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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宗对苏词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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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宗对苏词的影响 摘要：禅宗堪称中国化的佛教，它影响中国一千余年。苏轼的词中，禅宗人生如梦的本原论，随缘自适的处世观昭昭在目。禅宗的天命论与天道轮回成就了苏轼物我两忘、寄情山水的美词；佛禅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使得苏词在“劳生一梦”的知解中间常点染出“休将白发唱黄鸡”的明丽色彩。 关键词：禅宗 苏词 影响 宋代普济编写的《五灯会元》，是专记僧人事迹的，苏轼作为庐山东林总禅师的法嗣而见于该书，这虽是僧人攀附名流以增身价，但也可见苏轼受禅宗影响之深。本文仅就禅宗对苏词的影响谈点看法。 一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肇于六世纪时的菩提达摩（初祖），成于唐代的慧能（六祖），至宋已大盛，影响中国社会一千余年。禅宗对苏词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苏轼第一个直接将禅理入词。 根据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7月版）苏轼存词共三百四十八首，其中谈禅论道词就有十来首。最典型的要数明之曰“戏作”的两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hā）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wèi）人间一切。” ① 据苏轼《仇池笔记》②记载，这首词作于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作者由黄州团练副使移任汝州团练副使，途中经过泗州（故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沐浴于雍熙塔下。名曰“戏作”，实际上是借洗浴来谈禅论道，第一首说，用池中清水洗涤身上的污垢，但实际上既谈不上有水无水，有垢无垢，那么水垢又怎能引起世俗的感官的苦乐忧喜呢？这里水和垢，分别象征物与我，用水垢都属无有，来描写性体通亮时那种“本心妙明”的境界，这也即是禅宗的基本思想。正如《心经》所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禅宗五祖弘忍所著《最上乘论》也说：“身心本来清静，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静之心，此是本师。”第二首实际上是宣扬通过精神的超越达到彼岸世界。既然这个世界全是虚幻的，那么这个虚假的“肉身”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关键在于“自净”——心镜的平静、无垢，心境净了就能“俯为人间一切。”洗吧，洗吧，把心镜的污垢洗净吧。因为一切众生本具清净之心，“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习，妄念不生，涅盘法自然显现”（弘忍《最上乘论》）。 这种“居士本来无垢”和“自净方能净彼”的禅理在另一首自道为“逢场作戏”的词中也有体现：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亦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开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乐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③（《南歌子》）。 据《冷斋夜话》记载，苏轼出守（注：应为通判）杭州时，无日不在西湖，曾经携带歌妓去参谒谨持“五戒”的大通禅师，并借用禅师“拍板与门槌”作为打击乐来歌舞伴奏。开始禅师很不高兴，苏轼作了这首词令歌女演唱后才不禁一笑。由此可见，苏轼与和尚既有推心置腹的友谊，又对他们拘守清规戒律，不近女色的禁欲主义有所讽刺，他认为弥勒佛祖下生太迟，没有看见老太婆青春年少时的风姿，这才应该是令人发愁的事。你大通禅师今天见到歌女有什么值得皱眉的呢？后来苏轼向人谈起此事说这是一堂“奥秘的佛课”。其“奥秘”何在呢？就在于真正的“空”，首先是自己的性空，即“自净方能净彼”，既然自身能够“佛性常清净”当然也就“何处惹尘埃”了。禅宗弟子正是应该从这种“不闻不见” ④中来修炼自己的佛性。所以在庄严的佛殿里的菩萨许多是坦胸露腹的半裸体形象，就连作为女性的救苦度难的观世音菩萨有的也是赤足坦胸。印度、东南亚各国的佛像更是如此。而儒家的圣贤偶像如孔子，却是宽袍、长袖、封闭得严严实实。这正好说明，佛禅强调的是“自性清净、即可成佛”的道理，苏轼真可谓彻悟禅宗根本宗旨的居士。 这种追求自身性空的思想，在许多词中均有表现。又如《滞人娇·赠朝云》上阕：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筋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⑤ 这首词作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五月四日。朝云是苏轼的侍妾，从十二岁跟随苏轼，直到三十六岁病死惠州，与苏轼度过二十四年的患难生涯。她笃信佛教，最后归依佛僧，作了比丘尼，口念《金刚经》去世。词中的用典，见于《维摩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这里词人自拟维摩，将朝云比作散花天女。