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穆藕初先生的生平,人们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位极有钱又积极入世的大实业家,身上居然没有多少“财经味”,而且反而信仰出世的佛教。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太难做到了。
　　在穆先生从商的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上的“财经味”、“投机潮”绝不亚于现在。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第一次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拜金潮比现在更甚。尤其进入抗战后,重庆被日本人封锁,物资稀缺、物价飞涨,很多商人、官员囤积货物、收藏黄金。因为穆藕初先生有大量现金,人们也想拉他参与,但是这位“老富豪”却怒斥这是“发国难财”,且利用自己从政后的职权对囤积居奇大加打击,以至于当时重庆商人中流传一句话:“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还妨害他人发财!”并以谐音“木偶”讽刺他。
　　放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连本应以天下民生为己任的央企都上赶着跟风炒作房地产时,再看穆先生的做事风格,岂不着着实实地让人钦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不是他跟着钱跑,而是钱在跟着他跑!
　　那么,穆藕初是怎样炼成的呢?
穆藕初资助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赴美留学时留影（后排右起：周炳林、段锡朋、罗家伦；前排：汪敬熙、康白情）
　　以“集亿万金,圈千倾地”为天职的学生
　　穆先生不爱财,可能人们会认为他成长在大富之家,其实不然。穆藕初先生1876年出生在上海浦东一户做棉花贸易的家庭,早年坎坷,因为父亲早逝,不得不中途辍学,维持家里生计。
　　但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经历过国家的苦难和屈辱: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尤以甲午战争中国的耻辱对其刺激为大。爱国主义情怀是深深埋在穆先生脑海深处的。
　　甲午战争之后,早已辍学的穆藕初痛苦不已,而且认定:要努力学习西学,实业救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经过多年条件艰苦的学习,穆先生的英文水平已相当之高。而且25岁那年(1901年),在上海经过激烈竞争后考入海关工作。这是穆藕初先生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进入海关之后,穆先生的生活条件大为好转,尤其是有机会在海关图书馆博览群书,他自己认为27岁那一年是他“吸收新知识最得力之一年”。而且这一年他读了《天演论》,从中感悟到“淘汰的可畏,争存之必要!”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无论从国家的“争存”到个人的“自强不息”,都是穆藕初先生的一个基本人生态度。
　　在1909年穆藕初出国留学前的三四年,穆先生在海关的月收入已达百元,在当时这是极优厚的待遇,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到1909年,34岁的穆藕初还是决心出国做一名没有收入的普通留学生。而与他同时期考入海关的一位远亲,45岁退休时能领到七万两的退休金!而穆藕初怎么能抛弃这一切呢?
　　做了普通留学生不久,他曾给亲友写信阐述留学原因揭开谜团:“他日归国,能集亿万金,圈千倾地,烈烈轰轰,为实业界生色,此固留学生之天职,无敢谦让者也。”
　　多年梦想着实业救国,又看准了中国棉纺织业需要靠工业化大生产来振兴,自然要远赴农场发达又在酝酿现代企业管理的美国“取经”!
　　当有了“集亿万金,圈千倾地”的大视野,还有什么能拴得住他呢?
　　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义的修者
　　到了中年,厂事纷扰之际,对穆藕初人生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人,是著名佛学大师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此前穆藕初曾经对弘一法师表示:“余仅知佛教系出世的,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故余不甚赞成出世的佛教。”但经弘一法师点拨,穆藕初已认识到佛教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而到与太虚法师交流时,谈得则更加深入。
　　太虚法师说:“佛教所谓布施波罗蜜,实不限于何界何人……设立一工厂,则赖之维持生计者若干人;创某种实业,则因而得以温饱者又若干人,此皆布施的真义。亦即吾佛利他主义……学佛正是极平常的事体,只要人类各尽正当职业,各发真正的善心,譬如做官的,则尽其做官的本分,以利国福民为职志,弗做丝毫利己损人的贪嗔想,时刻怀着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则成佛可操券而待也……脚踏实地做去,各充其菩提心肠,打得破厉害关头,使此心毫无牵累,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
　　穆藕初得到这样的解答,自感大启愚塞。曾这样评论自己的信仰:“佛教自可纠正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学佛是自救救人最积极的无上法门。
　　而穆先生学佛与其他同时代的工商巨子信佛教不同,不去担任职务,而喜欢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
　　1925年秋,穆先生母亲朱氏去世,他每天早晨诵经念佛半小时,历时两年却没见他去佛寺或请僧人到家中做佛事,可见独自修身的独特性格。
　　一代大商人的理想人格
　　修佛对穆藕初先生的精神世界是个大解放,也让心灵更为平和,心胸更为开阔,本来就很强烈的爱国、利他精神更是一以贯之。
　　1935年穆先生60岁时,子女要为他祝寿,他不允许;学生也要为他庆寿,也不允许。然而就在生日那天,他却悄悄地捐了2000元给中华职业学校,资助办学,成了对自己60大寿的“庆祝”。
　　抗战开始后,穆藕初去了重庆。重庆大轰炸期间,敌机一来,穆藕初和同事们进入防空洞,敌机一走,马上又投入工作。在洞里,穆藕初和年轻人讲自己的留美生活,有时也畅论时局、谈胜利后的经济建设计划,还谈诗歌……乐观态度绝非能够轻易被环境所影响,大有佛教“以心转境”的精神。
　　对于后来导致国民党大失民心的囤积居奇、通货膨胀问题,本文开头提到,虽然穆藕初当时有足够储蓄可以参与,但以他的人生态度,又怎么可能去“发国难财”?以至于后来物价飞涨,他的储蓄也一步步贬值。甚至在穆藕初的心目中,就没打算为子女留多少积蓄。这方面他已经非常看得开而且西化了。穆藕初常以一句西方格言与人互勉:“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其实这算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了!
　　1943年,68岁的穆藕初老先生去世。去世前要求“不宜厚葬”,并用陆游两句诗叮嘱儿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据穆先生后人说:“父亲去世后,我们检点了一下,发现父亲的旧衣服实在太敝旧了,但又不能违背他的遗训,只好买了一些白布染成了灰蓝色,连夜赶制了一身短衫裤、长袍、马褂。”
　　这真可谓太虚法师所语的:“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这位大实业家实现了他们所信仰的佛家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