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唐五代禅宗史力作——评铃木哲雄《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

　　韩异 刘建英

　　一

　　对宗教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宗教学理论，是研究宗教及其历史的重要条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佛教史研究曾经停滞不前，虽然现在佛教研究一直升温，出版物数量众多，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仍处于学术积累阶段，从系统的宗教史到专题研究，欠缺颇多。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作品来看，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问题的视角、文献的整理批判、考古资料的运用、新材料的发现、多学科综合与世界性把握，乃至微观实证、理论推导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创新与提高的意识，是研究者必须时刻具备的。后发者未必落后，关键必须有高起点、高标准和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在这方面，既有的高水准学术著作，提供给我们参照坐标，也给我们激励和启发，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促使研究者必须从高点介入，对于迅速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在今后相当时期，引进和推介高水准学术著作，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我国传人日本的佛教，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佛教曾经是日本的国教，近代以来，仍是日本最主要的宗教，日本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毫无间断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取得颇可称道的业绩。在世界佛教学界，日本堪称前沿重镇。

　　’ 近代以前，日本佛教的兴起发展，始终受到中国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中世以前，日本的佛教宗派，几乎就是唐朝佛教的翻版。镰仓时代以后，日本佛教一方面在奈良、平安教团，尤其是天台宗的基础上，进行种种探索，走出自行发展的道路，建立净土宗、净土真宗和日莲宗等日本特色的宗派；另一方面是继续接受中国的影响，建立禅宗各派。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重要源头。因此，研究日本佛教，就必须深人研究中国佛教，这是有机的整体。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学者有如此热情专注研究中国佛教。追根溯源，本是学术研究的正途。

　　禅宗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晶，因此，研究日本禅宗，首先就必须对中国禅宗史有深入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1984年)，是在日本积累颇丰的禅宗史研究基础上推出的一部力作，令人耳目一新，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禅宗史研究的新进展。

　　二

　　铃木哲雄是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他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生长在寺院中，从小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大学时代，他潜心研究三国时代曹植的诗文，为此努力学习中文，打下很好的基础。然而，在他心中无法忘怀的，是自幼耳濡目染融人血肉之中的佛教精神，所以，他最终还是走回佛教研究的道路。从静冈大学毕业之后，他考上驹泽大学研究生，师从增永灵凤先生，开始学习中国禅宗史。而后，又师从镜岛元隆、镰田茂雄、平井俊荣等佛教研究的前辈学者。在长期不懈、孜孜不倦的刻苦研究中，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禅宗人名索引》(其弘堂，1975年)、《敦煌佛典与禅》(合著)(大东出版社，1980年)、《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大东出版社，1984年)、《唐五代禅宗史》(山喜房佛书林，1985年)等煌煌巨著，还发表了《荷泽神会论》(《佛教史学》14—4，1969年)、《沩山语录形成的背景及其性格》等佛教论文，成为日本佛教学术界瞩目的学者。特别是他的《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突破以往禅宗史研究的框框，在许多方面，都给与以后的佛教史研究以新鲜的启发，奠定了中国禅宗史研究的新起点，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中国禅宗史是日本研究十分成熟的领域。近代学术规范的禅宗史研究，是从孤峰智璨开始的，他把禅宗放在世界佛教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出版了《印度、支那、日本禅宗史》，确立了禅宗史的学术领域。此后，禅宗史研究著作不断涌现，重要的有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下两卷，广泛采撷禅宗文献，开禅宗思想史研究之途，在出版71年后的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谦之的中文译本。20世纪开头，学术界传来了发现敦煌藏经洞的重大消息，在数万卷的佛教文书中，保存了许多禅宗文献，《坛经》、《神会语录》等南宗禅早期文献固不待言，神秀系的北宗禅文献亦重见天日，均弥足珍贵。以往根据传世《坛经》撰写的早期禅宗历史，必须重新认识和改写。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日本佛教学界的重视，积极进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少重要文献旋被编人《大正新修大藏经》，研究著作也陆续问世，深入的研究持续至今。最初形成的研究专著，是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和铃木大拙《禅思想史研究》，都是鸿篇巨制，前者三厚本，后者四大册，给禅宗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起点。铃木大拙的一些小册子，曾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故中国读者比较知道他。其实，铃木博士有不少著作是用英语写成的，在美国很有影响。不少西方学者对禅宗乃至佛教的了解，首先是通过铃木的著作而登堂人室的。

　　此后日本对于禅宗史的研究，总体而言，选题的面更宽，但在具体著作上，则更加注重专题，挖掘更深，显现出各自的特色。增永灵凤《禅宗思想史》，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研究》，均表现出这种趋向。

