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神学的观点，上帝创造人是有顺序的：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水和各种蔬菜，第四天分开昼夜和节令，第五天创造出大鱼和各种鸟类，第六天造出昆虫和各种野兽，然后才开始造人。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土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早晨，是第六日。

　　上帝对自己创造的世界非常满意，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让一切都“各从其类”。第七天是安息日。紧接着，上帝又在东方立了一个伊甸园，并让他创造的人“亚当”修理和看守伊甸园，还担心亚当寂寞，在他沉睡之际，从他身上取下两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陪伴他。

　　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就应该从此美好，万事万物按照自己制定的秩序“各从其类”，这就是一个和谐的世界。但万万没想到，女人经不起蛇的诱惑，怂恿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破坏了和谐的秩序。这使上帝很伤心，也很生气。

　　这个和谐的秩序，从犹太教的角度说，就是以《摩西十诫》和《托拉》或《塔木德》中的613条诫律为基础的。“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陷害人”等，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戒律和道德基础，只要人类不遵守这“十诫”，社会就不会和谐，人类就会走向灭亡。

　　律法的本质就是道德，律法的延伸就是法律，道德和法律构成了和谐世界的基础。所谓的道德，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用康德的话说，道德的最高原则被称为“绝对命令”，从最高原则中可以产生人们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康德认为，人类有着“本质的价值”，例如有尊严，这使他们具有"无上价值"。但是，人类是有理性的行为人，要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为。如果没有理性的存在者，世界的道德维度就会消失。这意味着，在最肤浅的层次上，我们对他人有严格的仁慈责任：我们必须为促进他们的福利而努力；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避免伤害他们，并且通常总是“努力尽我们所能，促进其他人的目的的实现”。因此，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政府尽可能为人们谋福利和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犹太教及其改善世界的目标差不多始于4000年前，是随着亚伯拉罕和一种革命性的思想——一神教的出现而开始的。亚伯拉罕获得的这一启示使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人的使命也发生了变化。异教徒的宗教通过享乐主义和“一切以人为中心”降低了人的地位。一神教则提升了人的地位，将宗教关注的焦点从“自以为是”转移到“因行称义”上——人只有执行上帝的诫律，体现自己的仁慈、善良、谦恭和同情，才能为世界带来正义、和平与和谐。《塔木德》说，当一个人死后升入天堂，他会被问道：

　　你是否诚实地工作着？

　　你是否腾出时间用于学习？

　　你是否参与繁衍后代的生殖活动？

　　你是否努力地自救？

　　你是否探讨智慧的哲理？

　　你是否深入探求事物的本质？

　　只有每天追问自己这些问题的人，才有可能领到去天堂的钥匙。成功是犹太人的一项无穷无尽的任务，他们要努力奋斗，摆脱一切艰难困苦，去修复破碎而不够和谐的世界。这也是犹太人强调教育、重视学习的原因。这一责任和使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去救济他人、改善环境，为受压迫者寻求公正，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成功不应以一个人获得财富的多少来衡量，而应以他在成功的路上克服的困难来衡量，以及在真正成功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衡量。成功意味着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残破的世界，从而实现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超越。

　　《托拉》历来教导人要充分地享受生活：“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存活。” 而“无论谁拯救了一条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所强调的则是每一条生命的价值。

　　犹太教对生命的尊重及其传递给全人类的讯息体现了“修复世界”的最终目标。《圣经·以赛亚书》教导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一重要教诲如今镌刻在了联合国总部所在街道对面的拉尔夫·巴赫公园的一堵用以赛亚命名的墙上。追求和平是犹太教的核心，也是对希望“修复世界”的人们的激励，因为选择活着意味着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尽力保存生命。

　　也许犹太教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以及认为每次拯救一个人也是在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观，正是众多的犹太人进入这一“修复行业”的原因之一。迈尔斯·D.斯多福说：

