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谷幽坳的文化瑰宝——藏传佛教文化圣地德格朝觐记

　　金易明

　　令人沮丧的，是到过即后悔不已且兴味索然之地；

　　人们的情感，在此未曾引发共鸣。

　　令人欣喜的，是到过即留恋忘返且魂牵梦绕之处；

　　人们的心灵，在此已然获得抚慰。

　　对我而言，四川藏区并不陌生。因为工作、研究或旅游，我已多次进入四川藏区。但每次进入四川藏区这一康巴文化的中心，胸中涌动升腾的是种难以言状的凝重感。这里，不仅在中国地形图上显得如此突兀，与其仅百公里之隔的成都平原是那么的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它已被片片深浅相间的咖啡色所覆盖。——明显的，地势已升高到足以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屋脊的那种深沉和博大，雪域高原、深壑草甸，恢弘的寺院、绛色的袈裟，喃喃的诵经声、凝重的嘛呢堆、傲立的大白塔、飘拂的风马旗，还有那古堡般幽深地矗立在山谷之中的碉楼，给人们尽情铺陈了高原藏族那深厚的文化、宽阔的胸怀、神圣的信仰、恬淡的处世、沧桑的岁月……，还有那无论如何形容都难以确切真实表述的雪山、海子、茂林、湍流、沟壑、草甸之美，无疑是这片高原成为人们魂牵梦绕之圣地的缘由。

　　一

　　又一次来到四川藏区，这次参拜了甘孜寺、色达洞嘎寺、喇嵘沟五明佛学院。之后，终于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去叩拜我魂牵梦绕多年而一直无缘朝觐的德格印经院。

　　清晨，我从色达县城出发，越野车在蒙蒙细雨之中驶过洞嘎寺，由于山路泥泞，我无法再次走近寺院，只能在通向寺院的叉路口停下，向这座金马草原上著名的宁玛派寺院仰视片刻，算作告别。随即，我们的车子离开国道，驶进了通向甘孜的一条山凹中的乡级公路。据说走这条道，我们可以省去近两百公路的行程。车子一路翻山越岭，向着甘孜县进发。中午时分，车子围着甘孜县城转了个顺时针圈，向着德格县更庆镇方向前行。

　　一路上，我的眼球始终没有放弃车窗外的高原景色。我不时地看见藏族牧民们在草甸上放牧，牦牛是那样的闲散，迈着沉稳的步子，优雅地觅食；而牧民们则团团围坐在自己的帐篷外，一边小酌，一边闲聊着，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牧民们那无拘无束的爽朗笑声。当我们的越野车驶近新路海时，我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新路海系雀儿山的冰川冰蚀挖深、冰碛物阻塞河谷出口而形成的冰川湖，湖水最深处约七十五米。蔚蓝的湖水，被一片原始而完整的生态系统烘托着，晶莹的冰川从海拔五千多米的山谷之间直泻湖滨草原，如仙女身着洁白的绸缎，在长袖善舞之中，一不留心，将自己长长的袖子甩入了湖中一般，显得那样的壮观而又妩媚。湖泊周围，高原云杉、冷杉、柏树、杜鹃树和草甸环绕，犹如众多的美貌仕女围绕着新路海这位神圣的公主，群星烘月，更显壮丽。湖岸边随处可见大小不一而刻满经文的玛尼石。湖中野鸭成群，鱼儿游弋。在蓝天白云衬托下、雀儿山脉的雪峰皑皑一片，冰川闪烁着蓝莹的冷光，而融融青山和茵茵草甸，融化在波光粼粼的新路海中，随着阵阵涟漪，摇弋变幻，弥漫着高原湖泊那神奇的灵性和神秘的气息。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我们不由得停车小憩。忽然，我看见一位满脸胡子拉茬的喇嘛，矗立在草甸上，眼神炯炯发光，手中的转经筒随着他嘴唇的微微开合，在有节奏地转动着。更为新奇的是，他居然没有穿鞋，这可是身处海拔四千零四十米的雀儿山山麓间，而且已经到了深秋时节。我正纳闷着，司机告诉我，他就是德格一带颇为著名的人物赤脚多呷喇嘛。据说他是一位非常传神的修行僧，已在新路海湖边山上的一个洞里闭关修行了几十年，这次我们路过此地，能够亲眼目睹这位圣僧在草甸山间巡湖的身影，实在是我们的福分。司机还十分自信地告诉我，我们待会过雀儿山山垭，一定会十分顺利的。果不其然，我们真的非常顺利地过了雀儿山山垭，直奔德格更庆镇。

　　眼前目不暇接的景色，不由得令人陶醉。我的思绪漂浮着：有人也许会羡慕牧民的闲淡生活，因为尘世间的拼杀已经够让人心力憔悴了；然而一旦真正融入草甸帐篷之中，怀中的手机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扯回到现实的政坛商场或各种俗务之中，在复杂而又无聊的生活轨迹上继续奔波，这是尘世生活的惯性使然。旅游的经历，对另类生活方式的向往，只是商场政坛和市井那硝烟战火暂时的停顿，系调节心理的自我安慰；当然，更多的人也许会对这种放牧生活不屑一顾，甚至于嗤之以鼻，认为其生活品质、方式、情趣实在过于简陋、单调、艰苦，自认为有必要去改变牧民们的这种生活，将他们从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解脱出来。遐想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

　　当我翻越海拔六千两百米高的川藏第一险峰雀儿山那五千米以上的垭口时，映入眼帘的是，四千米以上的山崖寸草不生、岩石裸露；五千米以上的山坡则是白雪素裹，逶迤起伏；六千米以上的山峰更是冷峻矗立，层峦叠嶂。令人不由得在自然面前收敛起自身的傲慢和自信。随着越野车愈益接近德格，我发现了比任何地方都要密集分布于山坡上的经幡，雀儿山山口上遍布的玛尼石和撒遍雪山的风马旗，玛尼干戈小镇上转动着经筒的彪悍小伙，无一不在展现和烘托德格这一有着丰富藏文化积淀的高原圣地风貌。德格可谓是山川秀丽、人杰地灵之福地。掩映于这片土地上的美景星罗棋布——沙鲁里山脉巍峨雄壮、高山湖泊明丽清远，金沙江、雅砻江穿流其中，孕育了肥美的牧场和林莽。特别是作为德格的母亲河色曲——雅砻江的支流，她那妩媚的身姿和澎湃的激情，在岁月的年轮中不息地流淌着，见证着德格的兴衰变幻，沧桑毁誉。

