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佛事活动辑考
　　杨富学（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
　　提要二兀代是畏兀儿佛教之极盛期，大批佛教僧徒入居内地，活动频繁，影响巨大。其中不少僧侣进入蒙古宫廷，或充任蒙古帝王与西藏喇嘛问的译师，或出任佛教管理机构的官员或担当蒙古皇室的师父，甚至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更有不少畏兀儿僧侣皈依了藏传佛教：也有很多僧侣，僻居江南深山荒野，修禅悟道，修习天台学说：大量的畏兀儿佛教徒在元政府中担任各级官职，他们有的毕生致力于弘法事业，有的以政府官员身分参与全国或地方佛教事务的管理，有的作为施主布施寺院、修建寺宇。他们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元代佛教史和畏兀儿佛教史的内容，值得重视。
　　关键词：畏兀儿 佛教 藏傅佛教 禅宗 天台宗 元代
　　元代是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取得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畏兀儿人所使用的“回鹊文”被蒙古人采用以“书其国言”，畏兀儿之菁英分子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刚刚脱离草昧状态之蒙古人的师父或老师：畏兀儿亦都护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因率先主动归顺而受到成吉思汗的优遇，成为蒙古人征服并统治其他民族的得力助手。反过来，大蒙古国的扩张，尤其是元对全中国的统一，也为畏兀儿人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用武之地。蒙元时代，有大批的畏兀儿人迁入内地，其中有不少在蒙古宫廷或地方政府中担任各种官职，程钜夫称当时畏兀儿人士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一点都不为过。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为畏兀儿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大批畏兀儿僧侣进入蒙古宫廷，有的充任蒙古帝王与西藏喇嘛间的译师，有的出任佛教管理机构的官员，有的担当蒙古皇室的师父，甚至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这些无疑地提高了畏兀儿佛教在全国的地位；其次，大批畏兀儿僧人人居内地，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有了空前广泛的接触，内地高度发展的佛教文化无疑可为畏兀儿佛教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藏传佛教、禅宗等在畏兀儿中的传播与流行始于此时，就是这种联系的直接后果。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活动频繁，影响巨大，极大地丰富了元代佛教史和畏兀儿佛教史的内容。遗憾的是，对其活动，《元史》只有极为零碎的记载，遗漏甚多。有监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从极为分散的佛教典籍、世俗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披沙拣金，搜检出相关资料，并略加梳理，钩沈辑佚，以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元代畏兀儿佛教的基本状况。
　　一、蒙古宫廷之畏兀儿僧侣
　　元代有多少畏兀儿僧侣人居内地，史书无载，无从考知。但《元史》却对他们为蒙古皇帝作法事的规模有所记载：
　　［天历元年（一三二八）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
　　［天历元年十二月辛圣］，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
　　［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兴圣殿。
　　二年之间，他们三次入宫作法事，人数很多，仅天历二年的一次与其事者就有一百零八名畏兀儿僧侣，可见他们在蒙古宫廷中的人数当是不少的。这些记载说明，元代畏兀儿僧侣不仅人数多，而且势重，深受蒙古统治者的倚重，故而常命其在宫廷中敷设道场，为皇室告天祷祝。匆必烈还专门在大都宫廷中为其设“畏吾儿佛殿”，究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畏兀儿僧人数众多，于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也就在所难免。据《元史》卷一四四（答里麻传）载，在帖木迭儿为丞相独霸朝政时，二局昌僧侍丞相威，违法娶妇南城”。这一反面材料却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大都一带畏兀儿僧势力的强盛。
　　其实，早在匆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之前，畏兀儿佛教势力在蒙古国中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如蒙哥汗时期，由于佛道二教的互相攻击与诋毁日趋激烈，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二一五六年下令双方当场进行辩论，以决胜负。结果，佛教取胜，宣告道教失败。当时参加佛教一方辩论的高僧有三百余人，其中不少即为“外五路僧”（即畏兀儿僧）。这些说明，蒙古国时期，驻锡蒙古宫廷的畏兀儿僧侣人数就已经不少，势力也不小了。
