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衰落及其影响

　　一、清廷对上层喇嘛特权的限制

　　清朝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别予以倡导和保护，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喇嘛数十万人。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以及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他们在寺院内拥有行政司法等权力，还参与蒙旗政治事务。由于清朝皇帝的赏赐、蒙古王公的赠产、一般信徒的布施，寺庙经济迅速膨胀。喇嘛庙不仅占有大量的草场、牲畜，还有大量庙丁供其役使，于是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庙经济。上层喇嘛政治权力的逐步扩大，以及寺庙经济的独立发展，对清朝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威胁。

　　近代，内忧外患，国势一落千丈。腐败的清廷已无力供养大批喇嘛，一改以往尊崇、优遇的宗教政策，转而采取冷淡和疏远的态度，使藏传佛教的宗教地位日趋下降。道光年间，外蒙五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请求入京觐见，由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转奏朝廷，道光皇帝以呼图克图年纪尚幼为借口，拒绝其进京朝见。四年后，哲布尊丹巴再次要求入京朝觐，道光皇帝虽然允准，"但费用须自备，随行者务宜少数，并禁止苦课蒙古俗人之税"（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册，第58页，京城印书局，1935年版），从而革除了由清廷负担往返路费的惯例。哲布尊丹巴自北京返喀尔喀后，请求再赴西藏。清帝以旅费自筹、不得收敛于人民为条件予以限制，致使该活佛因川资匮乏和身患疾病未能成行。1866年，库伦办事大臣发布对喇嘛行为有与为僧之品格不相适应者给予处罚的命令，使当时终日放逸游荡、狩猎娱乐的活佛有所收敛。该项命令的发布，说明活佛在喀尔喀至高无上的地位已逐步为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所取代。至此，以后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无一人得以觐见清朝皇帝。

　　光绪年间，藏传佛教的地位进一步削弱，清廷对其上层人物更趋冷淡不恭。1878年(光绪四年)库伦办事大臣志刚修订大臣晋见哲布尊丹巴的礼仪。规定晋见时，只须"交换哈达"，大臣不再跪拜。这样又进一步贬低了活佛的形象，提高了大臣的地位。八世哲布尊丹巴难以接受这种待遇，厌居库伦，经常轮流居住额尔德尼召和庆宁寺，以躲避大臣的监督。

　　清朝崩溃前夕，对藏传佛教的政策越来越不利。沙俄则乘机派遣俄籍布利亚特蒙古人潜入内外蒙古地区，以"游历拜佛"等名义，拉拢蒙古宗教上层人物。甚至沙俄新任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在赴任途中，也要特意绕道库伦，送给哲布尊丹巴价值两万多卢布的贵重礼品，笼络收买藏传佛教上层人物。沙俄的拉拢挑唆，进一步加深了藏传佛教与清朝的矛盾和对立。于是发生了1910年(宣统二年)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哲布尊丹巴求见三多，恳请从宽处理。三多拒绝活佛的请求，将所捕喇嘛一律定罪，并责令沙比衙门赔偿损失。哲布尊丹巴派特使入京要求免黜三多，清廷对此置之不理。外蒙古地区的宗教上层，进而对清朝离心离德，积极投靠沙俄，演成后来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对处理德义涌木厂事件所持的强硬态度，说明清末对喇嘛教已不只是限制，而采取的是一种压制政策。它反映出喇嘛教在整个蒙古地区的进一步衰落。