　　几乎每一个所谓“修复性”职业中，如医学、心理学、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制定、对年轻人的教育或是对公众思想的塑造等，“圣书之民”——犹太人都让世人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无论这些研究者、从业者是否是犹太教的虔诚信徒，他们似乎都在履行“犹太人的使命”：“努力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居住地……”

　　因此，大多数犹太人真诚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必须要有意义。生存于世不是为了逃避死亡，而是为了拥抱生活。所以当犹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留下的远远不止是沙滩上的脚印。社会期望他为后代——自己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后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犹太哲人希勒尔说：“我不为我，谁会为我？若只为我，我为何物？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尊重自己，他就会期望为自己获得最好之物——最好的医疗护理、最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有义务，如希勒尔所说，不只为自己，那他就会像提升自己的需求一样，为提升人类的需求而努力。

　　犹太教承认人类自私和自我放纵的本性，并以此促进性格的发展。自私的对立面是无私。自私和无私就像蝴蝶一双对称的翅膀，看起来互相排斥，然而，一旦轻轻地共同振动起来，就可以令蝴蝶优雅地飞翔在空中。这就是犹太人的和谐观与平衡论。

　　三、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

犹太教回溯至公元前三千年先祖亚伯拉罕时期，它就已经成为哲学与哲学争论的丰富来源——首先就是希伯来人的自我概念和他们的律法；后来是先知的教诲（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公元2世纪到6世纪的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教的口传法律集《塔木德》终于完成，学者们对律法进行评注和阐释。从那时开始，哲学辩论就成为古希伯来人的基本生活之一，他们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命运和把握应付危机的良谋，并长期致力于有关法律的意义、法律如何指导人们的生活以及公正与美好社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竭力关注如何让他们全能而又难以预料的上帝满意的问题，并积极修复人类同上帝的关系。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就是，神与创世的关系：究竟是神创造了一个独立于他自己的世界，还是神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他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为什么如此创造宇宙？为什么要按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上帝与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虽然犹太教强调个体尊严，我们必须记住它开始于部族宗教。只要他或她是共同体的成员，个体就具有意义和尊严；但在许多古代社会中，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犹太教认为其“选民”的地位，是上帝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约定所确立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许诺，说他的后裔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犹太教就出现了排外甚至是种族的元素，这遭到了早期基督徒特别是圣·保罗的坚决反对。根据这种古代观点，犹太教与其说是哲学或一套信仰体系，还不如说是一种身份。因此，犹太哲学并不只是聚焦于神学和信仰的错综复杂性上，而更关注犹太共同体的成员的意义和影响上。

　　《希伯来圣经》几乎没有采用神学的方法，但是对上帝的性格（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刻画得像小说里一样鲜明。希伯来人的上帝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好嫉妒的神。他有时是个易动怒的上帝，一位愤怒的上帝。大量熟悉的《希伯来圣经》或《旧约》中的故事可证明这一点，但是从哲学来看——可以与早期希腊的命运观点相比较——希伯来人全能的保护神是极其不可预测和狂暴的，甚至是反复无常的。他很容易被激怒，降临到希伯来人头上的灾难可作为证明。一方面，希伯来人受到他们强有力的上帝的保护。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决不意味着不折不扣的信赖，神的保护的丧失有待加以证明。上帝的恩宠引起了相同的问题。在犹太教中就像在基督教中一样，恩宠是由上帝赐予的，赐给谁完全是上帝自己的选择。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可以独占恩宠。