自己虽已年届花甲，但“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居士那种清净无欲的境界，所以何妨朝云像天女般散花。正如宋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说：“东坡朝云诗略去洞房之气味, 翻为道人之家风。非若乐天所云‘樱桃樊素口, 杨柳小蛮腰’, 但自诧其佳丽也。” ⑥这正好说明此词“道人家风” 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东坡词中引用佛禅典籍中人物故事，不一定就是宣扬禅理。如《三部乐》中有：“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却低眉惨然不答，唱（金缕），一声怨切，勘折便折，且惜取年少花发” ⑦。这就只是借用散花天女和维摩居士的故事来写人世间的男欢女怨，并无禅意。 二 禅宗对苏词的影响，其次表现为以禅意入词。这方面，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形态复杂，涉及作品广，兹略述如次： 1、 人生如梦——本原论 东坡以禅入词，首先表现在对人生本原问题的认识上。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是苏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生活，执著人生，是苏词对人生本原问题的主体意识。诚然，如果列举一、二首词的某一、二句而割裂全篇，似乎也可得出这种结论，但只要将他的全部词作作过一番考察之后，就会发现苏词中更多的却是那种人生的空幻，人生的无目的、无意义的感叹。 苏词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节日词、怀古词、友情词、咏怀词、咏物词等。 先看节日词，包括咏上元、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腊八共三十余首。且不说“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菩萨蛮·七夕》）⑧的对整个人生短暂的悲悯；那“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的感伤；我们仅从那首一向被视为“达观”的著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来看，指向的又何尝不是这种人生的空幻？“我欲乘风归去”——明明是对天宫的向往，只是“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天宫也未必就有安乐的圣地，这正是苏轼对天上人间一概参透的表现。所以词人接着唱到：“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表面看是肯定人间，实质上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既然人间真的这么好，又为何要“乘风归去”呢？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人生短暂的慨叹及其解脱消溶在一片明媚却虚无的月色之中，一种希冀与失望的矛盾之中。看似乐观向上，殊不知其慨叹之情却借愿望的无法实现而表达得更加沉郁。再看怀古词，题目标明“怀古”的仅《念奴娇·赤壁怀古》，从实际内容看约十来首。其中有过平山堂下，怀念已故文章太守欧阳修的《西江月》词，从中生发的是“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有过七里濑想起严子陵与汉光武的故事而发出的“君臣一梦，古今空名”的对“名”的否定，有彭城（徐州）夜宿燕子楼，想起张建封与爱妾关盼盼的风流韵事而发出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的浩叹（《永遇乐》），有对笑傲王侯为曹操黄祖所杀的狂处士弥衡的叹惜，从中引发出“不独笑书生（指弥衡）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在词人看来，忠奸、贤愚、将相、平民都一类如梦如幻，如云如电般飘然逝去，都同样没有意义。即使一直被视为体现了苏轼建功立业抱负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其主旨也是“人生如梦”。 起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为全词定下基调——千古的风流人物全被滚滚东去的长江也即历史的长河冲洗得干干净净。以下主要围绕着江山与人物着力刻画，写江山之雄奇，更衬出人生之渺小，写周郎之“雄姿英发”，表面看似乎是衬托“我”之渺小，其实深一层的意思是“谈笑间”使“樯橹灰飞烟灭”的周郎同样被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淘洗净尽。这与作于同时的《前赤壁赋》中的曹操‘一世枭雄’的壮举，然后用“而今安在哉”一笔抹倒。所以引起结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感叹的，就不仅仅是词人一己的功业无成而华发早生，而是对于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索和苦闷，体现了禅宗“万事到头都是梦”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禅宗否定一切权威，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精神。 “一曲阳关情几许”——送别投赠的友情词，是苏词中写得最多最好的，约有八十来首，占了全词的四分之一。这些词表现了苏轼“泛爱天下士”（《宋人逸事汇编》）⑨的无限热忱。