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台湾弘法初期之探
　　作者： 姚丽香
　　一般讨论藏传佛教在台弘法，大都将国民政府迁台以后迄今的发展划分为前弘期与后弘期。至于此二阶段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藏僧首度来台弘法的时间为划分点，根据黄英杰的访问结果，1980年已有创古仁波切先行来台，因而认为以1980年做为藏传佛教在台弘传之转折点将更为合适。
　　事实上，蒙古﹑西藏喇嘛的早期来台，主要也是立基于政治因素。由于清末以来，西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友善，而国民党迁台时西藏正与中共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谈判。因此，国民党迁台后，只有内蒙古佛教领袖章嘉与甘珠尔瓦两大活佛，随同迁台。1959年流亡海外的部分藏胞，少数以康巴族抗暴军等名义赴台安顿；又由于十四世达赖流亡印度后，禁止藏人与国民政府来往，故初期来台之少数藏人，是以达赖控制所不及的西康康巴族人为主，且多是受蒙藏委员会邀请或受聘来台者。由于蒙藏喇嘛来台人数稀少，传法活动也不积极，因此初期传法者，除格鲁﹑萨迦两派外，几乎全以汉人在家居士为主，而这些人大都是民初曾在大陆随蒙藏喇嘛学法的居士。其中宁玛派的发展较盛，其次为噶举派：
　　（一）格鲁派－－弘扬此教派的有三位藏僧，包括在1949年来台的七世章嘉活佛和五世甘珠尔瓦活佛，以及1961年来台的格赖达吉仁波切。章嘉活佛来台后获聘为总统府资政，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在民国四十六年就已圆寂，因此影响不大。后来甘珠活佛继任中佛会理事长，且在新店设立弘法中心－“甘珠精舍”，成为当时蒙藏佛教的中心，不少人前来皈依。另外格赖活佛也在1974年成立“格赖精舍”，但对外少有公开活动。至于在哲蚌寺出家的汉僧君庇亟美喇嘛（欧阳无畏教授），自1976年至1991年止，传授一系列的西藏佛学，可说对台湾的西藏佛学研究贡献相当大，但对一般学密者的影响似乎较小。
　　（二）萨迦派──初期萨迦派的弘法者只有十五世明珠活佛，他在1959年来台后，曾任“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与“政大边政研究所教授”，目前仍在各地弘法。
　　（三）宁玛派──此派在台的初期弘法者，几乎全是汉人的在家居士。资历最老的首推屈映光上师，他在1952年来台后,就在大溪斋明寺弘传密法，1971年筹建“南方宝生佛剎”于新店五峰山，1973年圆寂后，由林祥煌上师﹑欧阳重光上师承继法脉，1990年由张明伟上师承续，弘传至今，五峰山道场是初期修学密乘者的一个重要据点，目前除每个月定期的法会外，还不定期邀请藏僧来台传法。
　　此外，民初著名的宁玛派上师诺那呼图克图之弟子吴润江上师（华藏上师）自1958年起曾来台七次传授密法，其弟子钱智敏在1973年皈依吴上师后，1975年在台成立“诺那精舍”，并开始弘法，迄今为主，已在台湾陆续成立七处分舍，80年代中期开始，除弘法活动外，也开始成立多项社会福利及文化性事业。由于皈依弟子众多（据内部估计，皈依弟子约二十万），其影响深远且发展稳定，是汉人上师在台弘法的一种典型。另有韩同上师在1972年接受宁玛派法王敦珠仁波切在香港举行的阿阇黎遥灌后，即在苗栗﹑云林﹑虎尾﹑新竹等地传法，并设“莲花精舍”，徒众颇多，盛极一时。
　　最后尚有刘锐之上师，刘上师在1959年赴印度向敦珠仁波切学法，并曾受初期来台的三位蒙藏喇嘛灌顶，1975年在台北成立“金刚乘学会”后，陆续于台中﹑高雄﹑台南成立学会，1979年发行《金刚乘季刊》，1981年起成立出版社，出版一系列《金刚乘全集》，弘法十分积极。
　　（四）噶举派──在大陆曾随贡噶呼图克图学习密法的申书文上师（贡噶老人），1958年来台，第二年即因有一居士请上师修度亡法，为师之法力所感召，皈依上师，并捐赠成立“贡噶精舍”; 1960年受台南竹溪寺全妙法师邀请至台南弘法，吸引南部不少信众参加，遂于1963年成立台南贡噶精舍（现在的贡噶寺之前身），可说是藏密南传的开始。申上师在1980年由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为其剃度后,积极邀请噶举派喇嘛来台传法，是80年代初期引介藏僧来台的主要中心。
　　另一位跟随贡噶呼图克图学法的张澄基居士，在1963年回台担任文化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1976年出任美国佛教在台“新竹译经院”院长，居台期间曾略传“大手印”法。此外，80年代中期来台传法几次的陈健民上师，其一生皆致力于修行与弘法，陈上师数十年闭关修持与阅藏的成果，以及相关的著作，大多收录在1975年所编印的《曲肱斋全集》，此套全集于1983年再度收录于蓝吉富所主编的《现代佛学大系》中，学密的老参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力之大不难想象。虽然陈上师对传统佛教的某些批评，以及公开密宗修法中择人始得密传的‘双修“法门，引来不少争议，但也促使一般的学佛者逐渐对藏传佛教的密法引发兴趣，这也算是70年代末期转向80年代初期藏传佛教在台盛行的另一契机。
　　依照藏传佛教初期在台湾的弘传情况来看，这段期间的发展是平稳而缓慢的，为何会在80年代开始，突然蓬勃地发展起来，其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来了解。首先，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初期几乎没有藏籍喇嘛在台，这段期间在台弘扬藏传佛教者，无论是蒙古﹑西康喇嘛，或汉人居士，大都是和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者。一旦政治逐渐解严，藏籍喇嘛可以自由来台，公开弘法的机会大增，自然形成一股热潮。然而这股热潮实际上必须配合社会环境的情势，由于初期台湾佛教界以净土宗为主流，而传法的汉人居士皆自称密宗或藏密，加上一般佛教徒与社会人士对密宗的不了解与成见，因而初期汉人居士的传法不容易公开，而发展也就很有限了。这样的情势在80年代有所转变，一方面自然与社会的开放有关，以往被视为秘密性的宗教逐渐获得认可；另方面则与密宗或相似性密宗，如林云（黑教）﹑卢胜彦（今称真佛宗）等的广告﹑书籍之大量宣传，促使一般人对密宗因好奇而接触者不少。换言之，台湾社会本身已事先型塑了对神秘主义的需求环境，使得具有仪式神秘性，甚至强调上师神通力的藏传佛教较容易被接受。当然，其中也不乏在传统之汉传佛教中无法获得满足，而转往藏传佛教系统寻求进一步发展者。（摘自《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初步研究》，本文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