　　二、寺庙经济的膨胀及上层喇嘛的腐败

　　道光以后，在内地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寺庙彻底打破了靠施舍度日的陈规陋习，将清廷资助、布施、化缘积聚起来的资产，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开始大规模地从事农业、牧业以及商业高利贷活动，寺庙经济因此急剧膨胀，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农牧业经营活动方面，除部分庙地由庙丁耕种外，大部分出租给平民，寺庙坐收地租之利，称为"收股子"。有的寺庙还从地主手中转租土地，再以高额租金租给佃农，从中渔利。有的还从事土地买卖，扩大土地经营。寺庙同时也出放"苏鲁克"，或雇工放牧。收获部分大多归寺庙所有，小部分以分成方式给予牧户、牧工。寺庙经商，在近代蒙古地区颇为盛行。除在寺庙周围设店买卖外，也经营长途贩运，营利收入归寺庙所有。寺庙还向香客、商人等出租僧房，以为住宿、栈房之用。一般房费、地皮租金都很昂贵。寺庙也热衷于高利贷活动，通过借贷方式，辗转生利，获取高额利润。向寺庙借贷，要以土地、牲畜作抵押，逾期不还利上加利。寺庙通过多种经营活动，增加了收入。据1869年(同治八年)阿拉善旗延福寺的档案记载，除王爷赐给和各种布施外，该寺通过自身经营，"各吉萨(庙仓)一年的收入为土地十七块，租金四百五十千文；四处铺面，租金二百千文；骆驼四百三十左右，小牲畜(山羊、绵羊、羊羔)三千三百左右，马二十余匹"（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寺庙经济的急剧膨胀，主要表现在占有很大比例的佛仓资产的增大上。佛仓是活佛的私仓，其资产比庙仓积聚得多。哲布尊丹巴举行一次诵经会即可收入白银4万两。班禅参加乌珠穆沁右旗经会，得到1万匹马的报酬。他在该旗停留半个月，仅收旗札萨克请安费，计达白银3000两（伊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三册，第18页）。鄂尔多斯地区的活佛给王府念经，即可得到一两千只羊或几百匹马以及金银玉器等。归化城席力图召第九世活佛所拥有的土地，由伊尔根(今武川)城向北伸展，西与茂明安旗地相连，北与喀尔喀达尔罕旗彼界，东与四子王旗相邻（《蒙古及蒙古人》卷2，第79页）；并有千余名沙毕纳尔为他放牧。牧场之大，牲畜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由于寺庙经济，特别是佛仓经济的恶性膨胀，上层喇嘛挥霍无度，生活日趋腐化堕落，从而加速了藏传佛教的衰败。青海塔尔寺十世乌兰葛根将一座相当25间房大的寺顶全部换用金瓦饰顶，并改称小金瓦寺。同时，寺庙的法会也越来越多，越办越大。阿拉善旗的广宗寺一年之内大小法会相互交叉轮番举行，计有163天的大法会，253天的小法会。仅用于佛事的灯油一项，每年就需要4530斤，多时达7000斤；加上做糌粑用的青稞，两项费用约合大洋1600元；法会期间膳食费计3500元左右。上层喇嘛为了争名夺利，更是一掷千金，在所不惜。有的喇嘛到北京以重金买通朝廷要员，为自己换取各种高级宗教职衔。呼和浩特"格根呼毕勒罕、召庙的掌权者们为了能够晋位升职，每年都往北京跑，在那里用巨款购买礼物，以使自己的宝座增加一块'奥勒博克'(喇嘛坐垫，数量不同标志着职位的高低)"（《蒙古及蒙古人》卷2，第90页）。"车臣汗部的伊拉古克散第七代呼毕勒罕，巴结朝廷，向皇上金库捐了一大笔款子，获得了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称号"。由于大肆挥霍浪费，有的活佛把财产荡尽，靠借债度日。喀尔喀乍音活佛第五代呼毕勒罕罗卜藏纳木扎勒到北京运动朝廷官员，仅此一项就花掉白银5万余两。大修佛殿花费1万余两。由于入不敷出，向汉商借贷白银2万两，年利为6600两。三年到期无力偿还，本利累计高达4万两，被迫又以新债4万两立契。该活佛以每帐幕庙丁年征税13两的高额税收，仍无法还清这笔高利贷。在这些上层喇嘛挥金如土的奢靡风气影响下，许多执事喇嘛也采取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庙产，贪污浪费现象也十分普遍。阿拉善旗一带流传有"高尼尔吃佛，捏尔巴吃仓"的说法。所谓"吃佛"是指收布施时贪污，"吃仓"是指为仓化缘时贪污。

　　清末，藏传佛教更加衰败，影响所及，已由上层波及到整个喇嘛阶层。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喇嘛们的生活日趋糜烂。各种清规戒律对他们已失去约束力。教规不准喇嘛娶妻生子，但实际上许多喇嘛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遂大开婚戒。阿拉善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喇嘛都有姘妇，有的公然接到庙上姘居。每当经会期间，喇嘛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64页）。对于佛事已无心问津。蒙古各地的喇嘛庙宇大多年久失修，僧房倒塌，残破景象到处可见。

