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是很了不起的。这了不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也为佛法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现在，凡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也都有佛教的传播和弘扬，像越南、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如此。

儒家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和佛教非常的相似，比如儒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格局情怀，而佛教有“普度众生”的那种担当精神；比如儒家有“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无碍与智慧，而佛教也有“万事随缘”的那般圆融和洒脱；比如儒家有“反求诸己”的克己功夫；而佛教也有“莫向外求”的实践路线……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关于究竟目标的安立和到达路线也是极其相似的。佛陀开示八万四千法门，无非是在破除人们的两种执着：一是人我执，一是法我执；断除两种障碍：一是烦恼障，一是所知障；证得两种德：一是涅槃德，一是菩提德。而整个儒家的核心，也无不是在讲这个。如何体现？其实就是体现在一个“诚”字上面。那么，什么是“诚”呢？“诚”就是断恶修善，就是破我执、断二障、证二德。这一点在儒家纲领性的著作《大学》和《中庸》中，都有非常明确的阐述。

如《大学》中的一段：“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讲的“诚”，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能做到讨厌“恶”就像讨厌“恶臭”那样，喜欢“善”就像喜欢“好色”那样，这就是不自欺，就是自谦。能如此自谦，就必然能做到慎独。这就是“诚”。那么，这“恶”是什么呢？根本上来讲，就是人我执与法我执，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这“善”是什么呢？也就是涅槃德与菩提德。这一“诚意”在整个“大学之道”中的位置极其关键。程子与朱子认为《大学》旧本有错简，这一段在旧本中位置有误，遂将之调整到诠释“明明德”、“亲民”、“至善”等三段之后，其实真是枉费了圣人的一片良苦用心。另外，朱子还“窃取程子之意”以补充“格物致知”的那一段，也有画蛇添足之嫌。

其实《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就是在讲“格物”与“致知”，这一点已经再明确不过了。那么讲过“格物”与“致知”，接着讲“诚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就在下面，讲过“诚意”，并不是紧接着讲“正心”与“修身”，而是讲起了“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又回到了初立的宗旨上来了。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发人深省的一种安排吗？这说明，如果“诚意”做到了，就能达到“明明德”与“亲民”；“诚意”做彻底了，也就做到了“至善”的境界。而之后的“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深化“诚意”的功夫而已。由此来看，“诚”不就成了整个“大学之道”的核心了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可以在《中庸》里面得到充分的证实。

如《中庸》中的第一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阐述的思路与《大学》如出一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在开宗明义，以“致知”（学习—修道—率性—天命）。“致知”之后做什么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要“慎独”，也就是“诚”，所谓“诚”，就是远离“非道”而就“道”。“非道”导致我执与二障，唯有“道”方可证得二德。顺着“诚”去做，那么达到的境界就是“中和”的境界，就能够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终成就依正庄严的境界。至此之后的整部《中庸》的内容，都是在对“诚”进行诠释，从“诚之道”乃至于“诚道”。

由此来看，整个儒家的内涵无不在“诚”一字，这就相当于说，整个佛法的内涵无不在“觉”一字。其实，有“诚”便有“觉”，有“觉”便有“诚”。这样一想，内心何其舒畅与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