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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川俊太郎:我有一颗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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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谷川俊太郎第六次来到中国。这位日本诗坛巨匠在中国的这次旅行依然马不停蹄:3月28日,他和长子谷川贤作在北大举行诗歌朗诵兼钢琴演奏会,次日,他又在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上折桂。


秦斌 摄

  3月28日,春风沉醉的夜里,和一位日本诗坛的巨匠漫步在北大校园里的感觉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陪伴着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的诗人,也是谷川先生诗集的译者田原。

  谷川俊太郎的形象倒没有他在人们心目中那么高大,这位有点瘦小的老人刚参加完与其长子、钢琴演奏家谷川贤作的共同演出,他似乎还沉醉在刚才朗诵的诗的境界里,“世界是一张晴空般的地图/人无居所/最终我也成了流放者”。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他的脚步显得异常地轻快,从百年大讲堂到勺园宾馆的路程,只走了十分钟,当他步入勺园咖啡馆的时候,轻松的脚步声里甚至带着点孩童般的无忧无虑,就像在刚才的演出谢幕时,在儿子的一再催促下,他突然不知道从观众席上的何处钻出来,三步两步跳上了台,却显得分外可爱。

中国是日本的兄长般的国度

  新京报:请问这是你第几次来到中国呢?在你诗集的序言中,你提到了和中国相关的一些东西,中国在你印象中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谷川俊太郎:这是我第六次来中国,我在1999年之前就来过中国,那时候主要是来观光。我觉得中国是像日本的兄长一样的国度,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日本的文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中国比日本人的想象更为广阔,我并不是指这个国家的强盛,而是说中日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非常喜欢中国,很小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家起居室的古玩架上,放着一个我母亲买的中国宋瓷娃娃,我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最好的中国朋友是一位从事对日本广播的女士,不幸的是,她今年年初刚刚去世。我和田原先生是1999年认识的,他自己也是诗人,能为我翻译诗,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日本诗歌的传统中,也受到了中国汉诗的影响,我从小就学习汉诗,它自然对我的诗歌也有一些影响。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些中国的风景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给过我一些灵感,有5、6首是我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完成的。

  新京报:你从17岁开始诗歌创作,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契机下开始写诗的呢?哪些人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

  谷川俊太郎:在17岁的时候,我是受到友人北川幸比古等人的影响,才开始喜欢诗歌的,之前对于诗歌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如果要说谁对我的诗歌影响最大,不太好说,除了诗人之外,我还受到一些思想家的影响,像宫泽贤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永濑清子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其他还有自然的风景给我的启示等,但谈不上单独的个人对我的影响。我幼年时在群马县的山林中度过,我对塑造了我童年记忆的那个环境记忆犹新。

  母亲给我的爱,也是我诗歌灵感的一个来源,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父亲(日本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谷川彻三———编者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诗,除了学问的世界外,他对文学也非常关心,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文学家,而且第一个看我的诗的人就是我父亲,我的第一本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就是我父亲的朋友三好达治帮助我出版的,我由此才踏入了诗的世界。

  新京报:除了写诗之外,你还翻译过不少英文作品到日本,其中有不少获奖。有人说,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破坏?

  谷川俊太郎: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有一位意大利诗人就曾经说过,翻译是对诗歌的背叛。

  音乐和诗歌是般配的

  新京报:在1996-2002年的七年间,你为了配合儿子的演出,在日本国内进行诗歌朗诵巡回演出,没有和诗歌的媒体打太多的交道,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田原说你在尝试一次新的出发,是这样吗?

  谷川俊太郎:对,从1996年开始,确实有七年的时间,我在参加演出的同时,也一直在写诗,写了大概有2300首诗,2004年在中国出版了我的诗选,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但我的诗并不是为了演出而特别创作的。

  新京报:你经常与儿子一起,用他的音乐和你的诗歌朗诵一起表演,刚才的演出现场也确实很感人,在你看来,诗歌与音乐是什么关系?

  谷川俊太郎:两者的关系很微妙。音乐是很独特的东西,人类在还不会使用文字时,就已经懂得了音乐,所以我觉得音乐和诗歌放在一起,是非常般配的。我在很小的时候,跟母亲学过钢琴,但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会了,我的孩子也是因为自己对音乐非常爱好,他从初中开始就迷上了音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表示不想去上大学,只想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选择了音乐的职业生涯。如果要说我的诗歌和他的音乐之间的联系的话,作为父子,我们的东西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在有些感觉方面是很相似的,但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他不怎么读我的诗,而是喜欢自己唱歌,自己写曲。我在写诗的时候,是有意识地为了便于朗诵而写的。

  诗不再盛行,这是世界性问题

  新京报:你的新诗集中,收录的诗风格差异很大,你是在努力尝试不同的风格吗?