　　车子翻过雀儿山的山口，一路往下走。我被满山遍野的树丛、灌木所环抱，当我们的车子在山谷之间公路上有了一条清澈而略显湍急的河流陪伴时，我知道，更庆镇已经不远了。虽然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但是，由于这里在经度上比内地要靠西，实际时间比北京时间要晚一个多小时，所以，太阳似乎在欢迎着我们这些从雀儿山垭口上下来的远道朝圣者，和蔼地绽放出她那可爱的、温暖的笑脸。我注视着被阳光照耀得不断飞溅出晶莹剔透水珠的色曲，难以抑制地深情呼唤着：德格，我终于走进你的怀抱了。

　　德格位于川藏边界，悬置于遥远的四川最西角上，川藏公路从这里穿越而过。德格县县城更庆镇距离甘孜州的州府所在地，即那首传遍了中原大地的《康定情歌》之发祥之源康定城有近六百公里，离成都则更有一千公里。可更庆镇与西藏昌都地区，则仅有金沙江一江之隔，从更庆镇向西走十余公里，即进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现在昌都的江达县，也属于德格杰布（即德格王，汉族地区的史料中习惯用土司称呼之）所统辖的范围，所以在德格，问起人们是否德格人时，真正的德格人会告诉你，他是德格更庆人，还是德格江达人。本来，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康巴藏区。民国时代的一九三八年，当年的国民政府以康定作首府，设立了西康省，那时起，远在深山万壑中的德格开始归属西康省；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西藏自治区，撤消西康省，原德格杰布所统辖的更庆和江达一分为二，江达归西藏昌都地区管辖，更庆镇归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因此，现在的人们，已经对江达与更庆镇等地曾同属德格杰布统辖的历史模糊不清了，只有当地人才坚守着“德格更庆”与“德格江达”之说。

　　当更庆镇在黄昏中渐渐露出清晰的绛红色小城轮廓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暖流在全身酣畅，因为，对我而言，德格从来就不仅仅是个地名；德格是我精神世界之故乡。德格的重要，不仅在于其语言是康巴藏语的标准普通话，也不仅仅在于德格是南派藏药的发祥地，更不因为德格是四川通向西藏的要塞边界。德格是藏族文化的重镇，宏伟的《岭?格萨尔王传》史诗，有东方《伊利亚特》之美誉，其主人公格萨尔王据传即出生于德格县阿须乡雄坝吉苏雅格康多，系原邓柯（现早已归属于德格县的辖区）林葱家族的祖先。所以，德格的藏族同胞们始终以格萨尔王为自己的同乡而深感自豪；如果说格萨尔的故乡这一传说，时常会引发其他藏区同胞的争议的话，那作为藏传佛教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的地位，则是德格更庆镇当之无愧的殊荣。处于西藏自治区的圣城拉萨，地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和德格更庆镇上的德格印经院，构成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三大中心。德格，让我无限遐想……！

　　二

　　世代居住于白玉龚垭的贵族噶尔家族，系康巴藏区的显赫人家。噶尔家族第三十二代孙索郎仁钦与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是同时代人。当八思巴尊者任元帝国国师路过此地时，盛赞索郎仁钦具有“四部十善”的品德和福分，赐名“四德十格之大夫”。由此可见，德格一名本义当为“善地”，源于藏传佛教教义之“四部十善”。根据《德格土司世系谱》记载，第三十六代孙博塔?扎西生根与当时的德格地区土酋“岭?本波”林葱家族联姻，获得了从龚垭到更庆沿色曲中游一带约二十五公里的狭长河谷地区，几年后的一四四八年，博塔?扎西生根与当时从前藏云游至更庆镇传法修行的香巴噶举派高僧，也是藏戏的创始者，藏区著名的桥梁建筑大师汤东甲布一起，建起汤甲经堂，这也成为更庆寺的第一座经堂。从此，德格家族将统治中心从白玉龚垭迁到德格更庆镇，同时，正式将家族“噶尔”更名为“德格”，其统治的辖区也改名为德格，作为地名的德格出现在了历史上，博塔?扎西生根也作为第一代德格杰布，开启了德格地区的杰布统治时代。由此开始，一直绵续到清光绪三十四年川滇边务赵尔丰重创德格杰布的家族军队，有效削弱其统治势力的清代末期为止，整个德格家族统治时期由明朝正统十三年即公元一四四八年到一九零八年，绵延五百六十年。其中，德格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据请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记载，其统治区域“东至四百五十里交上瞻对界，南至三百五十里交察木多界，西至二百八十里交上纳夺界，北至三百一十里交林葱界”，疆域达四万五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七万多。这对人烟相对稀少的高原藏区而言，已经是相当可观了。在如此广阔的疆域中，于相对漫长的近六百年的岁月中，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更庆镇，德格家族演绎了一部怎样的文化发展史呢？德格的历史和至今尚存的丰厚文化积淀，已经为此作了最为有力的注脚。