这种热忱，又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对人生的了悟，又来转悟他人，达到自觉觉人，普渡众生的目的。 他在《乌夜啼》⑩送钱穆父待制的词中先用“天涯踏尽红尘”来描写人生苦谛之深。人世间总是奔波劳碌、红尘踏尽。对此，词人却淡然置之，成了“无波古井”，——这是禅宗常用的比喻，其旨大意是人破除除一切俗念，而进入了“空”的境界，就无论外界有多大的风也兴不起波浪，对世上的一切都能无动于衷。就象古井虽深却无水，当然也就无波；最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和你一样，都是久旅在外的游子飘荡不定，没有着落，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暂时寄居地上（旅舍）的一物。那么何处才是人生的归宿，怎样才能结束这“踏尽红尘”的生涯，词人没有说，也无法说，因为依禅宗看来，总以心悟为妙。 这种对人生的参悟，在赠给其弟子由的词中表现得尤为恳切。 早年初入仕途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虽也有“至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建功立业抱负的抒发，但那“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常鲜欢”的参悟，那“袖手何妨闲处看”和“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的希冀，都足以抵消其入世的豪情。《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那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那无可奈何又强打精神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无不渗透了作者的苦闷与彷徨。《画堂春》“柳花飞处”在一片静谧的春波中荡出的却是“归去奈愁何”的小浆。《满江红》“”倩影东流“倾诉的仍是”辜负当年林下语“即《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中的“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希冀的仍是“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在如雪的落花覆盖下的小池边“优游卒岁”。这就是东坡向自己的患难兄弟倾吐的“雅志”，这种“几时归去”的雅志，又源于其对人生的参悟。 最后看咏怀词，虽然也有“会挽雕弓如满月，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放词作，但毕竟太少，更多的还是对浮名浮利的绝望,对人生梦幻的参悟。 《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⑧黄州贬所，是词人截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断来寄托其对人生的感慨。苏轼从东坡雪堂纵情痛饮（“醉复醒”）后回到住地临皋亭，已是夜深人静，只听到家僮的如雷鼾声。这江波，这鼾声，更衬托出夜之沉寂，在荒山大江的怀抱里，在无边宁静的天宇下，词人大醉顿醒，白天的忧虑烦恼，平时的得失荣辱，刹那间一齐摆脱了。他只希望自己的“余生”寄之江海，永远脱离这人世的纷扰，不再为口腹所役，名利所用，而实现一种精神自由的，合乎自然的人生。 苏轼还借古人的酒杯，来浇自己“人生如梦”的块垒，这在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而创作的《哨遍》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这是一首合律可歌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更是一首具有苏轼特色的充满禅机妙悟的《归去来辞》。陶赋中，虽然也有“吾生行且休矣”的慨叹，但其主旨却是描绘隐居生活的乐趣，表现不为五斗米折腰，质性自然的士大夫的高尚情操和人格精神，如陶赋中写归家时的愉悦有“三径都荒，松菊犹存”，借松菊以表现自己的亮节高风。在东坡的笔下，却由松菊的荒老触发出“吾年今已如此”的衰老之叹，陶赋中的出岫云，飞归鸟，欣欣向荣的草木，涓涓流淌的清泉，无不显示隐居的乐趣，生命的乐趣；而东坡从中点发的却是“并非有意”的无限禅机——“念寓形宇内复几时”，并进而生发出“我今忘我兼忘世”的禅宗之破物执我执的高深禅理。东坡已完全超脱物我，进入了一个纯自然而又非自然，无我而又有我的境地。 在抒怀词中，这种人生的空幻，人生的了悟，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悲凉”（《西江月》），“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却是乡（《十拍子》）。”谁教风鉴在尘埃，酿造一场烦恼送来人“（《虞美人》）。”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和”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 在苏轼笔下，我空，人亦空，碌碌无为者空，建功立业者亦空，古人空，今人亦空；苦事空，乐事亦空。因此，苏词中那种深沉的人生如梦的慨叹，就不仅仅是对个人遭际不幸的感喟，而是对人生目的性以及宇宙存在的真实性的叹喟，它已不是去追求人的个体的“长共天难老”，“抱明月而长终”，而是去寻问这整个存在本身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它要求超越的是整个存在的本身，超越这个人生、世界、宇宙……从它们中脱离出来，以渗透这个谜语，寻求某种达到永恒本体的道路。 2、 随缘自适——处世观 其次表现在对人生境遇的态度上。人生既然充满痛苦，是陷于痛苦不能自拔，还是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禅宗追求的正是后者。