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金光明经》是古代回鹘佛教徒最为推崇的经典之一，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大量有关写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酒泉文殊沟出土的内容比较完整的本子。该文献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抄写于敦煌，是现知回鹘文文献中时代最晚的抄本。吐鲁番出土的有关写本数量更多，达583件。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可看到回鹘人颂赞《金光明经》的诗篇与偈语。可以说，《金光明经》是目前所知存留写本最多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之一，由此可见该经在回鹘中的盛行。

《金光明经》宣传的主要是三身十地说，诸天救助世间、卫护佛法的思想，及忏悔灭罪除恶的观点与具体方法，等等，其中以后者尤为突出。经中大力提倡忏悔，将忏悔视为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金光明经》与《法华经》两经最重要的共同点即在于都强调“忏悔”。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卷第一中第三品即为《忏悔品》，内容相当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第五品《灭业障品》，描述了忏悔的方式及需要忏悔的内容，被习称作“金光明忏”。

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第五品为《灭业障品》，内容讲的也是忏悔，亦即所谓的“金光明忏”。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有巙巙（Kki-Kki）依“金光明忏”而撰写的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0世纪左右回鹘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在翻译《金光明经》入回鹘文时，是以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底本的，但有意地在所依底本之外，将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之第四卷中出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全文移入序文之中。由这些可以看出，金光明忏在回鹘中是相当流行的，极大地刺激了回鹘忏悔思想的发展。

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佛教徒为自己罪过与过失请求宽恕而作的忏悔文数量不少，计有二十余件。这些文献的发现证明，回鹘佛教徒的忏悔意识是相当浓厚的，这可以说是回鹘佛教的一个特色。

《金光明经》非常注重忏悔，与回鹘传统的忏悔思想是相通的，二者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愈发得到广泛的传播。

一、《金光明经》在回鹘中的译传

《金光明经》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在东亚地区流传广，影响大，有多种译本传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1．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四卷十八品；

2．隋开皇十七年（597）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编《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

3．唐武周长安三年（703）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

在上述诸译本中，以义净译本最为完备，为后世通行的本子。回鹘文《金光明经》译本就是以义净本为底本的。

回鹘人对《金光明经》是极为崇奉的，此可由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大量回鹘文写本为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俄国学者马洛夫于1910年在酒泉文殊沟发现的内容比较完整的本子，学界习称之为文殊沟本。又以其抄写地点在敦煌，故学界又称之为敦煌本。该文献原题altun önglüg yaruq yaltrïqlïγ qopta kötrülmiš nom iligi atlïγ nom bitig，现存397叶，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有散失的2叶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在圣彼得堡所藏写本中有题跋曰：

kang-si yigirmi altinč yïl altïnč aynïng säkiz yungïsï, či tigma tutmaq kün sim sičqan kün üzä bašlayu bitip, säkizinč aynïng ay tolunï biš yigirmisintä bitiyü tolu qïldïm kinki-lär-kä ulalmaq bolz-un! sadu ädgü!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 [①]

题记表明，该写本的缮写者为Bilgä Talui Šabi、Ratna Vijra Šabi、Čaxsapat Manggal Toyin等人，抄经地点在敦煌。

在三位书手中，两位姓名中都出现有Šabi一词。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教题跋中，仅此一见。那么，Šabi究竟为何意呢？从回鹘语文中得不到正解。然蒙古语中有该词，其意有二：一指僧侣的徒弟，二是指隶属于寺庙或大喇嘛的属下人，即僧官管辖下的属民。无疑，该词应为汉语“沙弥”的假借（源自梵语Šrāmanera）。故笔者考虑，这些书手很可能是蒙古人。况且，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回鹘文早已在回鹘人中不再行用了，而蒙古人却仍在继续使用这种文字，加上当时敦煌是否还有回鹘佛教集团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故由蒙古佛教徒来抄写这种文字应是不无可能的。不管这些书手是回鹘人还是蒙古人，该写本之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回鹘佛教典籍在河西地区的影响之大。

至于该经的翻译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俄国的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书译于13～14世纪，同时承认该书的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②] 而德国的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自10世纪，[③] 学术界多倾向于10世纪说。文殊沟本《金光明经》在跋尾中明确地记录了它的翻译过程：

y(ä)mä qutluγ öngdün uluγ tabγač ilinčä tayšing siwšing alγu šasatarlarïγ nomlarïγ qalïsïz ötkürmiš 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ïγ ačarï änätkät tilintin tawγaš tilinčä äwirmištä yana bu biš čöbik käbik kälyük bulγanyuq yawaz ötdä qoluta kinki boš-γutluγ biš-balïqlïγ sïngqu säli tutung tawγač tilintin türk uyγur tilinčä ikiläwirmis altun önglüg yaruq yaltrïqlïγ qopta kötrulmiš nom iligi atlïγ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ätildi sadu ädgü ymä qutluγ bolz-un!