　　在德格的土地上，最悠久的土著之王并非噶尔家族，而是林葱家族。西藏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格萨尔，据说是林葱家族第四十五代祖先。林葱家族史料为史诗《岭?格萨尔王传》所传唱，十一世纪之际，格萨尔曾经在如今的德格、石渠、白玉境内首建岭国，作为安多康巴地区政治、军事势力最强大的国王，活跃於四川省甘孜州西北部、西藏昌都地区和青海省玉树、黄河源一带。而德格家族的原名“噶尔”，表明这家族系西藏历史上充满智慧的噶尔?禄东赞的後人。对于禄东赞，我们都非常熟悉，他就是作为当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特使，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宰相。据说，他的后人因避诛灭之祸而逃难至此，逐渐繁衍而成当地望族。历史上，德格家族均以长子出家为僧任更庆寺寺主；次子为俗承袭王位；若系单传则兼任二职。难能可贵的是，历代“杰布”都各有所尊奉的教派，但在宗教政策上却不分宗教教派，一律予以扶持。故而，其辖境内形成格鲁、宁玛、萨迦、噶举、苯波五大教派并存的格局，各教派寺院总共超过两百座，僧尼三万有余。“杰布”家庙除萨迦派的更庆寺外，还有噶举派的八蚌寺，宁玛派的噶陀寺、白玉寺、竹庆寺和协庆寺。这一博大恢弘的格局，究其原因，首先是德格地区远离藏区的政治中心卫藏，受西藏政教中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各教派在此“天高皇帝远”之地，得以在派系干扰较少的环境中和睦共处所致。记得公元九世纪时，篡位的吐蕃王朗达玛疯狂灭佛，使佛教在藏区遭遇有史以来首次最大的法难，仅仅百年，佛法在卫藏消声匿迹。一些坚守信仰的僧人散落于安多和康巴藏区，并坚毅地持续传播正法，如《土观宗派源流》上描绘的：“……使佛教的灰烬，从下路(即安多和康巴)又重新复兴起来，开佛教再宏之端。由此渐次弘传，使卫藏诸地，僧伽遍满，讲解实修，蒸蒸日上”。因此，在这些地区， 实际上保存了西藏佛教最原初、最精粹的教义和实修法门。加之山高地远，物种古老，民心淳朴，原始风貌犹在，原始人情尚存，使得这里成为西藏最主要的禅修及瑜伽修行的地区。也就有了那么多的成就者，那么多的上师，那么多的修行人……成就者往生净土或乘愿再来；修行人前仆后继，追求解脱，即使有时仅剩下星火，也可以燎原。对此，我们不能不感慨生命之树常青。其次，德格杰布中，大学者和名藏医颇多，可能是源之于睿智的禄东赞那具有浓烈的文化人血脉的缘故吧，如第十代、第十一代、第十二代德格王都精通医方擅长医术，且身体力行研制药丸，名贵藏药“仁青常觉”即是其中之一。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以及由此所演绎的幕幕征伐场面，我不禁为人类至今还尚未摆脱动物般为自己的领地而拼杀撕咬的本能，而深感羞愧。其实，一个部落首领的雄才伟略，并不体现在其对周围地区的征伐占领上，历史上各部落之间的征伐和占领，甚至于将这种征伐的疆域扩充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夸张程度，实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甚微，其给人们带来的饿殍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与其所发挥的各文明间交流的作用相比较，根本上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征伐，缘于文化上的弱势，文明程度的滞后，其结果或是被其同化，俯首称臣于被征服者的文化和文明；或是对其奴役，加以于蹂躏践踏。我只能无奈地断定，这两种交流方式全属人类不够成熟的幼稚滑稽、意气用事之举。记得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豪情满怀、底气十足地宣布自己对印度半岛的占领，正当他在兴都库什山垭口得意地向一位印度佛教修行僧炫耀自己伟大征服之际，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反问：“你难道真的感觉自己付出了众多将士的生命，完成了自己的霸业，真的占领和拥有了这广袤的土地和民众吗？你自己是否想过，你连你脚下所站立的土地都不曾拥有过？”据传，亚历山大大帝对修行僧的反问，沉思片刻后，终于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垭口勒住了征伐的缰绳。联想到已被尘封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德格家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虽然家族中不乏霸气十足、东征西讨的疆域扩充者，但真正开创其辉煌文化传承和光大局面的，则是第十二世德格杰布登巴泽仁（一六七八年~一七三九年）。这位与清代康乾盛世同时代的德格王，在雍正年间，也在川西北的深谷幽坳之中，开创了政教勃兴、文化繁荣的昌盛局面。正是他主持修建了德格印经院，征集大量的差民雕刻了《甘珠尔》印版，扶持第八世司徒仁波切修建了八蚌寺，并大力倡导和扶植不同教派一视同仁、和睦相处，以至于十八至十九世纪发酵而蔚为壮观的康巴佛教史上著名的“利美——不分宗派运动”，不能不说是酝酿於这一时期的深远影响；登巴泽仁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深深吸引了各藏区伟大的佛教上师纷至沓来，在此吉祥之福地弘传佛法，推动藏传佛教从派系纠葛的漩涡中抽身而出，兴利除弊，迅速崛起。登巴泽仁杰布的时代，生活与弘法传承于德格区域的高僧即有一世宗萨钦哲活佛、一世蒋贡康楚活佛、伏藏大师秋吉林巴等，奠定了德格作为藏传佛教三大中心之一的不可动摇地位。更有一世宗萨钦哲缘化九位应化身，分别转世于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派。我想到了历史：历史恐怕总是由个人或小群人所决定的。芸芸众生有情只是在生死轮回中承受某种偶然或必然的遭遇，接受某种既定或不测的命运，是幸逢盛世还是惨遭浩劫，其现实报应的决定永远不操控于自身。

　　一进入更庆镇，县城之小让我颇感惊讶。一眼望去，除了位于公路旁的加油站，显得有点唐突的雀儿山宾馆之外，似乎整个小镇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迎向街面的全是老式的藏式建筑或带有汉族风格的建筑，抬头望去，东北处的山坡上依次往上延伸着寺院绛红色的建筑。整个小城给人的感觉只有两种色调，一种是当地居民的土色建筑，一种就是寺院经堂的绛红色建筑。要找德格印经院，十分方便，转过雀尔山宾馆，眼前出现的一条叫巴宫路的上坡道，就可看见德格印经院的高墙建筑。这里已经是小镇的最上方了。再往上走，就是更庆寺了。其实，整个县城也只不过有两条街，一条通向川藏公路，一条通向德格印经院；在德格印经院周围，几条小巷围绕着更庆寺和印经院。确实，在我所到过的藏区中，如此精致古朴而又不失厚重历史沉淀的县城，真是第一次谋面。

