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玉佛寺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温金玉

　　玉佛寺，不仅是沪上名刹，也是闻名于海内外的寺院。在遍布全国的名寺古刹中，玉佛寺的历史其实并不算悠久。然而，由于其先后有可成、震华、苇舫等一代高僧住持，其间又有虚云、太虚、圆瑛、谛闲等一代名僧驻锡，玉佛寺因而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寺院之一。

　　玉佛禅寺由首任住持慧根法师于清光绪八年(1882)创始，至今有120多年的历史，前后历经十一任住持，“历代方丈依靠他们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从最初的结茅而居，发展到今天宏伟辉煌的盛大气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寺宇，一跃而成为全国著名的梵宇宝刹。几度辛酸，数番精进，玉佛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卓越的领袖人物、厉行‘人间佛教’的气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胸怀，傲然挺立于世界经济重镇——上海的大地上”。正是这些佛门领袖带领着寺内四众弟子艰难创业、苦心经营，使玉佛寺从艰难走向辉煌。其间，因时代因缘，第十代住持真禅法师成为玉佛寺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为玉佛寺的中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值真禅法师觉醒：{都市中的佛教·前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4月版。圆寂十周年之际，缅怀其对中国当代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对上海佛教的重建与振兴所作的杰出贡献，特撰此文，以心香一瓣表达真挚的纪念。

　　一、注重制度建设是玉佛寺之传统家风

　　近现代玉佛寺云集了一大批法门龙象，他们在僧制建设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成为日后玉佛寺中兴期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他们为法忘身的精神、勇于承担的魄力也成为真禅法师制度建设思想的源头活水。

　　我们首先追溯一下太虚大师的改革思想。佛教在近代呈现出不可言状的衰败，改革之势已成必然。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僧团内部更多地进行反省，力图通过自身的改造、调整，来回应时代的演变。僧界最杰出的代表是太虚大师。民国以来改革复兴思潮激发了太虚大师以佛法救世救民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他于1912年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想把镇江金山寺改为佛学堂。但由于佛教界传统势力的阻挠，未能成功。1913年2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太虚大师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1914年，到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出关后，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高举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三种革命”，开始了他为时30年的改革实践和弘法事业。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审时度势，倡导整顿僧伽制度，力图补偏救弊，主张统筹全局。他的这一主张，吸引了当时社会及教内的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所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写下了最耀眼的一章。

　　太虚大师与玉佛寺有着甚深因缘。1946年5月太虚大师抵沪，应大众之请，曾于玉佛寺讲《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因当时福善任寺内监院，大师来沪多驻锡寺内直指轩。期间创办《觉群周报》，任社长，又成立觉群社，宣扬佛教革新主张。1947年2月20日福善感染痘疹逝于玉佛寺，太虚深恸之。3月5日太虚大师在玉佛寺召开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12日玉佛寺退居方丈震华以40岁英年而病逝，大师为其封龛说法，悲恸过度，中风不起，随后亦圆寂于寺内直指轩。太虚大师虽然在玉佛寺驻锡的日子并不是很多，但对玉佛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震华法师的僧制建设思想。震华(1909—1947)，玉佛寺第六任住持。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密切，深受其改革理念的启发，同样是从整顿僧制开始，以改变当时佛教极度衰微和堕落的状况。他著有《历代僧制泛论》一书，对历代僧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论及僧制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时说：“社会凡百团体，欲其保持精神，长久弗坠，非先立有一种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独立不移。”所以他呼吁僧制在今日确有整顿之必要，“凡吾教徒，不可漠然视之”。