时幸福的东方之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洞彻大乘［与］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从印度语译为汉语。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都统（Sïngqu Säli Tutung）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写讫。善哉!善哉!祝福! [④]

此跋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⑤] 依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而转译的。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现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卷，包括第一品《序品》和第二品《如来寿量品》。在《序品》中多出了义净汉文译本中所不见的两个故事：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得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得除病，以其内容，当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此经之梵文本已无存，回鹘文本较藏文本更为完整，由名叫Tanwasïn Ačari的法师译自藏语)、《八大圣地制多赞(Amoga Širi Ačari的法师译自梵语)和书末的回向文(当为抄经者所撰)。

第二卷现存48叶，其中2～20叶保存完好，基余则残损严重，且无结尾，内容包括第三品《分别三身品》(至II. 29a结束)、第四品《梦见金鼓忏悔品》(自Ⅱ. 29b始)前部。

第三卷存35叶，缺第1、3叶，内容包括第四品后部和第五品《灭业障品》前半(III. 39a, 9)。

第四卷存有1～50、53～74叶，仅缺少其中的第51～52叶，内容包括第五品后半和第六品《净地陀罗尼品》(IV. 73b, 22)。

第五卷保存最为完好，30叶全存，内容包括第七品《莲花喻赞品》(V. 1a, 7)、第八品《金胜陀罗尼品》(V. 6a, 6)、第九品《重显空性品》(V. 9b, 20)、第十品《依空满愿品》(V. 14a, 20)和第十一品《四天王观察人天品》(V. 27b, 20)。

第六卷共30叶，现有28叶，内容包括第十二品《四天王护国品》(VI. 30b, 11)。

第七卷原应为20叶，但写本缺第1叶，内容包括第十三品《无染著陀罗尼品》和第十四品《如意宝树品》(VII. 8a, 12)。

第八卷原为38叶，现存第2～25、29、31～38叶，缺1、26～28、30叶，内容包括第十五品之二(至8b, 15)、第十六品《大吉祥天女品》(VIII. 8b, 18)、第十七品《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VIII. 11b, 8)、第十八品《坚牢地神品》(VIII. 16a, 13)、第十九品《僧慎尔耶乐叉大将品》(VIII. 21b, 4)、第二十品《王法正伦品》(VIII. 25b, 9)。

第九卷现存1～8、21～31叶，缺9～20叶，内容包括第二十一品《善生王品》(IX. 1a, 6)、第二十二品《诸天乐叉护持品》(IX. 6b, 18)、第二十三、二十四品(仅有12)、第二十五品《长者子流水品》(IX. 27b, 8)。

第十卷现存5～39叶，缺1～4叶，内容包括第二十六品《舍身品》(至X. 23)、第二十七品《十方菩萨赞叹品》(X. 23b, 20)、第二十八品《妙幢菩萨赞叹品》(X. 26b, 12)、第二十九品《菩提树神赞叹品》(X. 28a, 10)、第三十品《大辩才天女赞叹品》X. 30a, 20)和第三十一品《付嘱品》。

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都为残篇断简(特别是新疆出土者断残尤甚)，仅有此写本保存比较完整，而且内容丰富，在所依底本外又多出了不少其他内容，故对研究回鹘佛教思想，尤其是回鹘忏悔思想显得特别重要。

除酒泉本外，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更多，笔者综合各种文献统计，多达583件，简列如下：

1．高昌故城，76件；

2．木头沟遗址，163件；

3．吐峪沟遗址，17件；

4．葡萄沟废寺遗址，2件；

5．吐鲁番山前坡地，12件；

6．交河故城，11件；

7．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者，302件。

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可看到回鹘人颂赞《金光明经》的诗篇与偈语。可以说，《金光明经》是目前所知存留写本最多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之一，由此可见该经在回鹘中的盛行。

二、回鹘文献所见“金光明忏”

《金光明经》宣传的主要是三身十地说，诸天救助世间、卫护佛法的思想，及忏悔灭罪除恶的观点与具体方法，等等，其中以后者尤为突出。经中大力提倡忏悔，将忏悔视为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

