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会通与思想的创生——以洪州禅与泰州学派为中心

　　戴继诚

　　佛教传入中国就是它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至禅宗的出现达到高潮。禅宗南北两派中，南禅又更为彻底。洪州禅肇始于南岳怀让，实际创始人是马祖道一。洪州禅大量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禅法契合了中国人的心理，赢得了大批信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发展，在继承心学思想的同时，结合下层民众的特点，大量汲取禅宗的相关理论，使泰州学派在王学后派中异军突起，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当马祖提出“平常心是道”时，正是南宗禅以燎原之势，风靡大江南北的辉煌时期，但延至宋明，禅宗(也是整个中国佛教)面对来自儒学的挑战，已显得手足无措，软弱无力。相反，宋明时期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再度中兴之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

　　王艮出身贫苦，受正统思想的束缚相对较小，他的“百姓日用是道”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创造性的转化佛教尤其是南禅思想的积极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洪州禅的“平常心是道”和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是道”都是古代思想家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吸收其他思想的理论结晶。儒释道思想的互补，完善了理论的不足，强化了思想的穿透力，解决了困扰理论普及的某些障碍，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和拓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探询这一释儒道思想交涉的轨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佛教学者和儒家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以一种为我所用的精神积极借鉴、吸收、转化其他思想精华，而不抱残守缺，固执僵化，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旦因某种原因，思想的交流处于停滞，就会导致禅宗与泰州学派丧失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巨大影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一

　　洪州禅继承慧能“性净白悟”的思想，但马祖进一步拉近了禅修舆生活的距离，直至将两者打成一片，彼此不分。慧能强调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马祖及其后学则嫌其拖泥带水，他们说担水砍柴，就是妙道。这种大力向日常生活拓展禅法的行为，使马祖及其门下成功地创造了诸如棒打，震喝，扬眉，举目等风格独具的参禅方式，这些日常行为已与传统的参禅模式相差甚远，但却为南禅诸宗所认可。束缚在禅修上的枷锁解除了，生活就是禅修。马祖说：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

　　“道”是指佛道，它指一种超越视听见闻的心灵体验，一种与佛为一的宗教感悟，一种完全内在化的信仰直觉。在禅宗的话语中，这种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它不需要崇拜外在的权威，也不把企求的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净土，它要做的仅仅是以无分别，无刻意的心态去坦然的生活，过一种随缘适意，轻松逍遥的普通日常生活。

　　“平常心是道”是马祖禅法理论的核心。在传统的禅理论中，还有真心舆妄心的紧张，去除妄心，呈现真心，从而达到成佛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慧能也不例外。慧能说：

　　自性常清净……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

　　慧能认为“真如”(自性)是清静无染，但在外界烦恼的蔽障下会污染本性，为了去除尘障，必须“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马祖就是在慧能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禅不用修，“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这已经削除了惮修与生活的紧张，生活本身成为禅的一部分，禅不再游离于生活之外，它就融化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洪州禅的这种强调在现世解脱的思想与印度佛教强烈的出世情怀是有出入的。在印度佛教中，现实世界被看成是污秽和堕落的，只有超凡脱俗，转生彼岸才能获得拯救。小乘佛教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大乘佛教虽持即世间行佛法的理念，但它的基本态度仍是要否定世俗，以求解脱。洪州惮提出“平常心是道”，对印度佛教出世思想的否定已经大大偏离了它的原始观念，这只能从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寻找原因了。

　　中国传统儒家有重视现实而不尚玄虚的特色，所以它往往寓幽思于日常生活，寄高远于言谈举止，这种将超越融于当下的心理倾向在《中庸》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指广大精微的境界，“中庸”指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这种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大道的心态，经国家政权的强化对中国士人和普通百姓有强烈的人生导向作用。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它不断契合中国人民族心理的过程，马祖的“平常心是道”显然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不难发现马祖的“平常心”之“心”已经失去它在佛教哲学中本体论的色彩，“平常心”是被赋予感性与经验层面的现实作用之心，众生只要于日常所为中，任心(性)而为，不施造作之意，“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大珠慧海语)，这与《中庸》的思想已非常接近了。