　　针对当时僧界混乱、新旧对立、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及国内以兴学之名侵夺寺产的现状，他提出僧制的整顿应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僧制的整理问题，就是召集僧界大德，心平气和，聚于一处，对目前应兴应革事项，详加研讨，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完成统管制度，设立总别机构，然后次第施行。二是僧制推动问题，僧制本为教团内务，但有时发生阻滞，又不得不借重政府力量来协助，所以提出要与政府处理好相互的关系。僧众应当自强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震华法师的这些理念在其主持玉佛寺时得到真实的实践。1942年，他应邀来沪主持上海佛学院，同年5月继任方丈。当时正是抗战中期，教界许多人持消极态度，产生厌离心，对国事、对佛教，都漠不关心；也有一部分人以为时局如此，非个人所能扭转，便沉溺于物质享受中，得过且过，甚至有些僧人以博弈之戏及吸食鸦片来消磨岁月。震华法师晋山之后，修缮殿堂，力争为修道者提供一个清静庄严的道场。他为了提高僧众素质，创设“上海佛学院”，培养僧才，发行《妙法轮》杂志，弘扬佛教理论，呼吁僧众觉醒振作，发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他又任命超尘法师为监院，期待从根本素质上解决问题。超尘法师颇具胆识，整顿寺规，再树法幢，把不守清规者一一予以迁单，使玉佛寺风气一新。

　　1942年弘一大师在福建泉州的温陵养老院示寂，震华为纪念弘一大师，与白圣法师和窦存我、夏丐尊等居士在寺内发起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以缅怀弘一法师对佛教律学的贡献，同时也是给纪律松弛的僧团一个警示象征。在“弘一大师纪念会”里，还附设了一所图书馆。为便于佛学院师生学习参考，特从日本请购《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震华法师生平勤奋好学，尤其对于佛教史籍用功甚多。他著述甚富，散见于各种佛教杂志。如今玉佛寺文化功能齐全，且人才济济，如能把法师已结集行世或未刊行者收集整理，编辑一部《震华法师全集》，将是对学界、教界的最大贡献。

　　二、真禅法师与佛教制度建设

　　真禅法师(1916—1995)，俗姓王，名鹤树，江苏东台人。童真人道，1921年在安丰镇净土庵依净修老和尚出家，法名真禅，字昌悟。1931年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人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等院校学习。先后担任镇江竹林寺、苏州狮林寺等名刹住持，以及竹林佛学院院长。

　　竹林佛学院是蔼亭法师于1928年所创办，1932年蔼亭法师退居，赴香港弘化，震华法师继任住持及佛学院院长。真禅法师进入竹林佛学院，依震华法师受学，深受震华法师的青睐，亲自指点他功课，并命担任初级班的助讲。1935年秋，竹林寺传戒，震华法师命其担任衣钵之职，管理全寺财务，真禅法师处理得条理井然，分毫不差。后来，震华法师为真禅法师传法授记，实植因于此。

　　1942年，上海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退居，由震华法师继任，召真禅法师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受任为佛学院训育主任，并担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为震华法师的得力助手。

　　1949年秋，京沪大动乱，应慈老法师在上海沉香阁潜修，真禅法师随侍。1951年秋，应慈老法师应各界之请，在沉香阁传戒，真禅法师担任教授阿阉黎。戒期后，应老推荐他到玉佛寺任执事。翌年担任信众部副主任，为信众讲授佛法概要及教授信众梵呗。其时苇舫法师为玉佛寺第九任住持。苇舫法师(1908—1969)亦是沪上一代名僧，年仅13岁即出家，1926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后辅佐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曾随侍太虚大师数年。“七·七事变”后，他主持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月刊，深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1949年3月，出任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每日与苇舫法师共事，其间一定受到其从太虚大师处一脉相承的佛教改革思想的熏陶。1953年，真禅法师任寺务处副主任，并兼任知客，负责接待工作。1959年，应苇舫法师之请，出任监院，综理寺务。从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玉佛寺仅剩下住持苇航、监院真禅等5个出家人，他们坚持留在寺内，以糊纸盒度日，并设法保护了寺庙的建筑和房屋免遭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玉佛禅寺于1978年恢复开放。在1979年召开的上海市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继承太虚大师、震华法师等前辈的革新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后大陆佛教复兴的关键时刻，结合上海这一中国商业都市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为上海佛教以及中国当代佛教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1、农禅并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