　　匆必烈建元后，畏兀儿佛教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同时，合不来时期也是藏传佛教飞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萨迦派，在这一时期臻至极盛。出于驾驭全国的需要，蒙古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使之在全国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匆必烈和蒙古贵族虽崇拜藏传佛教，但谙熟藏族语文者却甚少，藏族高僧中懂蒙古语的也是凤毛麟角，势必严重妨凝双方的交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语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的一批畏兀儿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藏语，以充当皇室贵族与帝师之间的翻译。他们本来就信仰佛教，故学习藏传佛教轻车熟路，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因受其影响而皈依了藏传佛教，更有意思的是，元代畏兀儿中甚至还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喇嘛僧，如叶仙鼐、乞台萨理、阿鲁浑萨理父子、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都是。
　　叶仙鼐是我们所知最早的畏兀儿喇嘛僧，曾师从著名的萨迦班智达公哥坚赞。他曾任吐蕃宣慰使多年，政绩显赫，《元史》卷一三三、 《新元史》卷一五四、 《蒙兀儿史记》卷八十等汉文史籍都为其立有专传，但未提及他曾出家为喇嘛一事。这一缺憾仅见于藏文《萨迦五祖全集》中所收（关于为匆必烈抄写《般若经》详中略的说明）一文，弥足珍贵，故引录于下：
　　一明明三界上师，三界之三途领路人，以此而出名的萨迦般智达，因他的恩典叶仙鼐皈依了佛法。
　　为了修成佛果，王孙贵妃长寿、政权稳固，为了报答父母等的恩情，以及用佛法教化民众，于木
　　狗年秋，在叫做玛康宗多的地方，聘请精通冶炼工艺的工匠，以纯金溶液，在与蓝宝石媲美的纸
　　张上书写能胜三时的《般若波罗蜜多经》、 《般若经详中略》。他再三校勘，在书夹板、书带、
　　包书布之间做了很好的经忏，如同产生于五味正理经中，进行了开光大圆满。虽无恶业，但以善
　　业之器物敬献了供养，而且使善业广大而持久，聆听《般若经》并牢记在心，因而福泽无边。
　　文中的木狗年，即一二七四年，当时叶仙鼐正在吐蕃宣慰使任上。
　　阿鲁浑萨理，《元史》有传，称其出自畏兀儿王族，在匆必烈时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追封为赵国公。“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这里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从其学佛法，成为虔诚的喇嘛，很受匆必烈器重。阿鲁浑萨理家族对佛教的信仰是有传统的，史载其祖阿台萨理“精佛氏学”，其父“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人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
　　迦鲁纳答思也是一位富有语言天才的畏兀儿喇嘛僧，除精通回鹃语、蒙古语与汉语外，还精通梵语与藏语。曾受翰林学士承旨畏兀儿人安藏的引荐而师从国师八思巴修习密法，充任匆必烈与八思巴之间讲经说法的译师。史载：
　　迦鲁纳答思，畏吾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
　　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
　　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镘版，赐诸王大臣。
　　舍蓝蓝曾在元朝宫廷为后妃们讲经说法，而且还将多种佛教典籍译为回鹊语。其事迹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舍蓝蓝：鬲昌人，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刍者多……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始入岁，
　　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萝染（发）为尼，服
　　用之物，皆取给于官……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入哈石，犹
　　汉人之称师也。仁宗之世，师以桑榆晚景，自谓出入宫掖数十余年，凡历四朝事三后，宠荣兼至，
　　志愿足矣，数请静退居于宫外，求至道以酬罔极。太后弗听，力辞弗已，诏居妙善寺，以时入见，
　　赐予之物不可胜纪。师以其物胁寺于京师，曰妙善。又建寺于台山，曰普明，各置佛经一藏，恒
　　业有差。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 、 《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 、 《楞