　　对希伯来哲学的理解必须要根据希伯来人与上帝所立的“契约”所引起的巨大焦虑来理解。这项契约给予他们一些保证，以致当灾难袭来时——就像它经常发生的那样，犹太人毫不怀疑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反而是“责备他们自己”。先知们几乎是自豪地谈起他们聚集力量起来反对以色列，并不把这看做是上帝遗弃他们的证明，而是看做上帝对犹太人不满意的证明。其他解释——比如他们被上帝遗弃了——对希伯来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宁可承担罪恶也不愿失去信仰；可以说希伯来人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罪恶。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希伯来人把人类的自我反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犹太哲学家古德曼说：“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开始哲学化的。他们从外部接受哲学。一部犹太哲学史就是犹太人不断吸收外族的理念，然后使之转化和适应具体的犹太教观点的历史。”曾几何时，巴比伦铁骑攻克了犹太王国，希腊大军马踏约旦河两岸，罗马军团进驻耶路撒冷，焚毁了圣殿。与此相伴，“流放”，“散居”也成了犹太人永久的宿命。然而，“散居”也为原本封闭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使之直接面对形态各异的文明，不得不积极或消极地应对希腊罗马的哲学、伊斯兰教、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兴衰嬗变，以及商业与经济的变幻莫测和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涯。从本质上讲，几乎所有犹太人的思维都是一种危机哲学。

　　既然是危机哲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犹太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危机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危机？如何应付危机？因此，犹太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信仰、理念和思维方式，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智慧、策略和实践。

　　反复研读《圣经》是一种智力活动，引导人们去思考和提问，对于这种提问，常常不是一种答案，而是更多的提问。《塔木德》则是教会人们如何提问、诡辩和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

　　米歇尔·大卫-威尔是华尔街百年老店拉扎德银行最后一任由创始人的后代担任的CEO，在任近25年。1876年，米歇尔的曾祖父在美国旧金山创立了拉扎德银行。一个多世纪以来，拉扎德银行以其超凡的业绩成为美国华尔街的常青树。在刚刚出版的自传中，米歇尔一改家族传统中的神秘和低调作风，吐露了自己成功的秘密和对生活的反思。他说：

　　犹太人身上令我倍感亲切的，一是我本人亦不缺乏的幽默感，再就是忧患感，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拥有归在自己名下的一切的犹太人你几乎遇不见。常怀忧患是因为失落了故土，而且前途永远显得那么飘摇不定——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都表明了这一点。而这同样存在于我的性格中，任何事情，就算最终的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事情进展不顺利，正常；人家不喜欢你，或者不再喜欢你，或者为了这样那样的缘故踢你出局，正常……以此态度看待人生际遇恐怕不只是个人问题，这应该是遗传性的吧。

　　米歇尔还有两句话，更加令人深思：

　　一个王朝可以延续数百年，生意场上一个世家如能延续一百五十年，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对此，我一向是明白的。我相信，再多的成功都将止于最终的失败，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

　　有两条基本纪律在生意场上必须遵守——都不是什么难事，一条是要在十二小时内做出答案，另一条是要始终保持在线状态。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犹太式危机哲学吗？

　　四、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

　　公元70年，当罗马大军在梯图斯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池，放火焚毁了第二圣殿，残酷镇压了犹太民族的反抗时，人们开始担心犹太民族的命运，担心犹太民族在过去上千年历史时期中创造出的独特文明形式——犹太文化的命运。没有多少人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留存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当时中东地区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失去地域联系和流亡状态下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犹太文化的命运自然也岌岌可危，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客观上说，犹太民族及其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犹太民族如何在失去地域联系的情况下生存？如何在流亡状态下保持自身的统一文化传统？如何才能避免在散居地被主体文化所彻底同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决定犹太民族是否能最终留存的关键。面对这样的非常状态，以法利赛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后人均以“拉比”称之）力挽狂澜，勇敢地担当起挽救犹太民族的历史重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最初在一个被称为贾布奈的犹太学院聚集，带领犹太民族从文化层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文化防卫机制，把犹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既不再是主要以种族为取向，也不再是以地域或政治体制为根基，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自我认同标准的民族。在他们的率领下，犹太民族不仅最终完成了《圣经》的正典工作，一劳永逸地锁定了犹太教经典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编撰出了被称为“第二经典”的《塔木德》，为犹太文化的千年大厦树立起了中心支柱。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犹太民族终于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不朽的、以文化为认同准则的“圣书之民”。