汉地文化原无忏悔，“忏悔”一词是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佛经汉译而产生的新造词。“忏”字是梵文ksama（“忏摩”）音译之略，“悔”字为意译。“忏悔”愿意是请宽恕我罪，通过忏悔而达到灭罪的目的。这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忏悔”之意义，唐代宗密大师《圆觉经修证义》卷十六如是说：

夫忏悔者，非惟灭恶生善，而乃翻染为净，去妄归真，故不但事忏，须兼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时，必先于事忏门中，披肝露胆，决见报应之义，如指掌中，悚惧恐慌，战灼流汗；口陈罪状，心彻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后理忏，以契真源。

我国佛教信众自来均以“忏悔”可以消除宿业，《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卷一称：“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⑥] 因而佛教视忏悔为一种重要的修习方式，并将进行忏悔的仪式称为忏法，这是一种自陈己过，悔罪祈福，以便积极修行的宗教仪轨。

《金光明经》非常重视并强调“忏悔”。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卷第一中第三品即为《忏悔品》，内容相当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第五品《灭业障品》。该品在强调忏悔的同时，又详尽地描述了忏悔的方式及需要忏悔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金光明忏”。

“金光明忏”在我国佛教史上影响巨大。天台智者大师于隋开皇年间曾为萧妃“行金光明忏”。其后，相继有《金光明经忏仪》、《金光明经忏法补助仪》等著作问世，[⑦] 使“金光明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第五品为《灭业障品》，内容讲的也是忏悔，亦即所谓的“金光明忏”。《灭业障品》从以下七个方面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忏悔的重要意义：

1．若有造罪，心怀惭愧，恐得恶报，以求清净，应忏悔令速除灭；

2．若想生于富乐之家，拥有财宝，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3．若欲生豪贵之家，或求转轮王七宝具足，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4．若求来世生四天王众天、三十三天等，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5．若求来世生梵众梵辅大梵天等，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6．若欲求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7．若欲愿求三明六通声闻独觉自在菩提等，亦应忏悔灭除业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敦煌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与胜光法师所依义净汉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进行对照，可以看出，回鹘文本第1卷多出了两个故事：沧州景城县人张居道在温州做治中时因女儿婚事而屈杀牛、羊、诸、鸡、鹅、鸭之类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之，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⑧] 这两个故事，虽不见于义净译本，但可见于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第四卷卷首所录《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⑨] 回鹘文本之内容当系胜光法师据昙无谶本补译。由于回鹘人特别崇奉《金光明经》，故而10世纪左右回鹘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在翻译《金光明经》入回鹘文时，虽然总体上是以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底本的，但有意地在所依底本之外，将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之第四卷中出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全文移入序文之中。[⑩] 此举无疑对“金光明忏”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光明经》，尤其是“金光明忏”在回鹘中的流行，极大地促进了回鹘忏悔思想的发展。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看，佛教徒为自己罪过与过失请求宽恕而作的忏悔文数量不少，现已发表者即已达二十件以上。这些文献的发现证明，回鹘佛教徒的忏悔意识是相当浓厚的，这可以称做是回鹘佛教的一个特色。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回鹘人之忏悔内容与方式，在印度、中亚、中原乃至吐蕃的佛教中一般是看不到的，故很有可能是受摩尼教忏悔思想与礼仪形式的影响所致。[11] 因为摩尼教先于佛教在回鹘中流行，而且长期被尊为回鹘国教，在摩尼教中，忏悔思想极为流行，影响巨大。以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摩尼教徒忏悔词》相较，不难看出，二者不论在体例或是在忏悔内容上都不无相似之处。

《金光明经》非常注重忏悔，与回鹘传统的忏悔思想是相通的，二者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愈发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回鹘文“金光明忏”诗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金光明经》在回鹘中有着广泛的传播，该经所宣扬的忏悔思想正好适应了回鹘人的文化传统，故而《金光明经》与“金光明忏”对回鹘佛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所见回鹘佛教徒巙巙（Kki-Kki）依“金光明忏”而撰写的诗作。

巙巙忏悔诗可见于木头沟遗址发现的T III M 197（Mainz 654）中。该文献存残片1叶，为印本，现存文字60行，为16段四行诗。兹节录内容比较完整的部分段落，并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的有关内容指明其佛经依据。

第一段：

altï yolta ög qang qadaš oγul qïz bolmïš

alqu tïnlïγ ät’üzlärin ämgäklig qïlmïš

amraq isig özin üzüp ölümka soqmïš

ayiγ qïlïnč qïltïm ärsär asanvar titmïš

我于六道之中，曾对父母、兄弟、子女，

以及一切众生的身体进行过折磨，

我断送了他们宝贵的性命使其死亡，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佛经依据：“破和合僧，杀阿罗汉，杀害父母……于六道中所有父母，更相恼害。”