　　严》，畏兀字《法华》 、 《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
　　大寺、高昌国旃檀佛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钞币，以给燃灯绩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
　　番漠诸国之僧。其书写佛经，凡用全数万两，胁寺施舍所用币数以万计。
　　这是我们所知唯一的畏兀儿女喇嘛。她在蒙古宫廷中地位之高，佛事活动之频繁，抄经之丰，布施之广，建寺之多，在元代畏兀儿僧徒中都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后文提到的她“曾制僧伽黎文数百”，更始珍贵的中外关系记录。僧伽黎文即所谓的“僧伽罗文”或“锡兰文”，亦即今日斯里兰卡之官方文字。这一记载使人看到了那时元朝与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为畏兀儿与南亚之佛教文化关系增添一新素材。
　　必兰纳识里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释老传》中唯二止有专传的畏兀儿喇嘛僧：
　　初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
　　（一三O二），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一三一二—一三一
　　三），命翻译诸梵经典……至治三年（二÷三；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
　　使。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其所译经，汉字则
　　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实度经》、 《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
　　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
　　他也精通回鹊语、汉语、蒙古语、梵语与藏语，不仅有译经之才，而且善事管理，曾作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故而得到成宗重用，被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和诸国引进使。又被任命为“国师”，地位仅次于二节师”。必兰纳识里翻译的佛教经典今天已大多无存，幸存于的仅有少数几件。其一是他根据汉文佛典创作的回鹃文诗歌（普贤行愿赞），全诗共五十段，每段四行，因保存于教煌石窟而得行世；其二，密宗经典《北斗七星经》曾被译入回鹃文，必兰纳识里又据回鹊文本将其译为蒙古语，题作Yittken sudur nom：其三，印度著名僧人龙树所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也由必兰纳识里从印度语直接译人回鹊语文。此外，我们在元人虞集所撰（智觉禅师塔铭）还发现有这样的记载：
　　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游方时常从师参诘。
　　此必纳雅实理即必兰纳识里之异写（其名号和官称可互相印证）。这一记载说明奉行藏传佛教的必兰纳识里与元代江浙一带著名的禅师天目中峰也有所交往，可见他对禅宗亦应有一定的了解。
　　除了喇嘛僧外，元代畏兀儿人中当还有一定数量的属于其他教派的僧侣，如来自高昌的僧侣我们就见不到他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史载：“畏吾儿僧间间，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赤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后文将述及的修习禅宗的众多畏兀儿僧侣自然也和藏传佛教无关。只是由于这些禅僧修行于深山，远离尘嚣，远离蒙古统治中心，故而不可能受到重视，《元史》也就不会予以记载，遂不为世人所知。
　　总而言之，畏兀儿僧侣，不管信奉藏传佛教与否，居于蒙古宫廷者人数众多，他们有的毕生致力于佛经翻译：有的倾其所有，出资修建寺庙：有的在蒙古宫廷讲经说法；有的出任皇室之师：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有的先出家后还俗，成为元政府统治阶级的三贝；也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
　　二、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佛徒
　　除了僧侣之外，元代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佛教徒数量更多。他们的身分大都为元政府的官员，但同时兼治佛事，有的在佛学上还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其中最著名者应首推匆必烈时期的安藏。其事迹在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九（秦国文靖公神道碑）和《新元史》卷一九二本传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安藏，“字国宝，畏兀人，世居别石八里，自号龙宫老人，祖讳小乘都……父讳腆藏贴材护迪。”安藏五岁时即从父兄学习经书。“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