　　犹太教是一个进化、发展的宗教。在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犹太教大致经历了圣经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和近现代犹太教几个历史阶段。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两次历史性的大变革。第一次是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转变，第二次是发生在19世纪的宗教改革，其结果是现代犹太教各个宗派的诞生。在第二圣殿毁灭前后，以色列民族中代表社会上层和保守势力的撒都该人逐渐失去民心，而以学识渊博、致力改革著称的法利赛人赢得了广大犹太人的支持。两派斗争的结果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法利赛人取得了胜利。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圣经，解决新形势下各地犹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原来在圣殿中的祭祀仪式被当地圣堂内的祈祷和《托拉》研究所取代，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等地建立了专门从事《托拉》学习的学校，校长多为著名的拉比。到公元500年前后，犹太拉比们完成了《塔木德》的编纂，从而完成了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的转变。《密西那》名为神授的口传律法，实际上是拉比们意见的汇集，体现了那个时代拉比的集体智慧。如果说圣经时代的权威是先知和祭司家族，那么，此后则是以拉比为核心的时代。拉比们成了犹太经典的权威解释者，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学问家和精神导师。尽管和拉比犹太教并存的还有卡拉派、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以及其他派别，但拉比犹太教始终是犹太教的主流派和正宗，这种局面直到近现代才被改革的浪潮所打破。法国大革命和由此而开始的犹太人的解放是犹太人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决定近现代犹太教发展方向、形式和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在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经济上受到种种限制。与他们的身体被禁锢于隔都的高墙之内相适应，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也只有沉醉在传统、陈腐的《塔木德》学问的框架中。那时，犹太人居住的隔都犹如“国中之国”，而犹太人则成了所在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然而，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的状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先后获得了公民权，享有了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地位，有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多少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在此时得到了实现，这是令他们最振奋、最扬眉吐气的时刻。这就是犹太史上所称的“解放”。解放把犹太人一下子置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使犹太人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理性主义主宰的时代，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都要依据理性法庭的审判决定何去何从。犹太教当然也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同时，解放以后的犹太人首当其冲面临的是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宗主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相对于欧洲来说是迟到了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终于发生了。德国的摩西·门德尔松担当了启蒙的先驱。门德尔松开辟的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革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然而这是一个不易兼得的两难。正是适应启蒙运动目标的需要，德国犹太教内部率先实行了宗教改革。

　　改革的直接后果是犹太教的分裂。原来统一的传统犹太教逐渐分化出改革派、保守派，以及正统派；在20世纪的美国还从保守派中分化出了重建派。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把犹太人分成不同的阵营，导致了犹太人在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别。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正统派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拒绝犹太教的变革。他们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托拉》是西奈山的神启，因此，其中的律法一条也不能改变，否则就是异端。他们还相信将来弥赛亚的降临会恢复犹太国家，重建圣殿并恢复献祭礼拜。大致上说，正统派又可分出极端正统派（原教旨主义者）、新正统派和哈西德派。（1）极端正统派还停留在中世纪，只坚持传统犹太教的信仰，严格遵守教规和习俗，反对科学文化和任何现代事物，不承认以色列国（有的尽管居住在那里），不与其他教派合作。（2）新正统派或现代正统派承认《圣经》和《塔木德》的权威，遵守犹太教的圣日、节日、风俗以及传统道德，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圣堂内做礼拜时，使用希伯来文祈祷，不用风琴伴奏，实行男女分坐。他们相信并参与科学文化活动，谋求和其他各派的共处和合作，支持以色列国并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3）哈西德派（虔敬派）是18世纪中叶诞生在东欧的神秘主义派别。他们贬低理性和知识，强调人的情感，目的是通过虔诚的祈祷达到和上帝的灵交。其祈祷形式直接指向上帝，形式简单，随时随地，无需圣堂。他们还提倡在祈求时伴以歌舞和其他能够激发人的感情的动作。现在，正统派在美国是少数派，约占600万犹太人口的6%，但在许多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改革派犹太教的主导思想是带有明显理性主义因素的发展观，即认为犹太教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应该在发展过程中摒弃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成分，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改革派把犹太教定义为“完全和科学、理性和谐共存的伦理一神教”，奉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公正和各民族和谐统一的大同主义。他们在改革中废弃了不少中世纪习俗。例如，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混合坐，不用希伯来语而用所在国语言读经布道（现在多为希伯来语和当地语言并用），使用合唱队并引入管风琴伴奏；同时，实行男女平等原则，妇女获得了做拉比的权利，并于1972年开始任命女拉比。古典改革派曾把大同主义和复国主义对立起来，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后古典的改革派改变了这一立场，成为支持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革派的中心在德国，战后则转移到了北美。现在，改革派在北美犹太人中约占42%，是成长最快、力量最壮大的犹太教派。