第二段：

tüü türlüg vrχar sangram stupqa kodmïš

torttin sïngarqï bursanglarqa maduruγ urmïš

tüzünlärning äd tawarïnlap bušï birmiš

töläč qunup oγurlap boltum sanggikqa yuqmïš

我偷窃了施给寺院的，

供给四方僧人的甜食，

我掠取了善人施舍给他们的财物，

我对僧众犯了罪……

佛经依据：“或盗窣堵波物四方僧物，现前僧物，自在而用。”

第六段：

üzäliksiz burqanlarnïng ädgülärintä

ülgülänčsiz yig üstünki artuqlarïnta

ülgü täng urup ayïγlap tanïp olarta

öküš ayïγ qïlïnč qïltïm ažun ažunta

我妄自猜测无上佛的善行，

以及他无可比拟的至高的功德，

我心怀恶意地诽谤了他们，

我世世犯下了许多罪行。

佛经依据：“无明所覆，邪见惑心，不修善因，令恶增长，于诸佛所而起诽谤。”

第七段：

qawïrïp töküp sözläsär bolmïš bolmaduq

qarangγu sansar ičintä män barïp toγmaduq

qamaγ ötäg birimlärig özüm yïγmaduq

qalmadï ärki ayiγ qïlïnč manga qïlmaduq

有的和未有的我都胡乱说过，

在黑暗的轮回中未曾有我没去的地方，

没有我未曾收过的债务，

也没有我未曾犯过的罪孽。

佛经依据：“无明所覆，邪见惑心，不修善因，令恶增长，于诸佛所而起诽谤。”

第八段：

munčulayu türä bükä qïlmïšlarïmïn

muntaγ yanglïγ qamaγ türlüg yazuqlarïmïn

muna amtï ača yada ayïγlarïmïn

mung kay qïlu kšanti qïlurmän qïlïnčlarïmïn

对我遮遮掩掩的所做所为，

对我犯下的一切罪过，

而今我都公诸于众，

我忏悔并乞求恕罪。

佛经依据：“愿我此生所有业障皆得消灭，所有恶报未来不受，亦如过去诸大菩萨修菩提行。所有业障悉已忏悔，我之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之恶更不敢造，亦如未来诸大菩萨修菩提行。”

第九段：

ontïn sïngarqï üč ödki burqan baqšïlar

on qüčlüg bügü biliglig uγan arzilar

üqšataγuluqsuz ädgülüg umuγ ïnaγlar

uqa bilü mini körü yarlïqazunlar

啊，十方三时的诸佛和大师，

啊，具有十力智慧的圣者，

啊，不可比拟的庇护者，

愿你们对我明鉴。

第十段：

una amtï isig özümtin bärü ïnanu

umaγ ïnaγ yolčï yirči baqšï tutunu

ol yirtinčü yula-larïnga arïγ süzülü

uγan arzilar üksüklärintä töpün yükünü

你看，我生来就把他们敬信，

我的庇护者和引路人；

他们是世间的明灯，

我向全能的圣者顶礼膜拜。

以上二段的佛经依据为：“现在十方一切诸佛，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转妙法轮，持照法轮，雨大法雨，击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法幢，秉大法炬。为欲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常行法施，诱进群迷，令得大果证常乐故。”

第十一段：

üstünki ol qïlïnčlarïmïn ökünür män

öküš tälim yazuqlarïmïn bilinnür män

özüm amtï ačïnur män yadïnur män

örtmäz kišlämäz yašurmaz baturmaz män

如今我对上述的行为感到后悔，

我认识了自己的许多罪过，

我现在都公开承认，

绝不隐瞒、掩饰。

佛经依据为：“我今归命，对诸佛前，皆悉发露，不敢覆藏。”

第十二段：

biligsizlig qïlïnčlarïm öčzün alqïnzun

birtämlädi arïγ silig kitzün tarïqzun

birlä yana türčimäksiz itzün yoqadzun

bir ikinti üčünč yolï kšanti bolzun

愿我愚蠢的行为消失，

愿我和它们一刀两断，

愿它们化为乌有不再发生，

愿赦罪一、二、三次。

第十三段：

öngdünki qïlïnčlarïmïn kšanti qïlïnïp

okünü qaqiinu ariiyu siliyü kidärip tükätip

öngi qilmaduq ayïγlartïn özüm tïdïnïp

özäläyü qïlmaz män töläč………………

我以前的罪行得到宽恕，

我以忏悔把它们消除干净，

今后我再不犯其它罪行，

我不因……罪上加罪。[12]

