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三不”法师与律学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三不”法师,例如:净土宗九祖蕅益智旭大师。出家时，先发三愿：一、未证无生法忍，不收徒众。二、不登高座。三、宁冻饿死，不诵经礼忏及化缘以资身口；【明崇祯四年（1613）始入北天目灵峰山灵岩寺百福院过冬，后入灭于灵峰，终其一生，大师未收剃徒弟，未升高座讲法，未住持过任何法门。】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行事，坚持“一生不任寺庙住持,不收剃度徒弟,不结交政治”之“三不”原则。福建莆田广化寺圆拙法师淡泊名利，刻苦俭朴，常示人以老实修持之道，坚持“不当寺院主、不收剃度徒、不募捐化缘”，亦被尊称为“三不”法师.
　　圆拙法师，讳慧生，福建省连江县贺氏子， 1909年1月3日诞生。 师幼年聪颖好学， 1934年，于莆田广化寺披剃，礼体磐上人为师。 1936年入闽南佛教养正院学习，与演培、白慧、妙钦师等为同学。期间，侍从弘一大师往青岛湛山寺讲律。1937年参学，进青岛湛山寺佛学院，依倓虚法师学天台教观。是年弘一大师受请於湛山寺讲律，师依弘一大师学律半年。1938年离开湛山寺，赴苏州灵岩山寺，与慧原法师同依止印光大师修学净土念佛法门。法师师从印光丶弘一丶倓虚三位佛学大师，奠定了雄厚的佛学基础。终其一生是严持戒律与专修净土法门。
　　法师于1952年重返莆田广化寺，谢诸缘务，一心念佛。1979年，莆田广化寺落实宗教政策后，法师荷担起修建的重任，但不肯升座任住持。1983年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访问泉州祖庭,重修承天寺,后请圆拙法师任住持,法师不肯应承,宏船法师没法,折衷为先请法师当家,容后选出住持再说.
　　法师积极培养人才、流通佛书。为光大南山律学，1963年，应邀至泉州开元寺，主持弘一大师纪念室筹备工作，收集弘一大师散失在各地的文稿书法等作品，并对弘一大师点校的南山三大部加以精阅细读。八十年代后,法师于莆田广化寺，先后指导发心研习南山三大部的中国佛学院演莲、界诠、济群、圆智等几位年轻法师，集中精力学习戒律。并为他们创造种种优越的学习条件。由于当时广化寺尚为子孙庙,有些僧人对此有所不满，甚至当几位法师往经楼路上,有位扫地的僧人还故意将垃圾朝这五人扫去。但是圆拙法师总是力排众议，鼓励他们认真学戒、持戒，正法才能久住。后来,外国驻中国外交使团尝在国内各地观摩,当广化寺被告知使团要来巡礼时,寺里很多僧人紧张得不知所措,圆拙法师则成竹在胸,安排经楼这几位法师陪同丶介绍。使团回到北京后，对“文革”后广化寺的接待深加赞赏.这样,既使广化寺名气大振,亦使寺僧对他们刮目相看。经过法师多年辛勤培养，广化寺造就一批善于讲写、勤于修持的新一代弘律僧才，其中界诠和济群法师影响最大。济群法师热心于戒律的研究与弘扬，先后发表了《戒律的现代意义》、《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僧尼日常行事漫谈》、《佛教的师资问题》等近十篇有关戒律方面的文章，内容新颖，见解独到，颇受教内人士称赞；界诠法师不肯任广化寺住持，隐避回出家小庙——福鼎太姥山平兴寺宣讲南山律，他侧重于言传身教，以学行并重教导学僧，依律共住管理寺院。
　　法师含辛茹苦培育僧材，奖掖后学，流通经书，整饬道风，革除旧弊，将原是子孙道场的广化寺，改为十方丛林。后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全国汉传佛教三大模范丛林之一。
　　�� 圆拙法师生活俭朴，自奉甚薄，早在1937年，驻锡福州怡山西禅寺时，偕同福州著名的陈仕牧居士发起倡印流通佛经。“文革”期间，法师身居泉州开元寺，冒极大风险，用腊纸刻写油印佛经格言以及觉世牖民的小册子，赠送有缘。在莆田广化寺时，乃发大心，将自己多年积蓄的仅有的一点单资及居士的供养拿来，创办广化寺佛经流通处，为出版《弘一大师全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8年，不辞年迈，又主持泉州承天寺的重建工作，同时创办了广钦老和尚佛教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座对外开放的佛教图书馆。
　　圆拙法师与慧原法师交谊甚笃，慧原法师为广东潮州开元寺住持，文革后重建开元寺，尝率领“中国佛教协会访问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暨诸山代表团” 赴日访问，编纂八十万字《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等。1996年圆寂，开元寺恭请时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 之圆拙法师为治丧委员会名誉主仼（另还有一位名誉主任为香港潮人李嘉诚先生），圆拙法师还风尘仆仆亲赴潮州为慧原法师主法举火荼毘仪轨，并且赞叹印光大师生前曾印证“小广东（指慧原法师，当时仅十九岁）开悟了”。
　　依南山律，倡净土宗，持戒念佛，系圆拙法师一贯倡导的“律净双修”，并身体力行。莆田广化寺有一幅楹联：“南山绳律学，灵岩秉净宗”，准确地表达了法师的佛学思想。
　　［注］子孙庙与十方丛林不同。子孙庙财物为本派系僧人所私有，住持亦由本派系中选任，不允许外宗外派僧人染指。因此广化寺原有僧人认为这几位学律僧人不属本派系，在寺里是吃闲饭的人。通过此事亦涉及我们对佛教重兴问题的深刻反思：过去，大学文科有教学与硏究两种学者，教学的教授有学生缴学费为财产性收入，而搞文学或历史研究的教授（或研究员）却沒有这种可比照情况。而两种学者且都为高薪收入，根据我国的制度，学校的收入远远不够教职员工的工资。就有国家拨款呁所谓非劳动性收入。佛教应如何对待修持丶研学丶拜经忏，特别上世纪建国后至文革前，寺庙僧人需通过生产劳动取得经济收入，当然不可能在上班工作时间让一些僧人去研学。文革后情况大为改观，拜经忏大行其道，但深入研究各宗的文章比之日本佛教如天壤之别，且有“真正在研究佛教的大多不是佛教徒” 之叹！佛教复兴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