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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等于儒学 中国应走出文化封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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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什么打动世界

  ——访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

  毕生难忘的读书体验

  新闻视点:您的经历很有意思,没上过大学,后来却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据说您的启蒙读物是下乡时中学英文老师赠送的两本书,看了3年,那是怎样的学习体验?

  张隆溪:那两本书分别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本和英美文学选读,都是经典之作。那时候干完农活后才能看书,常常看到深夜。我记得某日午夜,读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读到最后一句“在一个人生命尚未终结,没有最终摆脱痛苦和忧伤之前,不要说他是个有福的人”,此时,四围是无边的暗夜,只有一灯如豆。竹林里传来萧瑟的风声,河里远远传来潺潺的水声,我好像独自一人处在洪荒旷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种原始、神秘而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印象特别深刻,毕生难忘。

  新闻视点:凭这两本书,后来就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张隆溪:我很幸运。1972年春天,我从山村调回成都,在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修理工。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欧阳子隽先生。他曾在报社当过记者,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文革”期间他居然奇迹般地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他住在一个破旧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屋子里,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有排木板做成的书架,放满了各种旧书。在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每天上班时,我都背着一包书去,一干完活,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

  新闻视点:真是奇遇!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要是当初有更好的环境,您在学术研究上会否又是另一番天地?

  张隆溪:客观而言,那个时代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本人未必全是坏处。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记得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去找川大的谢文炳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当时正受批判,很灰心丧气。我把自己翻译的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我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并不太在乎得失。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换作现在的环境,条件当然好,但治学是不是会变得更功利化,反而丧失了一些乐趣?

  “大师”时代渐行渐远

  新闻视点:您在北大时,和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等前辈学者都交往甚密,能说说对他们的印象吗?

  张隆溪:在这3位前辈学者中,朱先生年纪最大,他性格平和,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小老头。我有次陪他去未名湖散步,一个骑车的学生把朱先生撞了,那孩子点点头就走了,朱先生也不生气。钱先生很好玩,我第一次去见他时,北大外事办公室的人警告我说,钱先生不喜欢你的话会立即表露出来。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发现钱先生是真性情。季先生为人谦逊,很照顾晚辈,我离开北大后,他还特意嘱咐北大学报给我留个位置。当时北大西语系还有杨周翰、李赋宁等好几位大学者,对学生都好极了。

  新闻视点:前段时间,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先后过世,大家感觉“大师”们的那个时代渐行渐远,用书法家章祖安曾经的说法,大师远去是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

  张隆溪:这跟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老一辈学者生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变时代,传统还在,年幼时都有中国古典教育的经历,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钱先生的家学底子深厚,后来又有机会到欧美留学,兼备中西学之长。对我们这一辈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你想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这一辈年轻人呢,环境比我们好点,但如章祖安先生所言,物质诱惑太多,人生选择太多,潜下心来阅读变得很奢侈。

  新闻视点:但他们也有优势的一面,生在互联网时代,东西方的屏障几乎不存在了,知识爆炸,鼠标一点就手到擒来。

  张隆溪:对网络我持保守的态度。《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网络也有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时代牵着走。

  不薄今人爱古人

  新闻视点:怎么看待国内目前的“国学”热?

  张隆溪:“国学”这个概念很模糊,钱穆先生早年说过,“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如果把“国学”定位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热起来当然是好事,但要防止把“国学”简化为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是很强的。

  新闻视点:对当代而言,您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张隆溪: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以君臣父子这些尊卑名分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和伦理的价值、文学和哲学思想,依然能超越时间而与现实共存,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可以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当然这只是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更偏爱文艺些,但绝不是说古代的政治、经济等思想不重要。

  新闻视点:在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反省中,有种风气是厚古薄今,比如要恢复汉服,要废除简化字……

  张隆溪:中国在近代以来的遭遇,使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但其实这两方面并非截然对立。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特别强,所谓“过钢者易折,善柔者不败”,所以得以绵延几千年。陈寅恪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中国律诗理论中四声等音韵的确立,是南齐时沈约等人对佛经中的声调运用而形成的。“五四”以来,西方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养分之一。杜甫曾做诗《戏为六绝句》来总结诗歌创作的传统,我借用两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也就是要既不否认传统,也要注重现代,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接受。如果能采取这样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

  新闻视点:作为一名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又长期在国外生活,能谈谈你观察到的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吗?

  张隆溪:以我的观察,西方真正敌视中国、持“中国威胁论”的极端分子很少。我更关注的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误读,即“停滞的中华帝国”,说到中国,不是孔夫子,就是兵马俑。包括我知道的一些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凝固在古代,看中国还是出于旧有的思维模式。

  新闻视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而且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误读?

  张隆溪:欧洲的文化传统是把东亚文化当成一种异质性文化来看待的,他们把东方看成西方的对立面,是“他者”,研究东方是为了反观自我,所以他们通常看到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在东方的一些观念,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传播自己的形象方面也在摸索阶段,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元素和符号,气魄很大,不过,我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可能文化精神深层次的传达,光靠电影或舞台艺术是不行的。我和一个德国学者在共同主编一套中国人文研究丛书,用英文翻译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由欧洲一家老牌出版社即布里尔(Brill)在国外出版。我们已经出版了洪子诚和陈来的著作,还有陈平原、葛兆光、荣新江等一批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论著,不久也将陆续出版。长期以来西方是忽视中国当代学术的,我希望能逐渐改变这种状况。一个民族的强盛,最终说来重要的是要依靠其精神文化的力量。

  新闻视点:继北京奥运会后,2010年世博会又将在上海召开,怎样向世界展示一个更为开放、自信、友善的中国形象?

  张隆溪: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从我的本业———比较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感想。我不太主张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事实上,伟大艺术的秘密就在于能让全人类的声音在个体心中产生共鸣,一个西方人不懂东方的儒释道,他也能看懂《红楼梦》中对人性的描写。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希望我们能超越一切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使视野尽量开阔。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一旦跨越文化差异,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不曾注意的细节,找到文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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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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