　　保守派犹太教是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温和派。它的前身是德国的犹太教历史学派。19世纪宗教改革期间，一些德国犹太人认为正统派过分强调传统，忽视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革派又过分注重现实，没有给予传统应有的地位，因而各自走向了极端。于是他们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主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历史学派认为，犹太教的成文《托拉》源于西奈神启，而口传的律法则是犹太人对前一种神启的扩展和延伸，是人类理性和经验的结晶。成文法是超时间的、神圣不变的，而口传法则处于时间的流变之中，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做修正和变更。但是，变更的权利不在于个别的拉比，而是学者的一致同意和犹太社区全体成员的普遍接受。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持赞成支持态度。这个学派在20世纪初期在美国发展成为保守派犹太教，而且曾经一度成为最大的教派。现在，保守派在美国占犹太人总数的40%，就保守派坚持犹太教律法和仪礼的重要性而言，它接近于正统派，而就其赞同律法的可变性、灵活性而言，它又很难和改革派划清界限。保守派圣堂的用语为希伯来语，礼拜时实行男女分坐，妇女逐渐取得了和男子平等的地位，1985年开始任命女拉比。

　　重建派是从美国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年轻犹太教派。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认为，超自然主义的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不能适应现代性和当代犹太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重建，将其改造成为自然主义的、民主型的宗教。他心目中的犹太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上帝、《托拉》和犹太人构成它的三大平等的要素。然而，上帝不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而是内在于宇宙万物中的"为了拯救的力"，《托拉》是犹太人经验的记录，其中的律令乃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拯救"不是来世的永生，而是现世的道德满足。重建派在仪礼上接近保守派，而在理论观点上甚至比改革派还要激进。这个派别主张自由地解释传统，以圣堂为犹太生活的中心，主张宗教生活的民主化，鼓励和支持以色列国的建设。重建派是犹太教最小的派别，约占北美犹太人的2%，它对犹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正如自由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言，犹太教的确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宗教。在最近几十年内，犹太教虽然没有本质性的变革，但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自由、世俗犹太人队伍的不断扩大。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欧美，而且也发生在以色列。他们或者公开宣布不承认任何宗教，或者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在名义上属于某个公会，而实际上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也不遵守犹太教的法规和习俗。这种现象给人一种犹太人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日趋淡化的感觉，甚至可以看做一种和欧美文化同化的趋向。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在散居近2000年后仍然能够作为民族而存在，多半在于她的宗教和由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其宗教得以延续和维系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流行和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十八九世纪，为数不少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后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了基督教，自觉自愿地被同化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在遭到普遍谴责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有利于各民族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的条件日渐稳固，这恐怕是犹太人世俗化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同化和世俗化是威胁犹太民族生存的最大问题。但是，没有犹太历史上的几次大改革，犹太人可能被同化的更快。所以，改革是维系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改革思维是每一个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不改革和创新就意味着死亡”。一个民族和宗教发展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的。