　　德格印经院门前几乎都是藏族的男女老少，人数之多，与此小镇的规模极不相称，好似在赶集。他们大多穿着传统的康巴藏袍，男人戴着毡帽，女人扎着长辫的头顶上是五颜六色的头饰。或摇着转经筒，或相互交谈，一圈又一圈走着。见到我这个太容易辨认的外乡客，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不时地给我一个腼腆的微笑，似乎是在与我招呼着，又似乎是在善意地打量我。我上前一打听，他们都是来德格印经院“巴宫郭”——转经院的，是啊，无数的人围着印经院以顺时针方向走着，一圈又一圈，随着人流如法轮般的转动，那隽永而熟悉的六字真言此涨彼落，灌入我的双耳；那天籁般的嗡嘛呢叭咪吽，流入我的心田。虔诚的叩拜、激动的仰视，平静的步伐，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一个十分平凡的日子，无疑说明如此场景在更庆镇上天天进行着，从遥远的两百八十年前德格印经院建成之时，穿越时空的变迁，王朝的盛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幕，我的心中激荡起阵阵波澜——德格，你真的是康巴大地上已经行将堙灭的奇迹吗？德格，你是否真是在岁月的沧桑变幻中尚存的一颗硕大碧绿的松耳石？尽管，作为佛教信徒，都无法想象你能逃避世俗的尘埃侵蚀，也不奢望你能抗拒岁月的风霜雨雪而不染任何瑕疵，总之，我知道你终究无法超越成住坏空之因缘法则。但在现代社会世俗化思潮无孔不入的环境下，德格的坚守，终究是这方尘世的奇迹。

　　在这样一个被山河割裂、远在三省交界偏远之地的小城，传统上，世代居住的都是朴实的牧民、农夫，及手工艺者，在此歇脚的则是穿梭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终于走进了满山遍野的寺院和修行洞，成为寺院。正如著名的当采仁波切所说：“这些立下神圣誓言的人在西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几乎每户都有一个喇嘛。”这样一个自觉而无意的安排，它的内蕴，是否如同在无常的时空中，终於出现的一条解脱之道呢？我想，精神才是永恒的。因为在精神世界中，低微的可流转而被文明鄙弃，崇高的可留驻而彪炳文明。精神啊，你这万物之灵尚具足的造化世界，理应是可以得到净化的！

　　印经院的整个建筑呈正方形，占地三千平方米，坐北朝南，绛红色的外墙，屋顶是一整个大大的平台，庄严古朴，具有浓郁的康巴藏式古建筑特色。红墙平顶上的“金刚时轮”、镏金孔雀和金幢经幡，一进更庆镇就能望见。向人们昭示着藏传佛教圣地的所在。一位牵着头脖子上套着粗粗红绳子的放生牦牛的康巴小伙子，自己的脖子上也潇洒地盘绕着鲜艳的红假辫，热情地接过我递给他的烟，自豪地告诉我，围着印经院绕满一千一百一十一圈，就可算修行圆满。听着他那生硬的汉语，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无论印经院是开馆还是闭馆，络绎不绝的虔诚民众始终在围着印经院转经。成群结队的藏民虔诚地口念经咒，或持转经筒步行顺时针绕印经院转经，或虔诚无比地五体投地跪拜。情不自禁中，我也汇入了转经的人流。

　　三

　　终於走进了“巴宫”——印经院。从严格意义讲，德格印经院不是寺院，从建立印经院之始，与其一墙之隔的更庆寺并不直接管辖印经院，这与通常印经院属于寺院的一个部分的情况不一样。德格印经院确实是自成一体；从印经院的外观看，其色彩的基调，建筑的结构，院落的规模，与寺院相当，尤其是那涂满外墙的绛红底色。如果换上藏式民居的常用色，那么，这就是一座宫殿，或又是一座部落王的院落。自从德格杰布建立家族王朝开始，在这个笃信佛教的家族的倡导下，更庆镇上仿佛除了绛红色，就没别的颜色了。如今的德格，在外界的印象中，似乎就是因为印经院而名闻遐迩，其实，印经院自一七二九年开始兴建算起，也仅仅只有两百八十一年的历史。但当我步入更庆镇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似乎这座印经院如青藏高原一样亘古而有。他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又如一位饱含学识的智者，默默地矗立在更庆镇东北角的山坡上，无言地注视着世事的沧桑变幻，静静地接受着来自各地虔诚信众的顶礼叩拜。德格印经院可谓藏区最大的文化宝库，宝贵文献资料的集中地。无怪乎印经院拥有一个长长的名称——“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另外，“德格吉祥聚慧院”这一名字，显示了藏族信徒们对印经院这颗镶嵌在更庆镇上的藏文化松耳宝石的赞誉。

　　一走进印经院大门，站在略显昏暗的天井中，我被突兀而至的一股松油香味所吸引，正在我寻觅之际，印经院的住持法师泽旺吉美活佛急匆匆地赶到我的面前，连连招呼我：“有事耽搁了，麻烦你等候了”。吉美活佛的客气随和，倒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在吉美活佛的引导下，我们首先登上印经院藏式建筑的房顶平台，站在房顶平台上远望更庆寺周边，群山环抱，一片葱郁绿色。印经院背后的山坡上，依次而上的是更庆寺的僧寮，一片藏式寺院才有的绛红色，在黄昏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耀眼显赫。吉美活佛虽然是苯波教的活佛，自己的寺院远在百公里外的乡间，但还是毅然发心住持印经院的工作，守护着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勉力延续着藏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吉美活佛站在房顶平台上，向我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印经院的来历。“德格印经院渊源于非常传神的故事”，吉美活佛向我娓娓道来：据说一七二九年二月一个普通的日暮时分，却杰?登巴泽仁在官寨外散步，梦幻般听到距官寨西南三十米处的小山包上，有儿童颂经那天籁般的声音，于是，兴建印经院的愿力在杰布的心头油然而生，几天后的二月二十八日，印经院在此山坡上开工了。另一则传说似乎更为丰满：金沙江对岸江达的通普叶绒村差民拉翁刻制了一部《长寿经》，当他用牦牛将经版驮运过金沙江，准备献给德格杰布，却没想到，牦牛在距离官寨仅是一步之遥的这个小山包突然受惊，经版撒落于整个山冈，这一事件也发生在一七二九年的二月，于是，登巴泽仁留下了所有的经版，拉开了印经院兴建的帷幕。“其实，还有第三个传说”，吉美活佛好象在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般，略微停顿了一下，还看了我一眼，当发现的我眼神中流露出急切的渴望时，他又委婉地继续着故事：杰布登巴泽仁有一天梦到自己将完成一个珍宝，于是写信给著名的八邦寺堪布、大学者曲杰久勒解迷。曲杰久勒已预见到登巴泽仁会创立印经院，于是复信给他，表示愿和他共同完成这一珍宝。登巴泽仁杰布认定，这个珍宝即印经院。于是他请求曲杰久勒和他共同努力建立全称为“德格吉祥多门聚慧经院”的场所，聘请曲杰久勒策划建院和组织雕刻《大藏经》。登巴泽仁杰布希望将卫藏康区所有不同教派、典籍、观点和解释等，完整收罗，并予以归纳整理。于是开始铲平小山包，在此地建印经院。而印经院最初的珍贵收藏，便是公元一二二九年左右翻译的、用三种文字刻就的《般若八千颂》、《藏文文法》、《长寿经》和其他近两千块经文雕版。于是，第十二代杰布却吉?登巴泽仁发心在此建立了德格印经院。印经院自开工建设到竣工完成，历时三十年，经过了四代杰布的努力。

