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的“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缘接触到。民间无学术，也就无学校教育可言，只有广义上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教育，而此类教育通常都是融合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西周的政治体制是领主贵族制度，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政府的官职也多是世袭的，史称“世卿世禄”。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的学校教育，其对象必然以贵族子弟为主，即所谓“国子”，他们的教育自然由官方来安排。

学在官府具体表现为官师不分和政教合一。官吏既负行政职责，也有教学的任务。比如西周时国学的主持者称大司乐，负责祭祀和国家典礼，是国家最高礼乐官，同时兼管国学教育事务。大司乐属下的一些官员，如师氏、保氏、大胥、小胥、乐师等就是国学的教师。此时的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尚未分离，教育与政事合一。国学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地方，如祭祀、乡射、献俘等活动都在国学进行。各级乡学也是地方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人议政、养老尊贤活动的场所。政事活动本身也就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参与政事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教育。

在“学在官府”体制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体的教育内容。

二、西周学校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

西周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从设置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国学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按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大学与小学。天子所设的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其中辟雍是中心，四面环水。诸侯所设的大学，规模比较简单，仅有一学，半面临水，称“泮宫”。国学之外，又有乡学。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由于地方区域的大小不等，设学也有不同名称，如闾塾、党庠、州序、乡校等。

西周学校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又有“大艺”、“小艺”之分，礼、乐、射、御作为大艺，是大学的课程，书、数作为小艺，主要是小学的课程。

“礼”、“乐”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制礼作乐的主持人，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西周的“礼”教，主要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操作技能及个人素养的训练，是贵族子弟必须具备的。“乐”包括声乐、器乐和舞蹈。西周有乐德之教，乐语之教和乐舞之教。“乐”和“礼”紧密相联、互为表里，其教育作用也各有侧重：“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意思是说：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人们潜移默化。实际上，乐教主要是教礼仪中所要使用的乐，所以它又是礼教的组成部分。

“射”指射箭，“御”指驾车，西周时文武尚未分家，贵族子弟都有从军作战的责任。除了战时必用之外，平时有些典礼活动中也要表演“射”、“御”，而且有一定的技术标准要求，所以也是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

“书”指写字，“数”指算术。读写算是学习一切文化的基础。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注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据史书记载，西周识字教学是按字的构成方法分类施教的。《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里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之法。“数”的教育，是与“术”紧密相联的，故称“数术”。“数术”在西周有很大发展，西周时6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1至10的数目。9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再逐渐加深。10岁儿童开始学“计”，即计算能力的培养包括学习十进制元的文字记数方法和计算的方法。后者包括学会使用“筹算”和“九数”的方法。

综上所述，可见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六艺”教育传统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教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官学的衰弱与私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丧失了数百年来经营的关中统治基地，实为寄人篱下，丧失了控制天下的能力。于是列国纷争，大国称霸，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兼并战争和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都十分激烈。旧有的统治秩序被彻底打乱，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学在官府”的教育走向衰落，而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教育形式──私学开始兴起。

造成官学衰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天下动乱。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诸侯国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乱，连年不断。各国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无暇顾及教育，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于维持，日趋衰废。

官学衰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旧有的教育失去了价值。由于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天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甚至诸侯国君也大权旁落，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原有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礼制也受到了破坏。既然这些礼制规范已不再得到严格遵守，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也就缺少了实用价值，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了。于是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逐渐消亡。

官学教育的衰废，反映了“学在官府”的旧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私学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需求外，还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即有可教学的内容和有从事教学的人。在“学在官府”时代，民间根本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可能有学，而到了春秋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学术的扩散与下移。在统治阶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迫流亡他处，这些没落贵族的流亡导致了学术的扩散。例如周惠王、周襄王间争夺王位的内讧，使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离周去晋。周景王死后，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率领一批贵族及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逃到楚国，至于其他小规模的贵族流亡事件则层出不穷，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这些没落贵族往往沦落民间，他们的流亡，不仅导致学术扩散到四方，而且使学术下移到民间，从而使民间有了从事教学活动的条件。

二是新兴的“士”阶层的出现。“士”在西周以前就有。按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前三类都是贵族，而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很难升到统治集团上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一批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垮台了，沦落为士。他们一般都受过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正是他们将学术文化带到了民间。一些平民因有条件接触到学术文化，而上升为士。这样，士的队伍大大扩展，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社会阶层。

士与工、商、农并称“四民”。士一般不务农、做工、经商，脱离一般生产劳动，而是凭借掌握的学术文化及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长，来为权贵服务。所以，士虽为民，穷困潦倒时可能连一般农、工、商都不如；而一旦被统治者看中，又可能获得高官厚禄。士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作官从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政是主要目标，从事教学和研究则是打好基础，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而要想成为一个士人，也必须从拜师学艺开始，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正好为私学提供了师生双方的办学可能性。

私学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冲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为学术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私学的教师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私学当时已有竞争出现，相传连孔子的私学也曾经历“三盈三虚”。

其三，私学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艺”范围，各家各派可以自由传授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和新的知识、技能。在教育方式上，私学可以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而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主动求学为动力基础，办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其四，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私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而且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总之，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学依靠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也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四、养士与稷下学宫

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实力和谋略是致胜的根本，而人才又是增强实力和采取正确策略的关键。当时各国有眼光的统治者都大开招贤纳士之门。早期的齐桓公用管仲，秦穆公用百里奚，乃至后来的商鞅、孙膑、吴起、苏秦、张仪，都是由“士”出身的显赫一时的权臣。

起初统治者只是发现贤士才予以任用，到后来则预先养士以供需要时派上用场。到了战国，先是公室养士，随后私门也养士。所养之士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魏文侯、齐宣王、齐缗王、燕昭王等都是诸侯中养士的代表。高官贵族也致力于养士，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每人养士数千，凡有一技之长者就可能被网罗，连鸡鸣狗盗之徒也用。秦国吕不韦养士多达3千人。

养士之风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进一步繁荣。养士的公室或私门，都像是一所私学或一些私学的集合体，而影响巨大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建于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它是齐国统治者设立的国家养士机构，凭借国家的财力、物力养士，绵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几乎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稷下学宫虽系齐国官办，但它实际上又是许多私学的集合体。

其特色主要有：

其一，“不治而议论”，即士人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一般不承担行政事务，以备统治者咨询，日常则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因此，稷下学宫实际上起到的是“智囊团”的作用。

其二，自由辩论。稷下学宫采取的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都占据了一定地位，他们要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不得不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这就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在学宫所召开的“期会”中，不仅全校教师和四方游士可自由参加，学生也可参加驳难辩论，这种在学术上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有助于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并对解放和活跃学生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学无常师。稷下学宫的教学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学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听讲，实行游学自由的方针。当时前来稷下学宫的，既有个别游学，也有集团游学的情况。可以随时请求加入，也随时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后，则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其它先生讲学也可以听讲请教，这种灵活的教学制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发展。

其四，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全文载于《管子》，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复习均有严格规定。从《弟子职》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对学生管理的总体特点，体现了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这一学则流传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