唐宋时所出的各种禅门典籍中，有关达摩的记载日益丰富，但编造的东西不少，很多事情都难以确考。但大致可以看出，他所传的是“二入四行”的大乘安心禅法。“二入”就是“理入”和“行入”。所谓“理入”，就是“藉教悟宗”，即借助于经教的方便手段，来达到悟宗的根本本目的。所谓行入，有所谓四行：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所谓“报怨行”，即在受苦之时，认识到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报应，并非他人所造成，因而无所抱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基本理论来分析人生的苦乐现象，从而要求修行者“得失随缘”，这就是随缘行。第三无所求行，即对一切都无所贪求。第四“称法行”，即全面地按照佛教的要求去行动，以与性净之理相契合。从“二入四行”的内容和要求看，它已不再注重传统禅法的静坐、调息等繁琐的形式，而是以“安心”为宗旨，这成为后世禅宗修心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达摩禅强调“藉教悟宗”，将“开悟”作为修禅的重点，这成为后来中国禅学和禅宗发展的方向。
　　相传，菩提达摩当年传法是以四卷本《楞伽经》“印心”的。在达摩门下，有以《楞伽经》相传授的楞伽师，他们的禅也就被称为“楞伽禅”。其中就有达摩的得法弟子，后来被奉为禅宗二祖的慧可。慧可继承了达摩的禅法特色，其禅学思想中《楞伽经》的成分确实比较多，但同时也有一定的般若思想，他对达摩的禅法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特别是他从本末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强调了修行实践上的自度自证，自我解脱，认为“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楞伽师资记》）。
　　慧可传法于弟子僧璨。关于僧璨，由于资料不详，人们对这个人物一向有所怀疑。但在禅宗史上，都是将他奉为禅宗三祖，而且有关他的事迹和言论，在禅门中也一直广为流传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据现在资料，僧璨作有《信心铭》，他在进一步强调不取不舍、绝言忘虑的基础上，发展了达摩所要求的随缘而行，提倡一种放之自然、任性逍遥的修行生活，把佛教的“万法一如”、“即心即佛”与老庄玄学的人生哲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达摩一系的禅更加适应了中国人的需要。
　　僧璨以后，达摩系的禅逐渐传至般若三论思想盛行的南方地区，僧璨的得法弟子、禅宗四祖道信开“东山法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般若与楞伽的会通加以论证，并广泛引用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大量佛教经论，提倡各种因人而宜的禅法方便，更好地适应了众多修禅者的需要，使中国禅宗得以初步形成。
　　四祖道信在达摩系禅的展开中以及中国禅宗的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他可说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初创者。道信不仅奠定了禅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在组织形式和禅行生活方面也都使禅宗初具宗门的特点。从达摩到道信的传承关系现在还没有第一手资料进行最后的确证，但道信以后，禅宗的传承则是十分清楚的了。
　　按照禅门的通说，道信传法于弘忍，另有法融旁出其门，创牛头禅宗。道信的禅学思想以般若实相与楞伽心性的结合为基础，同时以“一行三昧”为安心禅法，围绕“心”之体用而提出了知心体、知心用和守一不移等五种方便法门，在这五种方便禅法中，既容纳了传统禅法的修心内容，又以般若空观发挥了慧可、僧璨禅法中即心即佛、万法一如的思想，对后世禅影响深刻。特别是道信把达摩以来的随缘逍遥的修行观置于当下即是的自然之心的基础上，从而提倡“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楞伽师资记》）这样一种随心自在、无碍纵横的修行生活，这成为后来中国禅宗修习的基本态度。
　　在传法方式上，达摩以来都是游方各地，随处行化。到了道信，却开始安居在双峰山，依山傍林，择地开居；习禅修道，农耕自给；远离政治，面向民众。同时，为了适应团体生活的需要，道信既教禅，又传戒。这一切，既便于诸州学人前来学道，也有利于禅法的展开和影响的扩大。在道信门下出现一个较大的修禅僧团，形成宗门的雏形，这并不是偶然的。道信付法于五祖弘忍，弘忍进一步发展了“一行三昧”的禅法而完成了“东山法门”的建立。东山法门的建立是中国禅宗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五祖弘忍在道信以后在冯墓山传法二十余年，继承发展了道信的禅学思想和禅法方便，法门大开，规模空前，使冯墓山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禅学中心。由于冯墓山在道信弘法的双峰山东去不远，因而又称“东山”，弘忍的禅法也因此而被称为“东山法门”。这里的“东山法门”其实不仅仅是指弘忍一个人的禅法，而是包括了道信和弘忍两个人的禅法，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弘忍继承道信禅法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更突出了道信禅法中的“守心”法门。弘忍对“东山法门”的发扬光大，既表现在对禅学理论和禅修方便的发展上，也表现在将“一行三昧”落实到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并为这种生活的展开提供了经济上、组织上的保障，从而推动了东山法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现在对禅宗何时正式创立，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应该把“东山法门”作为中国禅宗的初创。其主要根据有：（1）东山法门已经包含了日后禅宗各系的基本思想和方便法门。（2）东山法门已奠定了禅宗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开创了中国禅宗特有的宗风。（3）东山法门已经以蕲州黄梅为中心，在湖北一带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4）东山法门已开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形成了禅宗所特有的“判教”说。（5）东山法门已完成了禅宗的传法定祖之说，东土五祖的传法世系也于弘忍时基本成为定说。（6）东山门下各系，特别是南北禅宗之间争法统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禅宗在东山法门时已经初创。
　　关于弘忍的弟子，禅门中普遍有“十大弟子”之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由于惠能系的禅主要流传于中国南方，神会又以菩提达摩“南天竺一乘宗”正传自诩，而不许神秀门下“妄称南宗”，因此，惠能系便获得了“南宗”的称号，而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的神秀一系则被称为“北宗”。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和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两大基本派别。安史之乱以后，盛极一时的神秀北宗逐渐趋于衰落，但仍绵延发展了百年之久。至唐武宗灭法，以寺院为主要依托的北宗禅才完全衰落下去。而保持山林佛教特色的惠能南宗一系则逐渐在全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