　　他的佛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至元年问曾以翻译检查宫的身分参与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二）根据藏文汉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又据藏文译之为回鹃文：（三）受阿里不哥亲王之命，译《华严经》为回鹃文；（四）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为回鹊文；（五）创作佛教长诗（十种善行赞）和（普贤行愿赞），均为押头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形式。
　　“好言财利事”的桑哥，也是一名佛教徒，曾先后师事国师胆巴、帝师八思巴国师。精通汉、蒙、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故尝为西蕃译史……至元中，桌为总制院使。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一二八七年，总制院改为宣政院，桑哥又为第一任宣政院使。由于其专横跋扈，被《元史》列入（好臣传），但藏族古文献《汉藏史集》却对其赞美有加，称之为“有功绩的贤能大臣”。关于桑哥的族属学界多有争论，有的称之为畏兀儿人，亦有的称之为吐蕃人。有待进一步考实。但从他刚出任宣政院使就极力推荐别失八里畏兀儿人脱因任宣政院使太府卿一事看，似乎有族属上的瓜葛，亦未可知。
　　来自别失八里，出身畏兀儿名门的大乘都，“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
　　畏兀儿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还在杭州西湖建立了自己的寺庙——畏吾寺（俗讹为义乌寺），很可能是家庙。此事在明人田汝成所辑撰《西湖游览志》中有所记载：
　　灵寿寺，在曲阜桥东。元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建。本畏吾氏世
　　族，故称畏吾寺，俗讹为义乌寺，洪武二十四（一三九一）改今额。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畏兀儿佛教徒常常参访佛寺，有不少书法家还在寺内留下了诗作和书法作品。如吃玉立在泉州任达鲁花赤时曾于至正十年（一三五O）登临安南九日山和晋江瑞像岩。他登高远眺，在瞻礼了那里的如来佛和罗汉像后，遂题写（瑞像诗）一首。诗云：“口口深口九日峰，洞门不锁与天通；石塘冷印菩提月，庭树迎寒柏子风。岩拥如来明瑞像，山排罗汉著晴空：倚阑却望山灵道，谁识真机指顾中。”并于在无等岩题写“泉南佛国”四字。其书落墨古朴，结构遒劲，被视为书中珍品。同年，其兄吃哲笃亦曾为（小金山寺记碑）篆额。
　　此外，见于记载的尚有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廉迷只儿海牙（即廉恂）和奉议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兼劝农事三宝柱等，前者曾为（松江宝云寺记碑）篆额；后者则曾为（鹿苑寺碑） （又作（吴兴归安鹿苑寺记））书丹并篆额。
　　前文在述及乞台萨理、阿鲁浑萨理父子事迹时曾提到元政府设立的“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的总制院，它是宣政院的前身，系匆必烈执政初所设，最初是由帝师八思巴兼领的。总制院于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改为宣政院后，帝师不再掌管宣政院事务，畏兀儿人开始在宣政院发挥重要作用。
　　宣政院第一任院使有二名，即桑哥和脱因，均为畏兀儿人。此后又有玉笃实、洁实弥尔、八札、答儿麻失里、沙刺班、世杰班、桑哥（亦都护月鲁帖木尔之子，非上文的桑哥）、大悲都、普达、廉惠山海牙，可能还有双加失里。在可考的五十余位院使中，畏兀儿人占去十二至十三位，可见其影响之大。
　　这里应特别注意元代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失的佛事活动。作为元政府的使者，他曾于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奉使僧伽刺国（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他又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取佛钵舍利”。作为元政府的地方官员，他大力扶持当地的佛教活动。延祐二年（一三一五）顺建道建宁路后山报恩寺万寿堂刊刻《昆卢藏》，卷首记载说：
　　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寺万寿堂嗣毅陈觉琳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万安：又武官僚同资禄
　　位，募众雕刊刊刻昆卢大藏经板流通诵读者，延祐二年月日谨题。都大劝缘荣禄大夫吴国公亦黑
　　迷失。
　　这部经藏长期流传，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付之一炬。据载，亦黑迷失还曾两次向享有“南方第一刹”美誉的雪峰寺布施。第一次见载于（亦黑迷失雪峰题名）：
　　荣禄大夫、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集贤院使、领会同馆事吴国公亦黑迷失舍梯己宝钞斋擎。时
　　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住山椎隐悟逸题。
