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曾国藩其人

“内圣外王”的典范，“三立完人”

严于律己，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 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文字著述。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修身之道

中举后发现自己缺乏身心修养

靠写日记时刻监督提醒自己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四代同堂的耕读之家。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 43岁才考中。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其中“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事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做事步骤

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崇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咸丰二年(1852)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来，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操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凡是遇到有作乱的抓了就杀。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 个大营，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并征得朝廷同意去打南京。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首功的项目。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仗，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前辱。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

为人原则

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淡然对待不公正待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他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的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因此要压制他。

持守三变

依时而变，谦退自抑，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将人则胜，自将则败”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曾国藩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用才理念

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秘诀

许多中进士者，不愿在朝廷为官，而愿意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

后世对曾国藩有很多争论，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论，那就是都认为曾国藩很会识才用才。

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愿意在朝廷为官，而愿意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锻炼，很快能够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这里略举一个例子：

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 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已经被太平天国打下来。

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于是他给朝廷写报告，说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曾国藩识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学问和阅历上的，应该是可以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都是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很神道的东西。

第四，曾国藩很善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谨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方。(3)区别对待。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鼓励可以使一个中才变大才。他也很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国军事、外交的大权。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比生前还高，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鸿章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主要原因。

启迪与借鉴

曾国藩给当今的五点启示

成功关键是自我修炼，自强不息

(一)他可以启示我们，平民子弟照样可以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任何靠山，完全靠自己的奋斗来成就事业。

(二)中等资质者同样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关键在自强不息。

曾国藩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多次讲自己很驽钝。他考进士，考了三次，28岁才考上。曾国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说自己胆气薄弱。他的胆子比一般人还小。至于身体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病号，30岁得了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他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强不息得来。

(三)培养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教育之本。

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应试教育。古代教育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来换得一官半职。现代的教育是为了应付各级考试，以获取文凭学位来谋职谋生。应试教育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对人的自身的培养。其实，世间的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人本身素质的强弱，才是决定事情成败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一个临危受命的军事统帅，曾国藩毫无军事知识和行伍经历，但是他比当时所有的专业军事将领都做得好。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人格的魅力。我们从他后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可以看到早期人格修炼对他的影响。

(四)中年以后的人格修炼重在修心，修心的要点在一个“静”字。

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修心。修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静”字。看好一个大目标，心无旁骛。

(五)做事要开张，做人宜收敛。

他做事轰轰烈烈、大气磅礴，但在做人上却很收敛，他处处谦退，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不要逞能逞强，不要招人闲言，要知福惜福。

所以，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在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另一方面又自我膨胀，锋芒毕露，那么这个人多半要倒霉。各位领导不妨学学这个方法，在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同时，以收敛之心做人。这样，将会在做人做事上有一番新的境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