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8岁。见头一面时,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阑尾,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我发现,在家里他很严肃,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画画有兴趣,对刻图章有兴趣,对收集邮票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知道我上五年级时被选为小学学生会主席时禁不住大笑起来,以为是件很可乐的事情,而且还是那句评语:这个傻小子我刚到四川时,水土不服,身体很糟,偶尔和小朋友们一起踢一次皮球,他就显得很兴奋,自己站在草场边上看,还抿着嘴笑,表示他很高兴。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

　　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由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听他的朋友说,在国外他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孩子,可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他倒是常给朋友们的孩子,譬如冰心先生的孩子们写过不少有趣的信。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5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开会,都要专程到彼得格勒去看我。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知道准有车票,放得也是地方,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吗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问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男人之间的爱,父爱、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