　　影响马祖这一命题的另一个思想因素是道家的“道”在万物的理论。洪州(今南昌)与牛头山(今南京附近)相距不远，双方禅师交往频繁。牛头宗是道家化很浓的禅宗派别，牛头禅的思想不能不影响洪州禅对道家理论的汲取。在《庄子》裹有对“道”的普遍性的描述，按照它的说法，“道”“无所不在”，它甚至就在“蝼蚁”、“梯稗”、“瓦甓”、“尿溺”之中。“道”既然无所不在，那就不必企求于幽远的形上追求，眼下的言谈举止，就是道。洪州禅“平常心是道”的思路与庄子“道”的观念非常接近，思想发展脉络透露出从印度佛教出世求解脱到中国佛教即心是佛的转变历程。事实上，正是这些思想资源的汲取使禅宗能够顺应中国国情，有效的拓展禅法，赢得了最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士人知识分子的青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二

　　泰州学派由王艮(字心斋)开创，间接反映了王学与禅学之间的微妙关系。心斋本为一灶丁(慧能本一樵夫)，他本学无师承，豪迈不羁，只是折服于阳明的博学与气度才投其门下。心斋学说以“安身立本”为主旨，反映生活在下层的普通民众对自身命运的关切，表达了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富庶的生活环境的美好愿望。

　　“百姓日用即道”这一命题在王艮《年谱》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先生言百姓日用即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道”即“心”，即“良知”，它无方所，无形象，恒久长存而又主宰人之命运。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斋的“道”虽然不能说完全摆脱了阳明的思想，但他已经不再满足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规划人生，他从日用生活的现实出发，以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立说造论(与南宗禅走了一条相同的路径)，从而也在下层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百姓日用是道”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分析。从前者来看，在心斋的心目中，“道”已不再虚无缥缈，神秘莫测，而是满足普通百姓生活需要的一切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百姓日用”是“道”的核心内容，是检验“道”的重要标准。强调“百姓日用”即是要求统治者尊重普通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维护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反映了小农渴望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心态，王艮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又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心斋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分野在逭裹非常清楚：他颠覆了儒家一直枧为维系身家性命的天命之道，而把它消融于百姓日用中，现实利益已经取代了当权者的华丽而不切实的许诺，百姓的命运被放到首要的地位。

　　从后者来看，“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用来指点学人体会大道的特定形式，他意图表明“道”既然无所不在，那百姓体会它就不拘于特定方式、途径，只要在日用之中以平常心态生活就能把握它，而不可刻意追求，矫揉造作。黄宗羲说：“先生(王艮)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问者爽然。”

　　总的来看，儒释关于“道”的实质与核心差异是明显的。“平常心是道”，“道”即佛道，佛性，是佛教认为成就佛教最高目标的内在依据；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道”，却强调百姓日用饮食之重要性，它受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心斋论“道”很明显有这种成分，但他改变了这裹的原意，《周易》的“道”还带有阴阳不测的神秘色彩，心斋却使它明显的世俗化了。导致心斋“世俗”儒家核心理论的原因与他与惮学理论的吸收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泰州学派与禅宗的关系，黄宗羲有一段经典性的表述。他说：“泰州(王艮)、龙溪(王畿)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密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通过以下禅宗史上的一个公案可以印证这一点。

　　澧州龙潭崇信禅师……一日问日：“某自到来，不蒙指示心要?”皇(天皇道悟)日：“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指汝心要。”师曰：“何处指示?”皇日：“如擎茶来，吾为汝接。如行食来，吾为汝受。如和南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心要?”心斋指点学人的方式与龙潭崇信的形式如出一辙，显然是受到后者的影响。

　　心斋这种“启瞿昙之密而归之师”的态度虽遭正统儒者的批判，但他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明中后期中国思想发展的走势。自佛教传入中国，它在最初一直在儒学的打压求得国人的认可，这种局面直到隋唐才得以改观，此时佛教宗派林立，自王公贵族以致普通百姓无不攀附僧侣为荣，禅宗在唐五代更是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宋以后儒家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并大举反击，而佛教各宗在儒家反击面前反应迟缓，举措乏力，在经过几次风风雨雨之后已风光不再。宋明理学的诸大师们基本上都是出入释老而重返儒家，对佛教思想能够窥其堂奥，为我所用，他们改造儒家心性论思想以充实儒家心性论。宋明以后大批士大夫与禅宗高僧交从遇密，他们的行为模式甚至也不时地暴露出他们舆佛教(惮宗)的亲缘关系。《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中，记载了徐樾随心斋在月下散步情形：

　　先生(徐樾)操存过苦，常与心斋步月下，刻刻简默，心斋厉声日：“天地不交否(易之卦，塞而不通之意)?”又一夕至小渠，心斋跃过，顾谓先生(徐樾)日：“何多拟议也?”先生过渠，顿然若失。再看《五灯会元》卷四“趟州从捻禅师”：他日问泉(南泉普愿)日：“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赵州)日：“还可趣向也无?”泉日：“拟向即乖。”如果不斤斤计较于儒释之辨，我们把上述心学历史上的故事当作禅宗公案来读也未尝不可。