　　雪峰寺地处福建省闽侯县大湖乡雪峰山南麓，始建于唐咸通十一年（八七O），至元朝时香火仍然相当兴盛。时过二年，亦黑迷失再次莅临雪峰寺，施中统钞一百锭，“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此事见载于福建泉州发现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刻。
　　碑高三百五十厘米，宽一百一十五厘米，系亦黑迷失于延祐三年（一三一六)所立。碑文云：
　　亦黑迷失自幼年钦奉世祖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恩，端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万安，皇
　　太后皇后齐年，太子千秋，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禄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敬就都城、西京、汴梁、真定、河南府、汝州、刑（邢）州、顺德府、明州补陀山、朝里宁夏路、
　　西凉府、甘州、两淮、江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一百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
　　毅一藏。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佛长
　　明灯。谨写西天银字经一藏进上，当今皇帝回赐大都普庆寺看读。
　　碑中还详列了这一百大寺的名称，以大都寺院最为集中，有三十二所，其次为泉州，有十六所，其余依次为兴化（九所）、杭州（八所）、福州（六所）、宁夏（五所）、镇江（五所）、甘州（三所）、真定（二所）、西凉（二所）、河西二一所），另外，汝州、河南府、汴梁、西京、建宁、扬州、平江、邢州、宁波各有一寺。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总之，亦黑迷失的看经活动在畏兀儿佛教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蒙元时代，畏兀儿佛教发展迅速，其势力似乎仅次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而在其他佛教势力之上。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春至二十四年（一二八七）曾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整理，主要是以藏文经卷来勘对汉文经卷，总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定其名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参加工作者二十九人，既有汉人、藏人，又有畏兀儿人和印度人，其中领衔的畏兀儿僧徒就有五位：
　　（一）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孥答思奉诏译西番语：
　　（二）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都统奉诏译畏兀儿语；
　　（三）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奉诏译语证义；
　　（四）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软大师合台萨理奉诏译语证义；
　　（五）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奉诏证西天语。
　　其中，迦鲁孥答思（迦鲁纳答思）、合台萨理（乞台萨理）和斋牙答思是僧侣，脱印、安藏则为佛徒。如此多的畏兀儿僧徒得参预此事，体现了当时畏兀儿佛教地位的崇高。
　　三、入居内地的禅僧与天台僧
　　上文所述元代入居内地的畏兀儿僧徒都与蒙古宫廷关系密切，因其地位彰显，史书或佛籍的记载较多，故学界对元代畏兀儿僧徒活动的认识一般都局限于此。其实，当时在东南沿海等地的深山僻寺中也有不少畏兀儿佛教徒在活动。只是他们没有皈依当时佛教的主流信仰藏传佛教，而是隐居深山，孜孜以求，或问禅修道，或修习天台之学。
　　如所周知，有元一代，蒙古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并实行尊教抑禅政策，使禅宗的发展受到抑制，致使禅宗在北方影响日衰，唯南方江浙一带保持者持续发展的势头，涌现出明本、惟则二大著名临济宗师。
　　明本（一二六三—一三二三），号中峰，晚自称幻庵、幻住等，俗姓孙，钱塘人。自幼求佛法，二十四岁时参天目山高峰原妙和尚，大悟彻底，说法无碍。因不啻于当时流行的“只尚言通，不求实悟”以及机锋、棒暍之风气，强调实参实悟，做本分道人，主张儒释调和，教禅一致，禅净融和，并经常云游四方，讲经弘法，著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和《天目明本禅师杂录》。当其在浙江天目山弘法时，“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人，远出万里之外，莫不至焉”。其中来自西域的畏兀儿僧不少，《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有数篇文字即专为畏兀儿禅僧而作。其一为（宗伊吾显月长老）。显月，梵名乌钵剌室利，伊吾（即今新疆哈密）人，亦有谓其为高昌人者。
　　其二为二不萨的迷的理长老）。这里的萨的迷的理在它处又写作善达密的理，北庭人，字慈寂，号照堂。
　　其三为(宗慈护长老）。慈护，高昌人，“乃高昌三藏喜庵妙公之母氏也”。