　　传奇是美丽而引人入深的，但我却更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事出现。印经院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自第六代德格杰布以来历代杰布励精图治、文治武功结出的善果，是德格杰布致力于传承藏文化系统，力主格鲁、宁玛、萨迦、噶举、苯波五教圆融共弘的眼界所致。作为以萨迦派为家族信仰，并直接主持着康区最大的萨迦派寺院——德格家族家庙更庆寺的德格杰布们，能够有如此的胸怀和远见，不能不说体现了建立德格文化圈的卓越见识。

　　吉美活佛带我步入二楼的经版库房，在昏暗狭窄的过道上指点着告诉我，德格印经院雕造、收藏了大量藏文化五明学各科著述和藏传佛教各派经典，其中有宁玛派的《宁玛举布》、萨迦派的《萨迦干布》、噶举派的《当波文集》、格鲁派的《宗喀巴文集》，还有苯波教的《鲁布》等等；而在社会上早已失传的《印度佛教源流》、《汉地佛教源流》，及由梵文、乌尔都文、藏文三种文字雕刻的《般若八千颂》，其版本更是绝世珍本、无价孤本。特别是民间有传言说《般若八千颂》的翻译比印经院还要早五百多年。它的原文最早收藏于江达县同普境内，后来送给岭中部领袖岭?班达仲，再后来德格杰布在龚垭寺组织雕刻，直到印经院竣工，从龚垭寺正式收藏到德格印经院。《般若八千颂》印版是全藏区仅存的绝版，当之无愧的“德格三宝”之一。说着说着，我已经随吉美活佛来到了收藏《般若八千颂》经版的版架前；吉美活佛随意抽出一块经版，放在有阳光处，给我仔细端详。那经版上依次由上到下排列着梵文、乌尔都、文藏文三种文字，因朱砂印刷而遗留在经版上的朱红色，将经版衬托的更加庄严，而其雕工的细腻，令人叹为观止。虽然我对经版上的文字并不认识，但是，我曾经阅读过汉文版的《大般若经》，深深了解这经文的所揭示的缘起性空法义的殊胜，如今能够亲眼目睹当年伟大的圣僧玄奘大师所译的经典的原文，一种亲切感和崇敬心油然升腾，我不由得俯下身，以自己的前额去叩摸经版——这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稽首”，随即，我双手接过吉美活佛手中的经版，举过头顶，恭恭敬敬将经版放回经版架。

　　我紧随着吉美活佛，在满满当当的经版架之间的过道上漫步浏览着，仿佛是穿越在历史的隧道之中，又仿佛是倘佯于知识的海洋。这里所收藏的经版，不仅包含了几乎所有藏传佛教的典籍，而且还涉及历史、科技、传记、藏医、历算、逻辑、语言文法等藏文化科技方面的典籍、古老的佛画艺术珍品。印经院所藏典籍文献多达八百三十余部，经版共计二十五万余片，几乎涵盖了整个藏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内容，囊括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及整个藏民族文化的精髓。

　　在经版间穿梭，我的心情格外凝重，这些已经走过数百年岁月的藏民族文化结晶，还能有多少沧桑年轮，让这些民族瑰宝的生命得以传续呢？我将我的担忧说了出来，吉美活佛沉思片刻，脸上露出了善意的笑容：“难得啊，一个汉族的佛教信徒，能够这么关心我们藏民族文化命脉的传续，可见，只要是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晶，不管是哪个民族的，甚至于不分国界、肤色、信仰，都会一视同仁地加以珍惜和呵护的”。他告诉我，你们汉地的南京有个汉传佛教的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其中也有几十万块汉文的经版，现在不断地有工艺师在对经版进行修补、增添，金陵刻经处已经成为汉传佛教传统经典印刷装订的基地。而在我们藏区，德格印经院其制版、印刷、装帧工艺的精湛，堪称一流，工艺流程古老而完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刻版印刷的活化石”。据说，德格印经院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以期这一瑰宝得到切实的保护和传续。

　　吉美活佛还告诉我，其实，“印经院”这一汉译并不精确。“德格巴宫”中的巴宫一词，藏语中的含义相当丰富，其中有印刷所之义，但是另外还有典籍保存地、或者文化殿堂等多重意义。这正是信徒们数百年来虔诚地围着它转经的真正原因。如果仅仅是个印刷所，你看见过谁向着一座印刷厂顶礼膜拜呢？吉美活佛向我许诺道：你明天一早来，一定会看到现代的人们是怎样顽强地传承着印经文化的遗产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步入印经院时，看到了六位刻版工匠，盘腿坐在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屋子的床上，裹着无法说出颜色的被子，凝神专注地在费力刻着经版。隐约间，我透过窗户，看见工匠们怀中的经版上拓有经文。我敲了敲门，在得到允可后，进入房间，我这才发现，原来这里既是刻经工匠的宿舍，又是绝世经版的产生地。刻经师傅的刻刀很锋利，在木板上的刻痕很深。望着刻经工匠那专注的神情，欣赏着他们那娴熟的刀法，我在不尽意间，已经目睹了一块经版的诞生。是世世代代的刻经工匠们，在十分简陋的环境中，怀着一颗虔诚的功德心，用自己的心血完成了片片经版。凝望着这些由于辛劳而过早在额头上刻下深深皱纹的憨厚脸庞，惊讶于工匠们早已为苍白泛黄的病态所替代的“高原红”，我忽然领悟了“杜鹃啼血”的真切内涵——印经院所拥有的二十七万余块经版，无一不是出自于工匠们的虔诚、心智和辛劳，但经版上没有，史籍上也不会存有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藏民族文化传承的使者，通过他们灵巧的手，保证了藏族文化凝固在这块块厚重的枫木经版上，蛰伏于座座寺院的经堂书架内，流传于个个虔敬信徒的血脉中。