　　“文化大革命”之后，佛教百废待兴，当时可以说是寺院破落，僧人星散，经卷荡然无存，佛像残缺不全。有人称为佛教复兴中的“硬件建设”期。如何解决返寺僧众的生活问题，如何落实寺院建设项目的资金问题可能是当年所有寺院当家人最为紧迫的事情。真禅法师大胆地举起“农禅并重”的旗帜，为上海的寺院建设、为玉佛寺的中兴闯出一条光明之路。在复兴中的中国佛教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1983年赵朴初会长就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讲话中指出：“农禅并重”应从广义上理解，“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两者不可偏废。他号召全国佛教徒在进行宗教学修的同时，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鼓励凡有条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条件的寺庙，都要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以寺养寺。他特别强调，进一步发扬光大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每个佛教徒的光荣任务和应尽职责，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真禅法师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结合上海佛教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释了“农禅并重”的思想。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农，就是生产劳动，耕田播种。但对现代商业都市来说，就是以商为主，所以上海玉佛寺在寺内设立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这不仅方便了香客和游客，也增加了寺庙的收入。真禅法师认为，经商要看目的，如果是为了常住，为了公共事业，为了满足广大佛教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寺庙不仅可以经商，而且商情还能通达禅要，这在禅宗的公案中是可以得到启示的。真禅法师进一步指出，佛法赖僧扶，僧要靠自力，不能躺着吃香火，创办实业恰恰是有作为的表现，是值得提倡的“以庙养庙”行为，大力发展寺院的经济自养事业是佛教适应当代社会的重要表现。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玉佛寺广大僧众，在坚持宗教学修的同时，积极参加服务性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些服务性劳动的收入，在寺庙收入中占了较大比重。除为职工开支之外，有大量积余用于修缮寺院。

　　2、注重制度建设，培养弘法人才

　　真禅法师早年为律宗第一山——宝华山隆昌寺的戒子，戒期结束后，曾留在山上结夏安居，修习《毗尼律仪》。继而人钟板堂，学习传戒三坛仪轨、佛事仪轨等，对戒律仪轨有着深刻的领会。他一生先后任富安大圣律寺首领执事，苏州狮林寺住持，镇江竹林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上海玉佛寺、上海静安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方丈，上海佛学院院长，对僧团管理、丛林制度更会有深切的感受。从1979年起，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对整个区域佛教建设有着宏观的把握与设计。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10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这样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现状与走向就有着高层的慎思，对佛教与当代社会的协调与适应有着畅通的信息沟通。然而他对中国当代佛教制度的设想更多地是在玉佛寺这块实验田里试种，所以玉佛寺管理制度的展开其实也就是真禅法师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表达。

　　首先，重视学戒制度。1981年以后，玉佛寺开始恢复佛事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离寺的僧侣重回寺院，寺中常住增加到100多人，寺中及时恢复丛林组织制度。1982年夏，真禅法师在寺内创办学戒堂，招收学员，剃度出家，传授佛门仪轨、日常课诵。1985年玉佛寺首次举行传戒活动，来自国内24个省市的600多名佛弟子在真禅法师座下受戒。

　　其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寺院刚批准恢复，真禅法师就定期举办佛经讲座、注重信仰建设，于佛菩萨圣诞定期举办法会、庆典。为寺内僧众与居士讲授佛学基本课程。为了使教团教育扩大规模、提高层次，1983年在真禅法师主持下，上海市佛教协会正式开办了上海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他希望通过佛学院的规范教学，以期绍隆佛种，荷担如来家业。1984年，又在南市区慈修庵设立上海佛学院尼众班，招收青年尼众人学。其后，又在崇明县广福寺设立僧众班。十多年中，先后共培养出了近200名佛学人才。