　　寺庙经济的迅速衰退，是造成藏传佛教走下坡路的经济原因。少数上层喇嘛依仗自己的权势和影响，侵吞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大牧主、大地主或大商人。而广大下层喇嘛则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榨，生活日益贫困，于是在寺庙内部同样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从而加速了藏传佛教的衰落。

　　三、藏传佛教对蒙古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开始趋于衰落，但它对蒙古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的草原地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当时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对蒙古民族意识和文化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蒙民对藏传佛教十分虔诚，迷信尤深，其影响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牧民患病不去请医生诊治，首先求助喇嘛念经祈祷；泉水干涸、家畜染疫死亡、狼群为害等许多事情，蒙民都认为是恶魔作祟，赶快延请喇嘛念经驱鬼；婚丧嫁娶、选择营地也要请喇嘛占卜，以定吉日。诸如此类的迷信活动，枚不胜举。藏传佛教对于蒙古人民的思想束缚之大，是难以令人想象的。为了它，蒙民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在所不惜。

　　藏传佛教寺庙在蒙古地区既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又是学习、传播文化知识的场所。寺庙内都有一套严格的学习、传授知识的制度。喇嘛学习的经文《大藏经》是佛教的百科全书。规模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作为宗教学府，分为经学院、医学院、真言学院、时轮学院等。为奖励喇嘛学业，各课经文学完后，经过考试给予各种名号，分别为资林巴、蓝占巴、噶珠巴、阿林巴、嘛林巴。经数十年学习后才能升为正式喇嘛，取得学习密宗教义、魔术咒语及医术的资格。然后再通过考试获得"受四教者"、"受五教者"、"受十教者"、"博士"、"班勤"等学位。这种严格的宗教学习制度，培养了一批蒙古族有知识的文化人，他们成为蒙古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

　　蒙古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着藏传佛教的影响。继清朝前期《钦定蒙古源流》问世后，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批带有宗教色彩的史书《宝罗尔·托里》(即《水晶鉴》)、噶尔丹台吉编纂的《额尔德尼·额利赫》(即《宝贝念珠》)等，都是在佛教经典熏陶和影响下写成的蒙古文史书。上层喇嘛为了宣扬教绩，还用藏文编写了许多蒙古喇嘛教史和大小"格根"与"呼图克图"的传记等。这些史书及传记反映了喇嘛教对蒙古文化的影响，对研究宗教思想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与此同时，反映喇嘛生活的诗歌创作：《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伯颜和什格大喇嘛》等作品在宣扬喇嘛教的同时也揭露了喇嘛的腐朽生活。鄂尔多斯公尼召活佛丹金旺吉拉的《公尼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用诗歌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活佛和喇嘛生活的腐败，诗中说："登上经坛像活佛，跨上骏马似奸商……念大经时像喇嘛，贪食羊肉似野狼"（《蒙古族文学简史》第1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教诲僧侣要改邪归正，振兴宗教。他在艺术创作上既吸收了藏族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又突出了蒙古族传统的韵味，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很广。

　　蒙古喇嘛大多数用藏文念经，喇嘛从小学习藏文，由于蒙藏语言文字的沟通，印度、西藏人民的优秀文化也通过宗教活动被介绍到蒙古社会，如《潘查丹特尔》(即《灵水滴》)，《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魔尸的故事》等，丰富了蒙古族的文化生活。

　　在自然科学方面，大的寺庙内均设医学部，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学著作，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灸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等，促进了蒙医学的发展。《大藏经》中的天文知识，在蒙古地区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附图：呼和浩特五塔寺]

　　寺庙的兴建使蒙古地区的建筑艺术得到了发展，一批集汉藏寺庙特点的蒙古喇嘛寺庙建筑群，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结合。佛教的绘画及雕塑艺术在蒙古地区也有了新的发展。

　　藏传佛教经典不仅对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帝表言，《甘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道光帝以雍和宫藏800余册《甘珠尔》赐之。俄国以图书357册回赠，收藏于理藩院。晚清文人何秋涛为此事写了一篇《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并一一抄录了书名，以志其事。藏传佛教在蒙古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因此，近代的蒙古文化中，藏传佛教文化仍占有重要地位（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