　　一位刻经工匠放下手中的活，注视着我，朝我憨厚地笑着，但没有说一句话，我知道，他不会说汉语，没法和我交谈，只能对我以笑容表示着友好。正值我颇感尴尬之际，吉美活佛的侍者，一位清秀的年轻喇嘛走进了工匠屋子，他身后紧随的是几位我的同乡企业家，原来他们是专程驱车五千多公里，到德格印经院来请《般若八千颂》，带回自己家中的佛堂中供奉的。这些企业家不知是缘于《般若八千颂》的经版雕刻艺术的美轮美奂呢，还是出于对该经文在藏传佛教中殊胜的地位呢？总之，他们的福报让我羡慕不已。其实，这部经典的殊胜和德格版的艺术、版本价值之高度统一，令我对这部经书爱不释手。《般若八千颂》为佛教大乘空宗主要经典——八部般若中之第四部，藏文《甘珠尔》大藏经将其列于智度部，称为“简本般若经”。系印度学者释迦赛纳、加纳悉地和西藏译师班智达磨达希拉等所译。该经书全称《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全书计二十四卷，三十二品，共有八千偈句，故通称《八千颂》或《般若八千颂》。《般若八千颂》与《金光明经》和《解脱经》一样，为藏传佛教徒必诵的经典。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

　　喇嘛坐在藏式床椅的边沿，我们围着他，听他介绍着印刷藏文经典的过程。原来，源于对佛陀经典的无比虔诚，德格印经院将印刷经书的每道工序都处理得严格无比，近乎美伦美奂。光印刷经文的纸张，就显示了藏民族的智慧，这是一种特殊的“藏纸”，由藏地一种富含纤维而又略带毒性的草根皮特制，纸张呈微黄色，其吸水性和柔韧性都属上乘，而且这种纸张虫不蛀鼠不咬，久藏而不坏；在印刷用墨的考究上，绝不亚于内地金陵刻经处，而且还有讲究。凡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经书也必须用上等松烟。经版的制作上，其精益求精，体现在从选料到完成的每一步骤之中，操作规程严格而又繁琐。原材料系选用秋后刚落叶的红叶枫木，精选其中顺直且无疤的木材，顺木纹截为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厘米的画版，或长宽分别为六十六到七十厘米、十一到十八厘米的经文版，木材厚三厘米，顶端还须留有十厘米长的手柄以方便印刷，这些木材还需经过一个冬天的浸泡、日晒等特殊处理，方能成为刻版的原材料。所有经书都经名家精心整理，反复校刊，确保准确无误后，方由技艺精湛的书法家誊写于纸模，再帖于经版之上，由雕刻工匠进行雕刻。据侍者喇嘛介绍，技艺娴熟的工匠一般每天只能完成一块经版的单面刻制，而完成一幅画版的单面雕刻则更需十天时间。在藏区所有寺院中都收藏供奉，所有僧人都读诵研学的德格版《丹珠尔》共计二一三卷十二万九千零二十四页，经版高达六万四千五百十二块，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际，一百余位书法家与五百名雕版能工巧匠耗费了五年的时光，才圆满完成。更由雕版工匠敬献给德格杰布的《般若八千颂》，也是雕版中的精品，仅雕刻艺术价值即是无与伦比的。

　　印经院的三楼，是印刷经文的工场，地方并不大，约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其经典流传于全藏区所有寺院的庞大印量而言，真的是太逼仄了。但就是这逼仄的空间，为藏民族文化缔造了广阔无垠的拓展空间。我一进印经院门即闻到的松香味，源之于这里的油墨。十几个年轻的印刷工，两人一组相对而坐，一低一高，配合默契，手势飞快地刷色、上纸、压滚、取纸……其动作麻利得犹如一台海德堡印刷机般，张张印满经文，透着扑鼻松香气味的藏纸，从他们的手中诞生，这就是藏传佛教赖以存在和弘传的三藏经典。这些经文印好后，最后还得晾干、整理、装帧。

　　我观察了一部经典印刷的全过程后，独自来到二楼经版库，又一次悄悄抽出一块经版，双手捧着，望着眼前永远只有自然光线照明的暗淡经版架……其中的每块经版都与我手捧的经版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沉重感。这种沉重，难道真的仅仅是木头本身所带来的？我想，这经版上的每个字母，都在给尘世带来震撼心灵的沉重感。心中一阵颤动，我不由得干脆席地而坐，将经版置于膝上，细致端详，轻柔抚摸。忽然我感到了阵阵寒意，感觉到自身似乎无助且无望地漂浮在尘世之间，失去了任何依托。我紧紧地抱住经版，就象一个漂浮于茫茫大海中的人们紧抓住救身圈一般。我隐约地闻到了一缕奇妙的气味，既不馥郁，也不淡雅，却足以使人迷幻，犹如一支上乘藏香的袅袅青烟在升腾。这些字母，对我而言，是多么的亲切，却又遗憾于忘记了他的名字，累世的转世因缘没能让我呼唤出字母的含义；但我相信经文是能够解读的。但人们所解读的意义又有多少仅仅停留于发音的准确而已呢？佛陀的微言大义，大德的博大精深，又有多少人能真切体会呢？对我而言，一个阅读汉文藏经并无语言障碍的人，又如何能说自己已领悟佛陀的悲悯心量和深邃思绪呢？我膝上的经版更显沉重了，压得我有一股悲凉流遍全身……

　　面对稳健行走于恒河之畔的世尊，面对匆匆奔波于西域古道之上的玄奘，面对坚毅挺进于青藏雪域之中的宗喀巴，我们今人有何理由，又有何底气，可以升起哪怕一丝丝的傲慢和轻慢吗？