　　日本的研究风格，非常注重资料收集考订和实证分析。敦煌文书的发现，更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对禅宗文献语录的细致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成为学术的主流。代表性著作有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禅语录2 初期禅史1》，《禅语录3 初期禅史》；中川孝《禅语录4 六祖坛经》；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有关慧能传记和资料的基础研究》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学者也注重用联系的视角考察禅宗，通过与其他宗派的联系、比较，客观地进行定位，评价其影响。镰田茂雄《禅语录9 禅源诸诠集都序》、平井俊荣《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等著作，分别探讨了禅与华严、三论的关系。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中国禅宗史的研究，细致深入，颇让人难觅荒地而望洋兴叹。在此雄厚的研究积累上，铃木哲雄推出力作《唐五代的禅宗》，具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这是一部禅宗的断代史。众所周知，禅宗兴起于唐，特别是“安史之乱”的兵燹，“武宗灭佛”的法难，唐朝前半期如日中天的佛教事业大受打击，社会思潮也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和汉族本位文化，这给了将印度佛教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土化的慧能禅宗难得的发展机会，适逢禅修与社会活动能力俱佳的神会和尚大力推动，禅宗由南而北，风靡于世，可谓风云际会，得“天时、地利、人和”。禅宗勃兴，经五代分裂割据，反而促进组织比较规整的地域性教团发展，在相互激荡中发生变化，走向成熟，遂有宋代禅宗的蔚为大观。选择这样一个兴起、转变和发展的时代进行研究本身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作者突破以往以时间为主线研究禅宗史的路数，大胆尝试以空间来把握，首先选择对禅宗发展极为重要的湖南、江西为对象，深入研究禅宗在这两个地区发展的经过。全书共分为两大章，第一章研究湖南地区的禅宗史，第二章研究江西地区的禅宗史。作者详细考察了禅宗在这两个地区每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分析禅门宗派的地域性特色，及其同当地人物山川的关系。

　　作者认为，具体观察某一地域，从中找出其特征及其倾向，阐明禅宗团体在该地域实际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发展，进而把握全局，由点及面，从地理、社会、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综合考察禅宗，尤其是研究南宗禅的发源地域，更能正确把握整个禅宗的发展脉络。

　　这种地域性研究不失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它可以把空间和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单从思想或语录的介绍来描述禅门各宗的流弊，不以抽象代替具体，概论代替实证，而是用深入、变化和地域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来揭示禅宗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条件，从而找到思想与社会、宗教与历史、组织与风土民情的有机结合点。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为我们探索出一条别开生面的研究蹊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复次，强调对禅宗人物的研究。宗教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而存在的，脱离了人，宗教也就没有立足之地。可以说，历史的研究首先必须是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考察，轻视人的研究，而突出物的研究，甚至以物代人，这种倾向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屡见不鲜，往往会制造出一堆没有生命、没有活力、没有个性的油墨纸张。本书以人叙史，作者认为禅宗史的研究首先要研究人物、特别是对禅宗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大德高僧的基本情况，对于他们生卒年月、活动场所、生平事迹，细致梳理，考证分明。作者把唐五代时期各种文献中出现的僧人，不仅是灯史类中有记载的高僧，还包含地方志、金石碑文，以及其他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僧人，排比对照，互为补充，按照所在地区分类整理，在根据禅宗发展的各个时期，分别阐述介绍，涉及的人物颇多，为今后继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依据，使本书具有研究工具书的特点。

　　再次，广泛的史料搜集与缜密的文献考证相结合。本书运用的史料是十分丰富的，就佛教本身的史料而言，与本书相关的文献，作者网罗殆尽。日本学术界极其重视史料与实证，作者充分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表现得相当出色。《大正藏》是佛教研究者利用得最多的佛教基本文献，但日本编修的其他几部《大藏经》，中国学者知道得则不太多，利用更少。本书使用了《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和《日本大藏经》等史料，对我国学者而言，其中一些史料是不多见的。除了一般佛教文献史料，作者还吸收了敦煌佛教文书的研究成果，利用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含台湾)的敦煌文献，将新发现的史料与传统文献结合使用。

　　作者还注意使用地方志材料，这是颇不容易的事。宋代以后的佛教史，地方志所能提供的资料相当丰富。唐五代佛教史研究，如何把握取舍这些地方志史料，如何辨别利用后世地方志的追述性记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必须要有扎实的文献学素养和广博的历史学素养。回避这项工作，仅靠一般《高僧传》或《传灯录》研究佛教史，价值不大。作者不辞辛劳，广泛周密全面地收集资料，足见其研究态度之严谨，治学之勤奋努力。

　　佛教是超越时空的，但具体的佛教团体、大德高僧却是受到生命和地域限制的，而我们的研究，也只能于有限的史料中，在时间空间的制约下，努力去追求学术的超越，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去获得领悟。通观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以其辛勤的研究，给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颇有创意的著作。

　　宗教要引导人们无私奉献，作为佛教史研究者，铃木哲雄先生也愉快地将他的作品提供给中国读者，慨允我国出版社翻译出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书的中译本就能够与读者见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加深我们对日本佛教史学家的了解，增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推动我国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铃木哲雄著，50万字，[日本]大东出版社，昭和59年<1984>年出版)

　　(本文作者韩昇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建英系高级翻译，佛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