禅宗实际创始人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指出：“随所住处，恒安乐。”苏轼置之床头时常吟诵的《楞严经》解说中也说：“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怎样才能灭除烦恼？禅宗提出的药方是：唯有透过平心静虑，少欲知足，一切烦恼才会熄灭，快乐不在外界，涅盘（？）自在心中。正如风平才能浪静，也只有水波不兴，才能明澄如镜，照见山光树影。人亦如此。只有自性清静，才能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才能从迷失中找回自己，获得真正的净化和解脱。苏词中那种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正好体现了禅宗的这一精神。 东坡词中所体现的随缘自适思想有如下特征： “人间有味是清欢”——清心寡欲，这是苏轼随缘自适处世观的特征之一。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葺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词人在待罪黄州五年之后，于元丰七年三月改迁汝州团练副使，他本意归隐，无心作官，所以沿途迟缓，直至是年冬方抵泗州，并在泗州写了《乞常州居住表》上呈神宗，于是在泗州等待恩准归田的消息。十二月二十四日，词人与泗州人刘倩叔同游南山写下这首词。词中的景是细雨斜风，淡烟疏柳，漫漫清洛，小寒晴滩，这都是清淡而明丽的小景、常景。词中也写了午餐，这是只有“雪沫乳花”似的美酒，只有“蓼葺蒿笋”之类野菜的便餐，正是从这极平常的小景和极清淡的午餐中，词人领味到了生活的无穷乐趣。“人间有味是清欢”，追求“清欢”,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之感，欣悦之情溢于言表，沁人肺腑。表现词人的生活理想, 体现了词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层次的审美人生。 苏词中向人们坦露的就是这样一颗无名利、无肉欲，求清淡，求适情的赤诚之心。读着这样的词，就象慢慢咀嚼梅花的花蕊清香满口，志得神怡。 “一蓑烟雨任平生”——置身物外，这是苏轼随缘自适处世观的又一特征。 苏轼认为只要能“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江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 如果能消尽世俗之心，以平心静虑，超凡脱俗之心待物，还计较什么江南与江北，得志与失意，哪里不可安身？所以他从投荒万死的岭南贬谪归来时唱出的也是“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在一般人看来的蛮荒瘴疠之地，他却生活得如醉如痴；在一般人经受不了的飞来横祸面前，他却泰然处之。这一处世观在黄州沙湖道中遇雨而写《定风波》一词中可谓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表面上是写他日常生活中的一次遇雨，却从中品味到了人生的真趣。人生境遇有顺有逆，就象自然界中有雨有晴，怎样对待这种顺逆晴雨，苏轼的态度是不随物悲喜，不让外界环境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随缘自适的态度；所以结句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句；以晴雨喻忧乐得失，自然界既无晴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沉浮、得失、忧乐、荣辱？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忧乐、物我两忘的无差别境界。所以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风雨”，他均能不闻不见，任天而动。置身事外，不闻不见，正是东坡之所以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思想根源。 “从来只为溪山好“——寄情山水，是东坡随缘自适处世观的重要特征。 在苏轼看来，将“雅志”寄之于溪山，就能找到一条解脱之道，就能达到如《景德传灯录》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境界。他有时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倚仗听江声”（《临江仙》）；有时身披蓑衣，“轻舟短棹任横斜”（《渔父》）；有时雨后“杖藜徐步转斜阳”，欣赏山光竹影，谛听那衰草池塘之畔群蝉的乱鸣，观赏那雪白的鸟儿在蓝天上翻飞，细嗅那照水的红荷发出的阵阵幽香（《鹧鸪天》“林断山明”）；有时，乘着酒兴，迎着山雨赶路，夕阳下和衣而睡，不知不觉中钟鼓报晓，唤醒翩翩化蝶的美梦（《南歌子》“带酒冲山雨”）。 自然，使他觉悟到“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他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因此，他在作徐州太守时创作的农村词中，盛赞农村风光之优美，民风之醇厚，高唱“使君元是此中人”。直至晚年，身居“玉堂深处”作翰林大学士时，唱出的仍是“居士，居士，莫返小桥流水”（《如梦令》）。当他沉醉于自然时，就完全超出了尘世，飘飘然已与造化同游，这在下面的词中反映得十分突出：“照野 浅浪，横空隐隐层宵，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 词中那玉鉴琼田般的山溪，那莽莽苍苍的群山，那知情惜物的玉骢，那芬芳馥郁的草地，那晨曦初照时的鹃鸣，无不显示了自然的静谧肃穆，自由自在。