　　四

　　沿着德格印经院的东边小路往山坡上走，虽然路面是那样的坑坑洼洼的，但路南边一字排开的百多米长的白佛塔，显得如此的庄严和气势不凡。我格外地关注自己脚下的路。这条道路与其说是通向德格家族第一家庙、萨迦派在藏东地区的第一寺院，不如说是通向某个藏区农村小村寨的土路。更庆寺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确实已一去不返。更庆寺的客堂喇嘛在寺院的大门口迎接着我们一行，热情地为我们每位参访者献上哈达。我们其实早已谋面，故少了不少客套，我们直接被迎进了高大雄伟的更庆寺大经堂。更庆寺的大经堂与所有藏传佛教寺院一样，很少有电灯等照明设备，自然采光也不够充分，朦胧黯淡经堂中，只见盏盏酥油灯摇弋着，五十多位寺院喇嘛们，在堪布的带领下，正在集体诵经。大经堂的一侧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十四岁的等身像，佛像下面的地上，供奉着一座硕大的沙制坛城。我默默地在大经堂中，依顺时针方向，向一尊尊佛菩萨像叩拜，并绕坛城三圈。客堂喇嘛自豪地告诉我，这个大殿有着一百八十八根立柱，可谓全藏区萨迦派寺院中最大的一个经堂。更庆寺内现有僧侣五百多人，照理说人数也不算少。

　　当我走出大经堂，刚想离去时，没有想到的是，寺院的住持益西堪布正好从他那低矮的寮房出来，他看见我后，颇为激动地与我热情地招呼着。我正没有想到，在北京和西安曾经多次谋面的这位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堪布，居然就是更庆寺的住持。千里之外的他乡遇知音，更使我倍感德格的亲切。在堪布简陋的寮房内，我和益西堪布相谈甚欢。益西堪布向我介绍起更庆寺。他告诉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更庆寺，实际上是“文革”以后重建。古老的由德格家族所建立的更庆寺已经在那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里被毁坏。我似乎意识到，为什么我看见的更庆寺，还在建设之中，基建的项目远未完成。益西堪布将我带出寮房，指着远处的一片空旷的废墟说道，这是老更庆寺的遗址。

　　历史记载，一四四八年的明正统十三年，在更庆镇西边所建的“汤甲经堂”，是更庆寺的前身。明末清初，第六代德格杰布噶玛松在更庆镇东端开始兴建规模更大的更庆寺，历经第七代杰布香巴彭措和第八代杰布根噶彭措，终于完成。更庆寺建成后，历由杰布兄长或杰布本人任寺院主持。基于这种德格家族家庙的地位，明清两代中，先后建成或归属更庆寺的子寺多达数十个。自德格印经院建成，形成了更庆寺沿色曲逶迤而下，东有主寺与大批僧房，西有印经院和汤甲经堂，占地数百亩的大型建筑群。毫无疑问，那是更庆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风雨飘摇，兴衰荣枯，更庆寺的盛衰，折射出德格地区佛教命运的波澜起伏。在藏区佛教史上曾经风起云涌、八面威风的萨迦派于南宋末年传入德格地区。元代，萨迦五祖八思巴尊者曾两次路经德格，随即在德格萨玛村建立起第一座萨迦寺院萨玛寺。摄于八思巴尊者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有多所寺院由苯波、宁玛、噶举的寺院改宗萨迦派。此后数百年间，汤甲经堂、更庆寺与印经院的相继诞生，便足以表明萨迦派在德格的实力位置。至清朝末，德格杰布兼法王所辖的萨迦寺院共有四十余座，僧侣过万，与宁玛、噶举同为当地藏传佛教三强之一。益西堪布深有感触地说到，自元代之后始终在藏区占统治地位的格鲁派，却始终在德格处于相对边缘的境遇。而在其他藏区自元代以后风光不再的萨迦派，在德格不仅未曾偃旗息鼓，反而继续有着长足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德格藏区佛教的一大特色。

　　我随益西堪布步出更庆寺，回望更庆寺，我突然感受到了阵阵兴奋，也许，一切都会在轮回中做再次开始吧，周而复始、兴衰交替，应该是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益西堪布提醒我，一九八一年以后，更庆寺僧侣在保留完好的汤甲经堂开始了宗教活动。一九八六年，经十世班禅大师亲自选定，在县车队旧址兴建了这座更庆寺大经殿。两年后，这座占地三十亩的规模宏大、古朴壮观的更庆寺新大经殿终于落成。对此，我不禁唏嘘感慨不已。

　　从更庆寺走出，我一路往寺院东边的山坡上独自散步着，心中还在回味着与益西堪布的谈话。一个俗家弟子与一位萨迦派的堪布能有如此丝毫没有隔阂地欢愉恳谈，令我十分欣慰。走着走着，不知是在何方神灵的引导下，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旅游者从来不会想到的去处，也让我发现了一个在其他藏区很少见的景观，几乎满满一片山坡上，布满着高低错落的坟墓，但又与汉地的坟墓有着明显的区别。如今汉地的坟墓的建筑已经建设又高又大，其垒砌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如果没有墓碑等坟墓的标志，你一不小心，会以为进入了哪个居民小区一般。更庆镇的山坡上的坟墓，则是一个个土堆，远看有点象一笼馒头摆放在山坡上，土堆上铺著刻有经文的石板。这一景观，我记忆中，只有在云南迪庆藏区看见过。更庆寺的喇嘛告诉我，事实上，康巴藏区因为历史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混居，特别是晚清时代成都平原的汉人迁徙涌入康区，所以受到其他民族或是自然的、或是强迫的影响较深。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是滇川边务大臣赵尔丰明令禁止天葬和水葬，力倡土葬，所以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土葬的习俗。在更庆镇，民众更习惯于土葬，而不是藏族传统的天葬。当然，藏族的土葬与汉地还是有所区别，过去的人们在土葬前，亡者的家属要请寺院的喇嘛卦示出殡和入土的时间，并察地点穴。听了喇嘛的话语，我默然地陷入了沉思。望着眼前被荒草野花和乱石所簇拥的座座坟墓，周围是那样的寂静，只有阳光和萧瑟的秋风在抚慰着、陪伴著这些已经过世者。这种寂静，也许会令许多人发怵心悸，可我在此墓地死寂一样的宁静中，感到了一片心灵的安宁；虽然在此入土的人们，我都从未谋面，但世事难料，因缘甚深，我这个凡夫俗子又岂能断定，我也许是这里那位故去的亡者的转世呢？想到此，我安静了，我点燃一支烟，静静地陪伴这些与我从不相识的已经亡故的人们。

