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戒律重新修定的问题
　　力行
　　拜读第四期果一法师“有关戒律重新“修定”的问
　　题” 一文，末学有些下同的见解，希望能心得交换一番。
　　由“有”文的开宗明义，便能体会果一法师立足于传统中国佛教，面对戒律不彰，乃至时空背景下应运而生“修订戒律”的现象，作一种卫道式的大声疾呼。在此除了深感于法师护法护教的苦心之外，也想借法师“有”文的六点看法，试述末学的一点浅见。
　　一、从戒律的目的说：戒律的功能，法师认为是一要使持戒人得到终极的解脱” “每一条戒有每一条戒的解脱功德，依之而行，可随分解脱”，然而末学却怀疑，依此种说法，是否一位比丘清净逼持二百五十条戒，便能究竟解脱证得四果罗汉?原始波罗提木叉的意义，应是以戒为一切善法的基础，从人天福业、上二界不动业，乃至解脱轮回的出世慧，无不依戒成就。后来世尊因事、因人而制立学处，令使受持各别的学处，而解脱各别的烦恼与苦果，所以又解说成“别解脱”。这“别解脱”才正是应验了“佛应众生根机说法”的名句。于是世尊对此一一学处，也不能不制而又开，开而又制。因为所制的戒，并非各人受持，而是共同遵守。不同的人、事，不同的烦恼，也就必须权宜而方便开遮。然而戒律的目的，光是为了“断彼有漏法”?在各部律都提到“摄僧、极摄僧……正法久住”等十种制戒的诉求，可以归纳成六事：一、使僧团和合。二、因和合而安乐共住。三、清净僧团，令犯者出罪。四、依僧团清净幢相，能化度世人，对佛法生起信心。五、使精进修行者，在和合安乐的僧团中，能解脱证圣。六、令正法久住，亦即究竟的理想。戒律的目的不出此六点。， 二、从众生的根机上说：气有”文提出的两个例子，都是以情求涅槃、舍世间为由，即便处于丰富的物质享受中，佛亦听许。在末学看法，此二例，与其说是个案别设，不如说是世算设教的本怀。就世尊本人而言，身著金缕衣，心无所喜恶。这不正是佛陀的亲身示范!又比起大迦叶尊者，在佛的一再劝说之下，仍固执苦行，岂不来得更超然解脱!至于修改戒律，理当先寻出世尊制戒的根本精神，才是釜底抽薪之计。否则“戒律”将永远在诸大律师徒自感叹中，看著一般出家人，将其束之高阁，奉为镇山之宝。再不然，真沦落成“随兴所至，戒任我制”就更悲惨了。
　　三、从随方毗尼说：在这一点上，末学对于果一法师的看法颇为相应，只是文中提到“佛陀从未指示后人可以增减戒律条文”的论点感到质疑。比对一下各部律，早于印度各部派中，戒律条文就被增减修改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印度的出家人，可以覆钵来制裁白衣，然而在中土，却大有世俗人，在门前高挂“僧道无绿”的牌子来歧视出家人。诸如此类，都不是一句“各人根性因缘使然”能解释得过去：过午下食是属于性戒抑或是遮戒?这也是显然可见的。印度部派时代，上座部的持律者，在轻重等持的坚持下，偏重于分别、抉择，使律制繁琐僵化，这已经与世尊制戒的精神相逢背。后传到中土，中国律帅，更因忽视了印度当时制戒的环境背景，诸多因素，而无法确切掌握戒律的本质，戒律自是滞碍难行。所以到了禅宗清规兴起之后，中国的戒律，只能在断断续续几位律师的呼吁声中，延续命脉了。有心于戒律者岂能不三思。
　　四、从五夏专精戒学说：比丘受具足戒之后、五夏之内不得一夜离依止。原本应是在五年之中，专心依师学习戒律、日常威仪等一切僧事，同时，齐修定慧。定慧的功行的确非人人一蹴可几，然它绝非在五年的专精戒律之后，才开始修学。佛世时代，有多少比丘（甚至沙弥）都是在出家不久，就证得圣果。若只是专精戒律，而下修禅闻法，三学都不具足，还能够证悟吗?再者，五夏之后便可为人作阿阇黎了，一位阿阇黎除了戒律之外，定慧全然不晓，怎说得过去!果真如此，那么五夏之后，岂不应该再另定个几年时间，去专修定慧了吗?其次，是否每个人都要对戒律的制意、轻重、开遮、犯不犯等，彻底明了、了然于胸?这似乎是持律者所深入研究的范围了。考察“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的说法，乃事出有因，而主要是源于律师重律轻法的偏颇，而多少有些误解了。