　　其中，照堂长老是明本门下最为著名的畏兀儿禅僧（?—一三三七），曾著有《照堂长老义戚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和尚为之撰写的序言得以留存至今，对其事迹多有记述，兹节录于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其俗尚佛毅好施与，又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人虽疏亦
　　亲，故彼氏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无取焉，唯道是嗜。凡显密二宗，大声
　　实之士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祐间南来天目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日有深造，遂眷眷
　　不忍弃去……逮先师告寂，始此归。
　　他北归后将明本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呈献给元顺帝。此举得到畏兀儿人沙刺班的支持，“奉表以闻……得赐入藏”。顺帝于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命将其书刊入藏经，并赐其号；曰应国师”。当时，藏传佛教被尊为国教，赐号国师者一般都是藏传佛教大喇嘛，明本以禅师身分受封，实属“旷世恩典”。畏兀儿人慈寂也因编纂其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而得以在中国禅宗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据载，元代著名的畏兀儿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和散曲家贯云石（一二八六—一三二四）也颇受天目中峰和尚的影响。在贯云石隐退钱塘后，每逢暑期，便入天目山随其修禅：
　　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自足为学日
　　博，为文日邃，诗亦冲澹简远，书法稍取古人而变化，自成一家。其论世务精核平实。识者喜公，
　　谓将复为世用，而公之踪迹与世接渐疏。日过午，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童仆化之，以昼为
　　夜，道味日浓，世味日淡。
　　这一记载说明，贯云石禅学修养不浅，竞与中峰禅师幻住“剧谈大道，箭锋相当”。禅学对其文、诗及书法都有甚深影响。中峰禅师还曾撰（箪篥引），云：“钱唐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表达了他和贯云石之间的深厚友谊。贯云石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在去世前他一直闭门谢客，过著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友张可久说他“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即真实地反映了道教与禅宗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尤有进者，元代之畏兀儿官员还大兴土木，为禅宗修建寺庙，如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的畏兀儿人阿昔思即曾于昆明修建圆通寺。据载：
　　滇城之北陬一许里，……有寺曰圆通，资善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阿昔思之所新也，……皇庆元
　　年壬予，天予赐玺书，嘉乃用心。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岁在己未，工始落咸，住持僧佛日圆照
　　普觉大师、大休大禅师、弘觉大师、普圆讲主、广慧大师普政，轨行高洁，宗风振焉……公，高昌
　　人，恭慎慈戒，盖本之天性云。
　　我们知道，圆通寺是云南禅宗史上著名的寺院之一。初建于南诏，名补陀罗寺，后逐渐衰微，仅剩下残垣断壁。元大德五年（一三O一），在当地畏兀儿官员阿昔思的主持下另建圆通寺。寺有大殿三间和钟楼、鼓楼，两侧建宝塔各一，方丈、云堂、僧舍应有尽有。殿与殿之间广种竹木花卉，还劈出了菜园，拨有田地，作为寺院香火之资。皇庆元年（一三一二），阿昔思受到元仁宗赐书嘉勉。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全寺落成，延纳禅僧大休及其弟子佛日圆照普觉、弘觉、普圆、广慧等五人住于此寺，弘扬禅法。一时声名雀起，信徒云集，圆通寺遂成当地最著名的禅寺。其后历久不衰，以至绵延于今。可以说，在云南禅宗史上，阿昔思还是值得一书的。
　　此外，元代著名的畏兀儿喇嘛僧“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即必兰纳识里）游方时常从师参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对一位来自高昌的禅僧言论的记录：
　　一长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身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谓余曰：“佛法有二途，
　　曰浅，曰深。其深者固非俗予所能造诣；浅者尝博闻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与所闻所见相应耳，于
　　此未尝不自责也，因叩之。”
　　（明本）曰：佛法广大遍入寰区，虽佛祖不能正视尔，何人辄以深浅议之哉?乃曰：心识之蕴奥，