　　当然，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发展，不仅是追求物质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追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完善，按现在的说法叫“科学发展”。对此，犹太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已有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是相当明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这一信念植根于从预言家经过基督教、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个时期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而弗洛伊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悲剧。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人还能还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话，那么，人就会得到快乐，但却失去了智慧；如果人继续是更为复杂的文明建设者的话，那么，人将变得更加聪明，但却更为不幸，更为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进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赐福，社会干的坏事和好事一样多。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总是朝着人的自我实现这个方面前进的；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一个"善的社会"也就是善者们的社会，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并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的社会。

　　那么，经济发展或科学发展观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按照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经济发展的一般定义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加自己的福利。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征含有一些崇高的目标，出于对人类可能进步的坚定信念，解除贫困和消灭贫困成为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此外，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是同义词，但内涵却明显不同：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以及高尚的道德意义。“正如在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指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能力）。”

　　纵观西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首先是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9世纪各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其次是组织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社会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是物质福利方面的一个进步。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进步。死亡从来就是最大的威胁，而由贫困走向富裕，首先就是远离死亡。其主要的指标就是关于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变化。贫困通常是与文盲、迷信、无知和孤陋寡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走向富裕不仅意味着住房的改善，还意味着消除文盲和迷信，让个人享有更多的文明、安宁和自由。正如《西方致富之路》一书所言："贫富社会之别并不仅仅在于哪个社会拥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在于富裕的社会为其成员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基础就是判断社会进步不能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的马首是瞻。按照华尔街资深评论家和预言家犹太人彼得·希夫的观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意味着一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完全是谎言，“GDP基本无关经济的健康与发展”。彼得·希夫认为：

　　GDP虽然一向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也未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在内。而且，破坏性活动同生产性活动一样，都被计算在了GDP内。这样一来，横扫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也增加了美国的GDP，尽管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他如预防犯罪开支、离婚费用、医疗费用和国防开支等也都被记入GDP内。

　　GDP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它不包括任何非货币性交易。比如，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不记入GDP的，因为这无须支付薪水，但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不是由家庭成员，而是由保姆来承担，就会记入GDP，因为雇保姆是需要花钱的。同样的道理，志愿者的活动也不会记入GDP，因为这并没有涉及开支。

　　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会增加GDP。

　　收入分配被完全忽略。如果一个家庭拥有整个国家的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会增加GDP。

　　和制造污染一样，清理污染也会增加GDP。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就增加了美国的GDP，因为这是花钱雇人清理的。

　　同理，借贷消费也会增加GDP，即便这些外债是由我们的后代来偿还的。

　　此外，GDP数据还经常会被统计人员篡改。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活期支票账户增加GDP等。正如先前我们所谈及的生产力神话一样，如果一个企业花费100亿美元购置了一批电脑，而这些电脑与先前购置的电脑相比，性能提高了5倍，那么政府在记入GDP时，100亿就成了500亿。在某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计算方法；但在彼得·希夫看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操纵。

　　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它还是被用做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美国庞大债务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就是因为它和GDP之间的比例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殊不知，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矿业等）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

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却没有使人民对这个社会感到满意，这当然是可能的。事实上，自我满足的人民能否由贫穷发展到富裕，首先就是大可怀疑的。一般来说，身体健壮而心理上不安的百姓甚至可能比由于饥饿而麻木的百姓更难对付。然而，即使是大多数人和国民真的富裕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也还是要渐进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更多地鼓励制度创新和科学文明，更少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充分地体现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精神，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否则，这个国家只能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很难成为世界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评价新经济学时写道：

　　据说，骡子既无法为祖先自豪，又不能寄希望于后代。至于新经济学，至少可以说，它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新经济学有前途吗？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子女们会不会围坐在炉火边，好比说手里拿着计算尺，讲述巨兽在大地上游荡的那种年月里的传奇故事，直到原始的野蛮人把他们从城堡里赶出来？

　　这究竟是对当下时代的反讽还是预测？假如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跑到美国或犹太人古老的城堡，会不会被当做一位原始的野蛮人而被撵出来，这是我内心中长久以来的巨大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