　　第三，重视学修制度。佛学院采取了“学修并重”的方针，发扬佛教解行并重的优良传统。规定全体学僧，在学习佛典和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参加玉佛禅寺僧众所进行的自我修持活动。如每天必须上殿做早晚功课，寺内定期举行的大型佛事活动，如禅七、佛七、水陆法会等，学僧都必须参加。据悉，1952年冬，虚云法师莅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历时49天。1953年2月，虚云老和尚在寺内主持禅七，领众熏修。真禅法师上任以来，重兴“禅七”活动，每年腊月初一至初八举行，至今已成玉佛寺的禅修品牌。

　　第四，重视人才培养制度。人才的培养涉及佛教的前途命运，真禅法师把绍隆佛种，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看成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头等重要大事。1992年7月，他撰写《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一文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是中国佛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筹措充足的经费，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真禅法师不仅关心上海佛学院学僧的进步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心其他地区所办的佛学院校、僧伽培训班学僧的进步和成长。他曾先后于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开学和结业典礼上、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勉励学僧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真正能对佛教事业作出贡献的佛学人才。

　　第五，建立文化建设制度。真禅法师响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关于“注重学术研究”的号召，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从1981年开始，举行各种法务活动，并着手筹印和流通一些经书、法物，陆续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册、《上海玉佛寺丛书》11种及《玉佛禅寺》画册2种、《玉佛禅寺建寺110周年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发行数十万册。

　　第六，建立慈善弘法制度。真禅法师一贯热心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他从1984年起，就以个人名义和代表玉佛寺向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进行捐赠。1988年真禅法师受聘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和“真禅学校”。1991年8月，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70余万元，崭新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表彰。1994年真禅法师被推举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玉佛寺僧众用实际行动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树立了佛教关爱人生、服务社会的新形象。

　　第七，外事接待制度的建设。玉佛寺是恢复较早的寺院，还被作为上海十大景点推出，每年有数十万外宾、数百万游客来寺进香参观，此外开放以来还接待各国首脑约250余人次。承担如此重要的外事任务，玉佛寺的形象至关重要，真禅法师建立健全接待制度，并总结了“阿弥陀佛加友好”的接待原则，为玉佛寺的外事接待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第八，信仰制度建设。真禅法师还重视佛教的正信问题，这是对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1991年1月，针对香客烧香点烛互相攀比风气愈演愈烈的现象，由真禅法师发起上海市佛教寺院文明敬香倡议，获得全国各大寺院的响应，影响很大。玉佛寺法物流通处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局部暂时的利益得失。取消了寺内的蜡烛供应，对线香也进行三炷香的改样包装，并在香期以“送香”的措施代替以往“售香”的办法，同时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长期坚持不松懈，终于取得了成效，养成了香客在玉佛寺内文明烧香的风气。虽然这些措施给法物流通处带来了每年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开展移风易俗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佛教界和社会的好评。

　　真禅法师对当代佛教的制度建设是多方面的，惟贤长老在《遗德高风，后继有人——纪念真禅长老圆寂十周年》一文中专门回忆说：“多次在北京中国佛协开会，都与他相聚，共谈佛教建设问题，包括寺庙管理、培植僧才、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等问题，谈得颇融洽、颇认真。”这也说明佛教建设问题是真禅长老关注最多的大事。

　　三，自有后来人 玉佛寺与当代丛林建设

　　2000年，由诸山长老公推觉醒法师为玉佛禅寺第十一任住持；2002年9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觉醒法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玉佛寺的制度建设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玉佛寺新一届领导班子结合新时期都市佛教的特点，在继承真禅法师建立的以传统的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不断改进，使玉佛寺制度建设更上一层楼。