　　从历史上藏族的丧葬习俗上考察，土葬、火葬、水葬、塔葬都有，但只有天葬才是比较普遍丧葬形式。翻阅了《西藏风土志》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藏区在赞普时代曾经盛行过土葬。多种历史文献中都提及，而且至今在藏区民间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说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到第七代赞普，在人间并没有坟墓，因为藏文古史书《柱间集》中记载到：“七位赞普的头顶皆有称作‘天绳’的白色光线，当他们相继去世升往天界时，各自的白光自下而上升起，当白光消失在天空时，赞普的尸骸便没有了。故天赤七王的陵墓见于天上”。而著名的《红史》中则记载到：“聂赤赞普的子孙依次相传，有牟赤赞普、丁赤赞普、索赤赞普、梅赤赞普、德赤赞普、赛赤赞普。他们与聂赤赞普合称为天赤七王，天赤七王的陵墓建于天上，神体不留尸骸如虹逝去”。由於连接人间赞普与天界之间的绳梯在战斗中被砍断，从第八代赞普智贡开始，历代赞普都实行土葬，这是一种方形的坟墓。西藏山南地区还保留著一大片被称为“藏王墓”的墓群。很久以后，随着苯波教虹化理念的盛行，还是相应着佛教人身本系一皮囊，一期生命后当遗弃而布施之的观念，这一原因已很难完全说清了，但事实却是整个西藏流行着天葬的葬俗。至所以将死后的遗体布施给兀鹫这一特定的动物，不仅仅出於利益众生、布施含识的佛法伦理，从藏传密乘佛教的教义探索，兀鹫在密乘佛教中，被认为系十方空行母化身，不少伏藏中称誉兀鹫为“夏萨康珠”——食肉的空行母。

　　汉地的人们一听说天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认为在人去世后，将其尸骨捣碎后与糌粑拌和着喂兀鹫，实在有些野蛮和残酷。对此，我窥测到不同民族对某些风俗出于价值标准的不同，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但这不等于说另一类族群对其所作的判断是准确的，更不能因此而强加于人，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对其他族群的风俗行为进行武断的界定、任意的贬斥。君不见，由著名藏族歌唱家亚东所演绎的那首著名的《天葬》，不是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天葬这种风俗那隽永深邃的意义了吗：“默默地向你挥挥手，告别我们轮回的缘分，应召而来天的神鹰，请你带走我一生的荣耀；轻轻地走过曾经的家，记住千年不变的誓言，应召而来天的神鹰，请你打开我阳光的天路；如此安宁 如此安详，多么美妙神奇的时光，死亡在消失，生命已经飞翔，远去的翅膀上”。其实，人类的丧葬风俗中，再也没有哪一种比天葬更能让人了悟生死之虚幻，更能让人领悟到生的不可执著，死的无需畏惧的了。此生的肉身只是裹包今世轮回之魂的一件衣裳而已。当你已是魂飞魄散进入中阴生之际，其衣裳也就仅仅是一种遗物，对你而言其意义荡然无存了，其时弃之，不仅清净了世间，供养了众生，又获得了布施的功德，你在中阴身有知，其轻安之感，当可想见。你能说这是一种野蛮，还是一种落后？而我们对明知其将会在幽深的地下墓穴中腐烂消失，最后只是剩下几根白骨的遗骸，如此费心劳神，兴师动众地大兴土木，耗尽资源地厚葬，是否能说是明智之举呢？难道在丧葬文化上，我们比实行天葬的藏民族先进吗？

　　其实，寺院和人生一样，也免不了盛衰兴亡的历史宿命，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深邃透彻的理性和伟岸高韬的修学体系的佛法，尽管其对人性冷峻深刻的洞彻，对万法全面剔透的分析，震撼了无数众生的心灵，摄受了亿万信徒的身心，但其最终消亡的命运，早已为伟大的释尊所预言。一种宗教，由其创始者预言其最终消亡的必然到来，无疑凸显了佛陀那“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超然境界。由更庆寺的辉煌不再，德格境内两百余所各派寺院的兴衰，及德格杰布的家族衰落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德格已渐渐地露出了绛红色渐渐褪色的趋势。佛陀以其深刻洞察力所揭示的万法成住坏空的规律，对于德格而言也不能置身其外。出家修行者的日趋减少，天葬习俗的逐步衰落，寺院的兴衰更替、埋于坟墓的芸芸众生的代代转世……，难道不是凡夫俗子理解和修证佛陀那深邃的缘起性空之深意的助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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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汉人，德格与我的故乡相隔千山万水。按照常例，我这个由江南水乡的吴哝软语滋养的书生，与这块充满着剽悍、刚性的土地，并无什么太多的缘分。可是，也许是因缘的不可思议，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宿缘使然，我对这块过去从未谋面的圣地，有着那样深厚的缕缕情分。当我一踏入德格，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悉。我的耳畔，不禁回荡起米兰?昆德拉曾经说的一段话语：“他的唯一的祖国，他的唯一的自己的地方，是音乐，是所有音乐家的全部音乐，是音乐的历史；在这里，他决定安顿下来，扎根、居住；在这里，他终於找到他唯一的同胞，他唯一的亲友，他唯一的邻居……”这是米兰?昆德拉对一位将音乐视作祖国的漂泊游子的心理刻画。也许，如果将米兰?昆德拉话语中的“音乐”，改成“佛法”，就能解释我自己的心路轨迹了。无怪乎我在印度的菩提伽耶、竹林精舍，在西藏的哲蚌寺、布达拉宫，在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都能找到类似的感觉。我坚信，一个人的精神故乡和信仰家园，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才是他真正的身心安宁所依。

　　德格，高悬于三千两百四十公尺海拔上，深藏于川西北横断山区腹地那深谷幽坳中。漫长的历史长河，德格淳朴憨厚而智慧的民众，和他们富于远见和睿智的德格法王、杰布们，谱写了曲曲辉煌的人文历史的辉煌篇章，德格终于成就了其藏民族文化中心的吉祥福地——这座高原神圣小城，深谷幽坳中纯洁无价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