以上二段之佛经依据为：“未作之罪，更不复作，已作之罪，今皆忏悔……所有业障悉皆忏悔，我之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之恶更不敢造，亦如现在十方世界诸大菩萨修菩提行。所有业障悉已忏悔，我之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之恶更不敢造。”

这首忏悔诗共包括了16段四行诗，我们这里仅移录了其中内容比较明晰的10段。从中既可以看到作者优美的笔触，也可以体会出忏悔人真挚的感情流露，反映了回鹘人对“金光明忏”的理解与认识，值得深入研究。

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押首韵，又押尾韵，如第一段，首韵为al-，尾韵为-mïš，第二段首韵为tü-/to-/tö-，尾韵则为-mïš，第六段首韵为ü-/-ö，尾韵则为-tä/-ta。兹不一一例举。其中，ü/o/ö/ü及ä/a等属于通韵。可以看出，全诗和谐隽永，对仗工整，每句音节数大多在12至14之间，只有少数例外。押首韵是古代回鹘诗歌的典型特征，与汉语诗歌要求押尾韵的情况截然不同。至于是否押尾韵，在回鹘文诗歌中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既可押，也可不押。

至于该诗的作者Kki-Kki其人，在武威发现的汉—回鹘文对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中也可见到，他是该碑的撰书人。在回鹘文部分第5栏的50～51行中，他自称为彰八里（Čam Balïq，今新疆昌吉市附近）人。而在该碑的汉文部分，又注明书写者为巙巙。[13] 说明Kki-Kki即巙巙，二者一也。据载，他“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14] 说明他当时汉文造诣甚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从碑文看，巙巙不仅精通回鹘文，而且其文学造诣也是相当高的。[15]

从吐鲁番木头沟出土的回鹘文残卷（编号为T III M 252）看，巙巙还曾将《观无量寿经》改写成四行诗形式。[16] 这些文献表明，巙巙是善于将佛教经典转变为回鹘文韵文体作品的，常采用维吾尔族传统的文学形式——四行诗，上文所述的忏悔诗就是他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灭业障品》的相关内容而进行创作或改编的。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5年5月生于河南省邓州市，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独立或合作出版的专著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庄浪石窟》、《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译著有《佛教与回鹘社会》，并主持编辑大型敦煌学丛书《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在国内外用中、英文发表论文200余篇，300余万字，并有译文50余篇，60余万字。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

[①]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 343.

[②]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 14-15.

[③] П. Циме, О Второй щпаве сутры “золто-йблеск”, Turcologica. Festschrift zum 70. Geburtstag von A. N. Kononov, Leningrad, 1976, стр. 341.

[④]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8, Nr. 2, S. 13-14.

[⑤] 以前学界多译作“僧古萨里”或“详古萨里”。后来，哈蔡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发现一位以汉—回鹘双语书写的大译师的名字，其确切写法为ŠYNKQW S’LY Tutung，而在每页的注码处都标有汉文“胜光法师”字样，显然，二者是相通的(Georg Hazai, 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 1975, S. 91-92, pl. 9, 11, 13, 15, 17)。参见A. von Gabain, Die Druke der Turfan-Sammlung, Sitzungsberichte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1976, nr. 1, p. 19, pl. 9.

[⑥] 《大正藏》第一卷《阿含部》，No. 80，页893c。

[⑦] 郑阿财：《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初探》，《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94页。

[⑧] S. Ç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ča, Ankara 1945; 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Turkluk Bilgisi Araştimalari 1, 1977, pp. 149-156.

[⑨] 《大正藏》第十六卷《经集部三》，No. 663，页358b～359b。

[⑩] 杨富学：《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研究》，《敦煌学》第26期，台北：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印，2005年，第29～43页。

[11] 对这些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以及这些忏悔文与摩尼教徒忏悔文的关系问题，笔者拟另文研究，兹不赘述。

[12] 汉译文采自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84页。引用时略有变动。

[13]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考古》1964年第2期，第35页。

[14] 《元史》卷143《巙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3412、3416页。

[15]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25～529页。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认为该碑汉文中的“巙巙”是讹字，“应订正为巎巎”，且认为他与碑文回鹘文部分的作者Kki-Kki恐怕不是一个人。见其所著《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第91页注256。录此存疑。

[16]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济康义：《ゥ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