　　宋明时期禅宗已经走下坡路，在经过儒家大师们的批判性的汲取其思想精华之后，它却没能够及时补充其他思想的营养，造就大大限制了它理论发展的空间。禅宗史上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公案。此公案曾在牛头宗、荷泽宗之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当争议之时，正是禅宗各派辉煌之日。而当明末时，禅宗真有点回天乏术之忧虑，它仿佛真的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平常心是道”这一理论成果的取得是禅宗大德贯通中印思想的结晶，它把差异很大的两大思想精华成功的浓缩在一起，构成一个既有思想力度，又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学说。因而，它迅速得以在各个阶层传播开来。佛教的成功使得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不深刻地进行的反思，他们以拿来主义的理智态度全面借鉴佛教的思辨理论精华，尤其是其心性论思想，把它与儒家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在更高的基点上重塑儒家的理论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佛教思想资源加入，就没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而当佛教的思想精华充实了儒家的思想宝库时，佛教，尤其是惮宗却因没能积极的应对形势，清醒认识自己的缺陷与不足，以有效充实与完善自己的理论学说，因而显得举步维艰，佛教从隋唐的万金之尊降落到无足轻重，而儒学却在长期的边缘化的状态中重回时代舞台的中心。这一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其中的奥秘，佛教，尤其是禅宗，当它以积极态势不断地从其他资源中汲取营养，融汇百家而炼就自己的灵丹妙药时，它的思想宝库就始终有源源清水纳入其中，从而保持着迷人的魅力，一旦因某种缘故使得这一优良传统中断时，它就会被淡出历史舞台。与此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坚的儒家在经历了长期的低靡徘徊之后，逐渐以开放和理性的态度进行反思，走了一条与此时佛教发展完全相反的路，它在保持自己核心思想的同时，不断从佛教的思想资源中，获取动力支持，充实理论框架，加深思想力度，拓宽研讨视野。儒者的这种变被动为主动，化保守为进取的精神，使它能够在时代思潮的起伏动荡中，以海纳百川之势，旁收广引，由此而铸造了时代精髓——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

　　思想发展的脉络展示了人类揭示自然和社会奥秘的不懈追求精神，不管这种探索是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从佛教在中国风雨沧桑的两千年发展沿革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它成为社会思潮的焦点时，总是各种思想碰撞的结果。上个世纪初期由杨文会先生领导的佛教复兴运动了，特别是作为这场运动中坚的金陵刻经处的诸大师们，之所以能够使几乎湮没上千年的唯识学死而复生，关键是他们适应了时代思潮的变化，广收博取，贯穿中西，从而形成百川归海的气势，使佛学研究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影响。同样是在上个世纪，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无奈之后，人们似乎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中还应该有宗教精神的存在，于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重新进入了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乡村。时光悠悠，转眼二十余年过去了，我国的宗教(特别是佛教)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信仰自由得到落实，名刹古庙得以恢复，各地佛学院又开始了招生，金碧辉煌的丛林古刹更是为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带来了机遇。学术界与宗教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研究与合作，佛学研究呈现出强劲势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也不能不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现阶段的研究仍然是很不完善，真正含金量高的精品相对较少，大量的是重复性的劳动，与海外的佛教研究差距仍很大。我们已经处于互联网的时代，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更为方便，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期，佛教的振兴与研究都面临许多新的机遇舆挑战，如何抓住机会，发扬我国佛教济世利民的优秀传统，为新时期的国家建设服务，应是宗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从佛教“平常心是道”到儒家“百姓日用是道”的历史发展中，禅宗(佛教)实际上走了一条下行线，当它走到谷底时才有几个高僧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佛教上千年走过的风雨历程，他们又毫无例外选择了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获取资源的道路(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使然)，试图以此给佛教注入新的活力。由于他们的虔诚努力，不懈追求，明末佛教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起色，呈现出复兴的气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州学派此时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思想的发展总是具有戏剧性，但导致戏剧或快或慢散场的决非仅仅是所谓的纯的客观规律，从“平常心是道”到“百姓日用是道”历史变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条非常清晰的思想交融而获得生命的轨迹。这一思想历程的起伏颠簸，应给我们今天的佛教事业的开展与佛学研究提供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启示。

　　(作者：戴继诚，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