　　1、寺院组织与运作

　　中国佛教协会曾提出“以信仰建设为核心，以道风建设为根本，以教制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建设为关键，以组织建设为保障”的治教原则，玉佛寺围绕“以佛法觉悟群生，以教育培养人才，以学修提高素质，以服务树立形象，以文化提升品位，以慈善回报社会”的寺院管理理念，在保持寺庙传统的行政组织的同时，结合自身既是重要旅游接待单位，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后形成法师与居士在寺院中同时存在的既成事实，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大都市寺院机构设置——四部两室的管理网络。玉佛寺管理制度，采取传统的丛林制和现代的民主制相结合的办法，寺务委员会为全寺最高的民主管理机构，由法师与居士共同组成，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寺院大政方针，对寺院日常事务作总决策。寺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寺务处，负责对寺务委员会的决策具体执行。寺务处下辖四部两室，分别是法务部、弘法部、经济部、后勤部、办公室、财务室。寺院管理工作采取先民主协商，再统筹安排的方式，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协调人、事、物三者的关系，既理顺了组织关系，又提高了工作实效，增强了寺院凝聚力。

　　2、僧团处事制度

　　玉佛寺地处上海繁华市区，仍能遵照农禅并重的丛林古制精神，组织全体僧众、职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坚持各种劳作。寺内僧众的修持，亦保持了良好的道风。玉佛禅寺现有僧众120人(包括佛学院学僧)，设有传统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库房和衣钵寮)，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执事制度。日常修持，全体僧众(包括佛学院学僧)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课2次，从不停辍。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全寺僧众集中到禅堂坐香、斋堂诵戒。坚持了初一羯磨、十五诵戒，平日轮流坐香的修持制度。农历腊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众在禅堂举行禅七，其间停止寺内一切活动，一心办道、自身修持。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华严佛七法会，由方丈分别选讲《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十地品》、《三昧品》等各品。清明和冬至节，分别举行佛七法会。佛、菩萨诞辰，举行祝诞普佛法会。

　　3、教育文化制度

　　文化是一个寺庙品位的象征，教育是寺庙发展的基本保证。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玉佛禅寺确立“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发展战略。2000年6月30日，成立《觉群》编辑部，除发行《觉群》季刊外，还出版《觉群·学术论文集》、《觉群丛书系列》。弘一图书馆修葺一新、设立弘一纪念堂对外开放。玉佛寺网站、星期佛学讲座、梵乐团、觉群学院、觉群编译馆、觉群沙龙也相继开办，玉佛禅寺开始形成了音声佛事与佛法讲演紧密结合、僧伽教·育与居士培训互为补充、通俗讲座和专门研究齐头并进的良性发展的文化态势。在办好上海佛学院的同时，2001年8月，从中国佛学院等5所院校引进30多位应届毕业僧到玉佛寺常住，大大提升了寺院僧团素质，成为寺院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另外。玉佛寺还成立禅修中心，引导一些在家佛教徒学习参禅，效果良好。为了使弘法工作更为规范化，更具规模，玉佛寺又推出“觉群文化周”。每年用七日的时间，举办一次盛大的讲经法会，成为玉佛寺全年弘扬佛教文化工作的总汇奉献给信众。

　　2000年和2002年举办了“弘一大师(李叔同)诞辰]20周年纪念座谈会”、“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后两会分别结集出版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论文集》、《都市中的佛教》。2004年5月，玉佛寺隆重举行了“上海图书馆和弘一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签约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中心”揭牌典礼。2004年9月，“玉佛禅寺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办学签约暨首届法师外语培训班开学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这些举措在全国佛教界确是开风气之先河。此外，玉佛寺还计划创办觉群研究所、觉群养老院、觉群环保促进会等一系列以“觉群”为品牌，范围覆盖文化、教育、福利、环保等领域、以“振兴佛教、回报社会”为目标的弘法机构。