　　境观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宽怠，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间财货甚于毒蛇，能损善根，能
　　滋苦本，此佛法之浅者。自最初入道，历涉诸师之门，未有一人不如是。
　　尽管这位长者未留下姓名，但知其生于高昌，以元代西域的民族形势论，自应为畏兀儿人。若这一推测不误，那么这则资料就堪称无价之宝了，尽管其内容非常简单，仅阐述了自己对佛法所谓“深”、“浅”的看法，且不为明本所认可。因为我们在众多的畏兀儿佛教文献中，除回鹃文《说心性经》及慈寂《进天日中峰和尚广录表》曾对佛教哲学略有涉及外，这就是唯一的记载了。况且，《说心性经》是畏兀儿人的原作，还是否译至今尚难定论，慈寂所论也仅及其师明本的思想与贡献。
　　上文提到的天如和尚，又称惟则（一二八六—一三五四），是继明本之后元代禅宗之另一巨匠，与畏兀儿高僧照堂同为明本法嗣，关系友善。元顺帝至元年问（一三三五—一三四〇），他主持了苏州师子林正宗禅寺，发扬明本以来临济宗风，同时兼通天台教理和净土宗，影响很大，故有许多畏兀儿僧徒随其修禅，如畏兀儿著名文学家贯云石和阿里西瑛都与之过从甚密。其他执弟子礼的畏兀儿人者就更多，如官至行省平章的图鲁（法号妙空居士）；行宣政院使若岳权木（又名石木）：江浙行省平章阿台脱因及其子荣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买住、孙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即中普达实立（字仲温）等。郑元祐记载说：
　　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贾住）……曰：“昔普应国师（即天目中峰和
　　尚）倡道天目时，予先君泰国公（即阿台脱因）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子东
　　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此弥龙沙，则其近地既可知已。今中吴师予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
　　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名公贵人，
　　向师道风，参拜跪跽，获闻一言，如饮甘露……予胄出高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第
　　以学匪房、裴，艰于赞颂，辄为师手书二扁（匾） ，名说法之堂曰“立雪” ，禅燕之室曰“卧
　　云”，仍命工刻诸梓而揭之，以寓参承之意。
　　由此可知元代畏兀儿人江西等处平章政事买住及其父亲阿台脱因都曾因崇尚师子林天如和尚而投其门下。《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录有多篇天如与普达实立（字仲温）的问答之作，如（普说） （卷二，系天如应普达实立副使、脱镜睦尔副使及畏兀儿人买奴海牙同知等人的请求而讲说的禅法）、（与普达实立副使） （卷八）、（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 （卷八）等。其中，（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对普达实立之宦迹及禅修均有所描述，汹为稀有可贵之史料，兹引录于下：
　　仲温，达士也……近年笃志闻道……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十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
　　…勋业方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别传之学。每语人曰：“某之精神梦想，无日不在师子林
　　下。”
　　此外，（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与畏兀儿禅修有关的还有（高昌国无敌长老请名胜幢）（卷五）、（跋高昌公子按乐图） （卷七）等。
　　出自高昌而活动于江西一带的畏兀儿禅僧还有监空：
　　高昌观师领寺事……观字无相，监空其号也，吉安路达鲁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孙，安陆府同知蛮子
　　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禅性，不茹荤血。元统元年（一三三三），授皇太后旨，赐金裯袈裟，落笄
　　发，受戒具。至正七年（二；四七），承行院割主至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隐岩静显师云。
　　顺便提一下，在元代畏兀儿人中还有治天台之学的高僧：
　　高昌都统有般若儿利者，每谓学兼华梵，出入经论，世无能敌之。用其国语，与师共译《小止
　　观》：又彩焕发，高昌为之赧然自失。
　　如所周知，天台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佛教宗派，其实际创始人智顗著有《小止观》一卷，此书又称《童蒙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如何坐禅，重点讲“三止” （休真止、方便随缘止、息二边分别止）及“三观” （空观、假观、中观），与“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 （即《大止观》）思想一致，故而被称作《摩诃止观》的概要。这一记载虽简单，但它却反映出畏兀儿人中曾有人修天台宗这一史实，弥足珍贵，故不能不略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