  谷川俊太郎:是的,我的新诗中有不少风格迥异的作品。我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一旦老按照一个套路写作,自己就会厌倦,觉得这样非常无趣,所以我会换一种风格。这样我就会自然而然地用不同风格写作,这些风格会相互循环。但我自己觉得不管怎么写作,我自己的风格没有大的变化。我早期的作品可能还有一些是在追求自己的风格,比如是用说话的语言在写诗,但现在我写诗,基本上是根据对象来写,如果是给儿童的杂志写的诗,我尽量用儿童能懂的语言来写,如果是女孩子喜欢的杂志或者报纸,我就尽量用女性喜欢的语言来表现,也许这些可以说是不同的风格吧。我的新诗集里有不少短诗,我是有意识地在写一些短诗,使用了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语言,我特意采用了一种沉默的写作方式。其中有不少关于人性和生命的内容,在我看来,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生物而已。

  新京报:在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诗非常盛行的年代,你对此如何看待呢?

  谷川俊太郎: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共同的问题,应该说跟当今的时代有关系吧。诗歌主要在那些政治上还不太自由或经济上还不太发达的国家流行,它主要作为一种反对性力量存在。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政治上已经比较自由了,可以随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诗歌已经不具有这样的力量了,在中国也是如此,诗歌曾经流行过,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诗歌的力量已经逐渐地被小说,甚至漫画等等取代了,这和日本有点类似。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里,如果想写出高品质的诗,可以经常去旅行,去看看电影,去听听音乐等等,古代的诗歌有不少精粹,但现代的诗歌重复的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诗的心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自己经常不知道怎么写诗的开头?

  谷川俊太郎: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如果能有灵感写诗,当然最好了,但我写诗很多时候是应邀之作,没有办法等待,必须赶在截稿之前完成。但有时候我一直到了截稿时间,脑子还是一片空白。我现在的写作习惯是要等自己变得冷静、理性了,再写诗。最好的状态是我什么也不想,自己进入了好像神灵般的状态,语言就源源不断地从我的脑子中涌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诗的心。

  新京报:你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家庭生活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情感的多产与诗歌的多产有必然联系吗?

  谷川俊太郎:我自己的感情经历和家庭生活,对我写诗过程中的情感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和诗的语言区分开的话,那诗一定不会是好诗。诗是虚构的。写诗的方法必然也是虚构的,诗人的实际生活和诗的内容是不同的,但读者容易把诗人与诗中的形象等同起来,如果我在诗中写悲伤的情感,读者会认为诗人很悲伤,如果我写诗歌中的失恋,读者会认为诗人失恋了等等。其实如果不虚构的话,是没有办法写诗的。但写诗的时候的感情,又是很微妙的。诗中的喜怒哀乐与诗人实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是不同的,诗人在很悲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写诗的。只有自己变得清醒、理智,能够控制自己情感的时候,才能写诗,尽管这种悲伤的情感诗人可能经历过。

  “诗是一言难尽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过,诗歌是需要品味的,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区别就像中国菜与日本料理的区别一样,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谷川俊太郎:可能是如我所说的,也可能是误解。田原把我的诗翻译成了中文,中国人可能比较喜欢味道重一点的诗,喜欢用语言来强调、突出诗,喜欢在诗中表现强烈的感情,日本人则喜欢需要细细品味的、比较淡的诗,甚至有些没有在语言上表达出来。

  新京报:你今年74岁,有着50多年的诗歌写作经历,有人称你是日本现代诗的松尾芭蕉,在你看来,诗是什么呢?

  谷川俊太郎: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太敢当(笑),因为松尾芭蕉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的话,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回答,但对我来说,诗是一言难尽的。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诗的形式是很丰富的,可以用不同手法来表现。

  三四年前我写过一本叫《诗是什么》的书,书中提到的主要是日本的诗,也有中译本。我在书中列举了很多值得品味的诗,说明诗可以有很多种理解,诗有这么多类型,可以用这么多手法来表现,有些表现的是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有些表现的是超越人类认识极限的情感。

  如果把诗的概念观念化的话,我不太同意。诗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实际形态,比如说,提到俳句,我就举了松尾芭蕉的诗为例,希望读者从这些诗中慢慢体会。所以说,诗是一言难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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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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