　　4、经济制度

　　佛教经济自养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玉佛寺创造性地提出经济自养要坚持“两性”：一是宗教性，二是文化性。宗教性是说寺院的经济自养部门的经营理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上的商业发展理念，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宗教特色，注重将宗教理念注入到商业行为中，不唯利是图，不损害佛教形象；文化性是说寺院的商业经营要有内涵，要注重宣传宗教深厚的文化底蕴，要不断提高服务项目的档次和品味，突出经营的文化性，尤其是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更要大力弘扬和继承。本着“以庙养庙”和坚持“两性”的原则，玉佛寺的经济自养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自养部门的管理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对经理实行公开招聘制，对员工实行优化组合和竞争上岗，从而增强了大家的责任意识，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正因为玉佛寺在经济自养工作中坚持慧。了严格的经营管理方针，落实了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所以近年来的成绩非常显著，法物流通处、素斋部每年都能向寺院提交数额较大的自养利润，积极发展、壮大了寺院的自养经济体系，从而为道场的兴隆、僧众的修持及僧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为弘法利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2004年7月玉佛寺物业管理举行招标会议；10月，玉佛寺与明华物业公司举行物业委托管理签约仪式。这又是一件破天荒的改革措施。11月，“觉群楼”落成暨觉群文化活动中心正式启用，其中设有觉群宾馆。这必将为玉佛寺的经济自养事业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一年来，寺院的物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物业公司的引进，为玉佛寺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为寺院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了进一步提高寺院管理中高级管理层的管理意识和水平，积极推动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相协调，将佛教寺院充分融人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中，玉佛寺决定借助高校的力量，为自己培养一批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以促进寺院的整体管理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2005年9月1日，上海玉佛寺高级管理人员MBA核心课程研修班开班典礼在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培训的18位学员均为玉佛寺承担管理任务的主要人员。觉醒法师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以前是用传统的寺院管理方法来管理寺院，现在要继承传统，适应当代，把现代的管理理念引进到寺院里来，希望通过在大学的学习从理论上能对现代管理理念有更深的理解，将寺院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用先进高效的方式，对寺院进行现代化管理。

　　5、僧团与社会的互动

　　玉佛寺以“爱国爱教”为指南，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们的具体举措有：(1)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2)发扬自身优势，帮助社会共同预防科研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极端行为；(3)利用佛教特有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参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运动；(4)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关爱人生，服务社会；(5)发掘和宣传佛教教义中积极的伦理道德内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6)参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工作，共建健康有序的文明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玉佛寺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约有300余万人次。曾先后接待了外国元首和首脑人物250多批。玉佛寺每年进庙的信徒、香客多达100余万。同时十多年来，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也先后到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弘法访问。

　　玉佛寺以慈善事业闻名全国。据悉，玉佛寺每年都要向社会捐款，为希望工程、特困家庭及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迄今为止，玉佛寺已累计向社会捐款达2000余万元。2005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玉佛寺僧众、员工200余人汇集寺内，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仪式结束后，玉佛寺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5万元，用于资助老年特困家庭。多年来玉佛寺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默默耕耘和奉献着。2005年11月6日玉佛寺隆重举行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慈善物资管理中心玉佛寺工作站，这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在基层单位设立工作站。

　　目前，由真禅法师奠定的寺院规范化管理制度，经过近几年的完善，已成为玉佛寺民主管理的依据与准则。玉佛寺依照中国佛教协会制定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结合本寺实际情况，制定了《玉佛寺僧伽共住规约》12条；为提高对外形象，制定《客堂规约》10条；为规范寺院各部门的工作，使各堂口管理有法可依，制定了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包括《玉佛寺寺务处办公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法师职工学习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库房物品领用制度》、《职工上下班考勤制度》、《驾驶班车辆管理使用制度》、《佛事管理制度》、《上殿制度》、《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绿化环境卫生评比制度》、《自养经济目标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文物字画档案管理办法》等30余种。“这些制度从整体到局部、从共性到个性，或交叉、或平行地构成了玉佛寺的行政制度管理网络，为寺院制度化管理提供了保证”。

　　玉佛寺自民国起就是开风气之先河的沪上“首刹”，今天又是中国当代海派佛教的代表，其举措施为不仅影响着东南大地，同时也辐射至全国乃至海外。我们衷心祝愿玉佛寺四众弟子发扬爱国爱教的传统，继承真禅法师慈悲济世、弘法利生的精神，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在当代中国佛教建设之路上快马加鞭，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