在歌枕绿杨桥畔的这一瞬间，词人似乎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现在、未来似乎融在一起，不可分辨，也不去分辨。不再知道自己身心在何处（时空），所以他“疑非尘世”，也不再寻问何所由来（因果），只知陶醉自然，任情适性，醉眠芳草，直至天晓。这时词人完全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体，凝成永恒的存在。在这宁静的审美观照中，词人也将读者带入了“悦神”层次的美感境界，也即佛禅所谓“正念、正定”的境界，“打开心灵的眼睛，以审视其自身存在”（铃木大拙《通向禅学之路》）的境界。 苏词中的景物描写，反映苏轼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正因为理想高洁，追求虔诚，因而笔下的自然才如此雄奇、秀丽、明净、清新。单就景物形象来说，苏词和王维的某些山水诗有其共同之处。但就景物所呈现的意境来说，苏词与王维晚年充满禅意的诗作是迥然有别的。王维诗中的景物，往往呈现空寂幻灭的意境，虽然景物中也有阳光、明月、竹露、流泉、花开、花落、莲动、鸟喧等动态的明朗的景物描写，但从诗的整体意义上说指向的却是“空”，是以大自然之“动”，来衬托人这个永恒本体之“静”。因此，直指佛性是王维诗的本质内核，景物只是他的借色，使他的诗成为“禅而非禅是好诗”。苏词一般没有王维诗中所体现的这一层禅理（当然个别篇章也有），但苏词中的大自然，却代表了词人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寄托，是词人对人生大彻大悟的艺术表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静心？”（苏轼向东林寺照觉禅师所献偈，见《五灯会元》卷第十七）因此向自然的回归也即是向禅理的回归，自然成了词人所理解与反复实践的唯一的一条解脱之道。 “此生天命更何疑”——理性知解，也是东坡随缘自适处世观的显著特征，是他随缘自适思想的哲学基础。 首先，禅宗的色空观使他淡视一切。整个苏词，无不体现了苏轼对禅这一根本理论的深刻认识，我们试分析他的《无愁可解》词可见一斑。词中主要分析了陶醉于自然（借景消愁）和沉醉于美酒（借酒浇愁）这两种自称“达者”的思想，他们虽免乎愁，犹有所解。在苏轼看来，愁是大可不必开解的，因为产生愁的主体——人本身就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存在，还谈得上什么开解呢？东坡开始唱道：“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这是从人生短暂，说明不应该为愁无端消磨“看便一世”的生命。接着又从“万事从来风过耳”立论，说明愁与乐、苦与甜、生与死、物与我等等“万事”都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就象风吹过耳朵，似实、似虚、似有、似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对于愁，既没有必要去苦苦追寻它的来源，也没有必要去解脱，因为愁本来就是虚幻的。既没有必要强打精神“展却眉头”，也没有必要借“欢游”来排遣名利场中角逐的烦恼。东坡认为：开口闭口不离愁是错的，故作旷达不说愁难道就是对的吗？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愁与不愁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硬称“物情之外”？正因为无所谓物我，所以为常人所称道的借景消愁或借酒浇愁的方法都是不必要的、虚幻的、虚幻的。东坡正是通过对为常人称道的以入世消愁的方法的否定，来肯定禅宗的无我无物四大皆空的思想。这是苏轼旷达处世观的哲学基础。 其次，苏轼受天道轮回论的影响，认为人生贵贱祸福，皆命中注定，不必强求；且富贵荣华、必损德性。因此他乐天知命，“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可疑。且乘流，遇坎而止”（《哨遍》“为米折腰”）。他要放开心胸，听其自然，无意计较去留。他追求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神仙生活，一心要挣脱富贵荣华的金锁而回到临水登山吟诗唱词，自斟自饮的乘化顺势、任其自然的生活中去。 第三，禅宗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东坡随缘自适处世观的方法论来源。佛禅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正是佛禅才称得上我国古代辩证思想发展的顶峰。 我们从苏词中也随处可以看到辩证法的金光是怎样地照亮他的解脱之道的。 他一边希冀飞升天阙，一边又“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而眷念人世；一边慨叹人世的悲欢离合，一边又认识到这是自然的法则“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虽然反复吟叹“光景百年，看便一世”，“须信人生如寄”，一边又高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种矛盾与对立正反映了词人随缘自适处世观的哲理知解。这种比那种强打精神而借酒浇愁或借景消愁的所谓“达者”，无疑要深刻得多。 参考文献：1、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1990年7月 2、（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 3、朱靖华《苏轼新解》 4、杨罗生《自由——东坡词的本质内核》《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ae0a2e01000bd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