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宗对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影响
　　林 青/文
　　从“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开拓创新，到“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的怡然自如，从“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洒脱，到“何须更待黄粱熟，始知人间是梦间”的超然物外，北宋一代名臣王安石（1021～1086年），在主持了将近8年的“熙宁变法”之后，晚年退隐钟山，自此清心寡欲，潜心研究佛法，与佛教禅宗结下深缘。其晚期诗作深受禅宗影响，在内容与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
　　宋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回到江宁（今南京市），次年辞去所任的“判江宁府”，在江宁府上元县城外筑了座“半山园”，过起了悠游自在的生活。他常常游览居住于寺庙，结交高僧，吟诗念佛，还舍宅为寺，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这位性格果敢刚毅的政治家、文学家晚年为何会清心寡欲、一心向佛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背景。北宋年间，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一种沉重的时代危机感，他们大多深微而不喜广阔，精深而富于哲思的禅宗思想正好适应了他们的内心需求。与此同时，宋代统治阶级“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多倡导三教并举，宣扬三教一致，这就为士大夫与禅宗的交往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气氛”。有了这个大背景，王安石在失意之后经常吟诗念佛、与僧为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是自身原因。王安石本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政治家，熙宁年间，他曾大胆推行新法，力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由于保守派强烈反对及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原因，新法推行迭遭阻碍，种种压力使其步履维艰、两次罢相。退隐钟山后，王安石虽然早已告别了官场，但内心仍然牵挂着他未竟的政业，这种人生痛苦的磨砺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解的。宦海的沉浮、亲人的相继去世等等，都促使其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方式，把丛林当作避世、逃世的退路，从佛禅中寻找精神寄托。
　　三是禅宗文化。这一时期禅宗的结构组成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文人出身的和尚增多，其宗教仪式趋于简易化，宗教教义也日趋世俗化和文学化，主要传教方法就是“机锋”。宋代禅僧们不但编辑前代著名禅师的语录，而且编辑当代僧人的语录；宋代士大夫对这些语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为之写序，且乐于玩赏和运用语录中的机锋语来对诗作词。作为一名诗人，王安石自然而然地被它深深吸引，因为人在得到禅悟后所产生的喜悦，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二
　　作为政治家，历朝对王安石的评价或毁或誉，有过不同的评价，但对他的诗作却历来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赞扬。王安石的诗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遒劲清新，以绚丽多姿的彩笔，挥洒自如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画卷。大致说来，他的诗作又有早期与晚期之别，其晚年诗风与早年也不同。前期的王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境人民的灾年悲惨生活、《兼并》批判贪官污吏等，以政治诗为主。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一部分语淡情深的抒情诗和表达其对历史人物、事件新颖看法的咏史诗。晚年隐居钟山之后，他主要是忘情山水、潜心佛学，禅宗思想抚平了他刚强执拗的个性，性情也含蓄多了，其诗作的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禅理诗和写景诗代替了此前的政治诗、咏史诗。下面则谈谈禅宗在三个方面对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影响。
　　（一）禅语
　　北宋时期，以“颂古”（以韵文对公案作赞誉性的解释）为主要内容的“文字禅”兴起并盛行，使禅学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轨道。追求以工整华丽的辞藻表达禅境体验，追求以文字语言悟入禅理，逐渐成为禅师宣教和禅僧悟禅的主要方式。此时的禅宗典籍大量涌现，出现了语录的新体裁和新形式。加之宋代以契嵩为代表，融合儒教和佛教的学说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儒、释、道三家融合渗透更加紧密，禅宗的思想及语言也不断地丰富。
　　王安石退隐钟山后，经常出入寺庙，读经作注、吟诗念佛，与高僧们交流学禅的心得与作诗的体会。禅宗的语言首先深刻地影响了他，在他晚年的诗歌里，有一部分就是专门谈佛说禅的。如他的《读〈维摩经〉有感》：“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维摩诘是东方毗耶离国有名的在家居士。诗人在此用了《维摩经》中维摩诘为了救度众生、现身有疾，文殊师利前往探望的典故。由此看来，王安石对于禅宗典籍故事是十分熟悉的，并大量化用了佛教常用的“身如泡沫”、“世间”等词语；再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梦》）“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次吴氏女子韵二首·其二》）等，诗人阐述了诸缘如梦、不可执著之理，同时也用了大量的佛禅术语，如“诸缘”、“妙莲花”、“功德”等等，从中可以看出禅宗语言对他影响之深。