　　五、从忏悔得清净说：“忏悔”的本意，是专就僧团中，以行使布萨羯摩的方式，令惭愧僧得以如法出罪、离障因缘、清净修行。更依大众威德力，令违犯者，知所悔过·，还复僧团和合清净。然而，大乘佛教兴起，依信行人根机，开展出“忏悔法门”，并藉以提升宗教情操。所忏的事项，从现前的违犯，演进到无始以来的业障：求忏的对象从清净的僧众，一转而为佛菩萨的圣像。罪报的程度也大大的跃进，例如原本一念悔心就可忏除的突吉罗罪，却加重到“如四天王寿五百点堕泥犁中，于人间数九百千岁”。在失去了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的大众督促力量之后，便只有藉因果罪报之重，来加强行者慎独的功夫。其或不能行诸于中道者，不是流于忧悔终日、障道修行；便是感而生畏、干脆作罢。在中国因为一直未能产生运作如法的僧团，是故忏悔法门之所以被普遍接受，而昌盛起来，确实有值得我们同情之处。但也正因如此，随著各式各类忏悔仪轨的应运而生，导至经忏门庭的纷然出现，流风所及，竞相仿效。中国寺院道风，大有以经忏为主的发展趋势：到今天甚至变相的沦为交易!不能探究“忏悔”的深意，不能体悉大德设立“忏悔法门”的善巧方便。一味地在仪式上较计功德，岂仅是舍本逐末，简直是助长迷信!僧迦的本份，僧伽的自清，恐怕得重新去考量、正视这个问题了
　　六、从佛法住世说：戒依法制。世尊在菩提树下正觉的真理，不是戒律，而是缘起法。缘起法“非佛作，亦非余人作” “法性、法住·、法定、法位、法界”是永恒下替的真理，世尊修证的只是法而已。然而要使正法住世，就要将修学佛法的僧众，加以组织、纳入制度、佛灭之后，学者遵循制度轨则，修学佛法，内证外弘，续佛慧命。但组织制度，不可能离开整个社会形态，而遗世独存。换句话说，世尊的律制是以正法为本质，顺应当时的环境背景而订定的，既然如此，随著时空因缘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改变，甚至面对众生烦恼习气的显现，不断的推陈出新……。准此，因应当时印度环境背景所制的戒律，果真可以“放之四海皆准、推之百世可行”吗?或许我们得先研究，世尊是如何将正法的本质制度化；如何尊重、含容当时的社会结构，将其纳入制度，进而诱导、契应当时的众生根机，来修学佛法。而后才能够为今日的戒律，开展出光明的远景，让正法久住世间。
　　总结以上六点，戒律的原貌确实必须保存，藉以推究戒律的精神，使后学者下致因律制的一再变革，最后终于失去了根本依据，不能得知戒律形成的因由。若说“结合外来比丘的力量，来推动改革”之事，真的要令法师忧心仲仲的抬出道源长老“佛法灭在我们手上”的警句。下但抹杀了其对教界的一份用心与关怀，同时也轻忽到佛法、戒律精神的广大周遍性。“外来”比丘的强调，只是显示我们心量的不够宽广罢了。
　　中国的佛教制度，一开始就很失败，于是国家出来管辖了，僧事不能僧断，却由国家断：丛林创建后，印度传来的律制，更是置之一边，隐而不彰。戒律在中国，何时像样的运作过!且说南传佛教，正是属于重律的分别说系。传入锡兰后，很快被奉为国教，锡兰的文化也深受印度的同化，就是王系亦源于雅利安族，种种优越的修件，而得以更能保持戒律的原始风貌，这当然非“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中国僧团可比拟。除了锡兰以外，缅、泰、柬、寮等其余南传国家，奉持戒律的条件，同样都比中国优厚多多，但两干多年后的今天，标榜如法持戒的南传比丘，竟也来到台湾，提出修订的报告。
　　如果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如果僧伽也要面对“地球村”时代的来临：如果我们下忍再见戒律只是少数人的大声疾呼。那么“他山之石可以改错”听听他们怎么说，回头想想我们该怎么作。
　　“推动改革”它该是有其积极的一面，以为正观!
　　摘自《僧伽》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