　　（二）禅悟
　　禅宗之“悟”是对传统的读经坐禅之类的修持方式的革命，它强调自证自悟打破教条，着重从自然中得到观照，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具有一定思辨色彩的参悟方式对王安石晚年诗作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主要表现为：
　　1.平常心是道。禅宗有“平常心是道”的说法，即要求人们于日常行止中遍参发见。王安石在“半山园”居住6年的时间里，可谓生活闲适。他或策杖游园、观鱼赏花，或约友清谈、小睡寻梦，他的很多诗记述了诸如栽花访友之类的生活琐事，如“酴醾一架最先来，夹水金沙次第栽。浓绿扶疏云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描写其看到所植花开的喜悦。他爱柳，写到：“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他外出时以驴代马，又有诗戏咏其小友道：“临路长鸣有真意，盘山弟子久同参。”（《驴二首》之一）还有诸如拜访友人的“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之一）等，都表达了他对退隐之后闲适生活的满足，体现他深悟禅宗常怀平常之心的道理，字与句之间没有直接言佛说禅，但言表意外却富有佛理禅意。
　　2.空灵超然。禅宗追求空灵超然的境界，强调在大自然中得出观照，就眼前景物点出睛光，所谓：“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这种意境在王安石晚年诗中常有出现，如：“宿雨转歊烦，朝云拥清迥。萧萧碧柳软，脉脉红蕖靓。”（《示宝觉》）“坐对青灯落，松风咽夜泉。”（《宿北山示行详上人》）“败屋数间青缭绕，冷云深处不闻钟。”（《赠安大师》）这里的“云拥清迥”、“青灯停落”等，皆以轻倩之笔来写淡远之思，追求空灵超然的情感，意境风格深蕴佛门妙道，如果没有对禅宗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是很难传达出来的。在有意无意之间，就透露出了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禅机。
　　3.随缘任运。禅宗主张随缘放旷、任性自然，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事情偶合己意就是最佳境界。正如那首有名的宋尼悟道诗所云：“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在王安石晚年诗中也多有体现，如“随月出山去，寻云相伴归。春晨花上露，芳气着人衣。”（《山中》）“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江上》）“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岁晚》）“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南浦》）从“随月出山”到“寻云归来”，明明“疑似无路”却又有“千帆隐来”，给人一种惊喜，但又自然而然地在情理之中。笔墨之间深得禅家要谛，让人的心灵从外部世界的功利中摆脱出来，获得无限自由的审美愉悦，也只有忘却前尘、超然物外的身心才能领会出这种万物和谐共存的乐趣来。
　　（三）翻案
　　“翻案法”是禅宗“颂古”所采用的重要方式。同一话题，大家翻来覆去，各抒新见，正话反说，旧话翻新，常成为禅师们表现个性、不拘成说的特有方式。这在禅家称之为“死蛇弄活”，而在诗家则称之为“点铁成金”、“文章活法”。学者苏渊雷在《五灯会元新探》中说：“禅家转语，翻进一层，北宗以树、镜为譬，而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南宗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为翻案法。”王安石便是善于运用禅宗的翻案法的一员，如其晚年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前一句原出于王维的“坐久落花多”（《从歧王过杨氏别业应教》）；再如《梅花》一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与南朝诗人苏子卿的《梅花落》：“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名花似雪，不悟有香来”也非常相似；还有如“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后一句反南朝梁人王籍的“鸟鸣山更幽”之意而用之……由此，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评论说：“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亦有竟胜前人原作者，在荆公则可，吾辈则不可。”他不仅做到化为己用，而且推陈出新、承前启后，在“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方面影响了后人。
　　可以说，在王安石诗风转变的过程中，禅宗起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其晚年的喜禅学佛，为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正如胡适所证，王安石晚年“虽潜于佛学，非但不消极，反而导出一种弘毅积极的人生观”。其晚年诗作正是他这种心路历程的体现。禅宗思想影响了他晚年的诗风，使其在内容意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正如大珠慧海所说：“是以解道者，行止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本心的创造力。客观说来，王安石是在熟读了大量前代作品的基础上，通过直觉领悟、不断实践创新所获得的结果。影响其晚年诗风的因素还有很多，但禅宗在其中的影响又是不可替代的，使其晚年诗作别开生面、另具境界，并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后来的江西诗派与诚斋诗，在宋代诗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注：该文发表于《福建宗教》200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