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北钱南饶”、“北季南饶”之说，他是一位生于潮州的“国宝级”学术巨人

　　饶宗颐———对这个名字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老百姓。他是谁？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季羡林说：“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说：“饶宗颐先生治学，与世俗迥然不同。数十年间，著述逾千万字，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通贯，得其窍要，及前沿之地位，开风气之先声，为海内外同知共仰。2003年辑成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煌煌二十巨册，洵非一般学人所能意想。”

　　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生前评价饶宗颐先生为九洲百世之“东洲鸿儒”。赞扬他是“并世之容甫（汪中，清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观堂（王国维）也”。

　　对饶宗颐先生作出上述评价的，都是中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权威人物，还有更多来自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的评价不能一一介绍。

　　“姑苏香腐”让他六岁扬名

　　15岁时续修《潮州艺文志》，90岁高龄仍坚持研究

　　在中国内地，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季羡林先生曾对饶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有过一篇介绍性文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所有领域，被学界誉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先生名“宗颐”，父亲饶锷为他取这名字，是要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大富之家，早年家有藏书楼“天啸楼”，藏书以10万计，这使他从小在诗书画的环境中受到父亲和名师的教导。他5岁读古典小说，从名师习书法；7岁写《后封神》；8岁读《通鉴纲目》；9岁学经史佛典；11岁学绘画……20岁前，已把香港新垦书局出的新书全部读完。饶氏族人津津乐道于他6岁时的一件逸事：当年家乡一位文坛耆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唐诗一句，他当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传为佳话。

　　饶先生15岁时继承父亲遗志，续修《潮州艺文志》，直到2005年，由他任总纂的《潮州志》重新编印刊行，花时75年。

　　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介绍，饶先生至今著作约70余种，论文超过五百篇。近十余年来，内地也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老子想尔注校正》、《梵学集》、《汉字树》等。

　　90高龄的饶先生现在每天都写字、画画。他又选定了两个系列的重大选题，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一个是《补资治通鉴研究》，并邀集海内外学者合力攻关，最后由饶先生统筹定稿。现在两个系列已有20本专著在台湾出版，内地也同时出版了一部分。

　　师承学术巨子治学强调首创

　　触角遍及各个领域，扎根香港与内地文化血脉相连

　　饶宗颐先生以中学肄业的学历走上学术道路。关于学术成就，他说：“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沈曾植（寐叟）先生是晚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是清末民初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的少数前驱人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力。“他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还有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是清儒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

　　饶宗颐的治学特点是喜欢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了首创精神。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

　　饶宗颐访谈录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由于年事已高，90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由女儿照顾，基本处于闭门谢客状态。

　　在香港潮州会馆林枫林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来到饶先生经常出现的地方，那是在香港跑马地繁华地带一家以潮州口味为特色的菜馆。先生每周来这里四五次，一般都是由女儿陪着，父女两个在高楼大厦的狭窄街道中散步十来分钟，走来吃上一餐家乡美味。

　　我们提前到达饭店。等了约十来分钟，一位老人在一位女士陪伴下走进玻璃大门。老人身着宽身粉红色对襟中式丝绸衫，露出里面红色丝绸缎面滚金边中式立领。这样一位白皙、清癯的老人，穿着这样温暖舒服的衣裳，这样微笑着走来，真是令人如沐春风。

　　从小打坐爱睡“回笼觉”

　　记者：饶先生，我们向您恭贺90大寿。您这样高寿，又这样精神，真是令人羡慕。

　　饶宗颐：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东西，每天打坐。我有个习惯，早上两三点钟就起来，做我的研究，做完后又回去睡觉。现在这个习惯改了，年纪大了，不能够做到了。

　　了解世界汉学是“缘分”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很佩服好朋友钱钟书

　　记：内地学界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您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是什么年代？

　　饶：我们很熟，是好朋友。1980年我在大陆旅行三个月，那一次，我到北京去看他，那时他的《管锥编》还没有出来。

　　我同钱先生见面后很谈得来，记得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我送给他我写的一本词，叫《晞周集》。这本书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教书时写的，是“和周美成词全部”，是大名鼎鼎的张充和帮我抄写后出版的。他也送给我《管锥篇》的手稿。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收集的材料，一点一滴都不放松，一个东西改很多次。这部手稿是在印出来的书上，他自己又在上面加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还保留着。

　　记：季先生同您的友谊也不错吧。

　　饶：我们的友谊也是很好的。季先生在我的《清晖集》里写的序，我怕会得罪很多人。因为他赞扬我的书画，把我捧得太高了。

　　感谢顾颉刚和中山大学

　　记：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同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顾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那时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记：当年您好像只有十几岁。

　　饶：我18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全中国地方志，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

　　记：这么说中大是您起步做学问的地方？

　　饶：这个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很感谢中山大学，感谢那些方志。禹贡学会是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创办的，我在中大参加禹贡学会后，第一篇论文叫《潮州旧志考》，就发表在顾先生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这以后我的文章可以随便在《禹贡》上发表。那时顾先生正在主编《古史辨》，他叫我主编第八册《古地理辨》，我也编好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当时我没有拿出来出版。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少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有怀疑精神才能做学问

　　记：说到《古史辨》，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看法。《古史辨》的思想基础是“疑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并以“疑古”精神研究古史。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他写了一篇《走出疑古时代》的文章，对“疑古”观提出质疑，在内地学界引起一场论战。您对这事怎么看？

　　饶：这件事情我知道，近代中国100年的学术史都在我的脑袋里。我跟学勤是老朋友，他的《走出疑古时代》我也看了，他批评“疑古”，我觉得比较激烈了一点。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中国文化最好部分是“隐”

　　记：您认为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哪个国家水平比较高？

　　饶：这个我不批评，我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一个基本条件，看你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支持北大修“经”修“藏”

　　记：现在国内有一种文化上的现象，就是关于国学的复兴。您认为对于国学的学习，最为关键的是要注意什么？

　　饶：比如背诵古诗文，就要商量，哪些应该背，哪些不应该背。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研究国学，这个大家都要坐下来研究。国学中有些东西是不必要去学的，比如背《三字经》就没有必要。小孩子学国学，先要把朝代先后弄清楚，就是要了解自己国家基本的历史。

　　记：有一种思潮，就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上逐渐走向断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饶：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出现了一种新文体，这就是语体文。白话文把语音简单化，这是很大的贡献。那么说到它的缺点，是方法上面的，就是在排除古代的东西方面，太偏激了一点。比如我对胡适先生很尊重，我见过他。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自己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还有他对人家写来的信都复信。这个我做不到。而对他的方法，就是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不要太大胆假设。科学嘛，是要讲试验的。这个假设不要乱假设，不要太快乱假设，求证是应该的，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我对他的这个有保留。还有我们当年把经全部否定，把经变成史，变为史料。我曾向北大的人建议要有我们的经。我们有十三经，但是要改良。比如有些东西不应该入经，如《尔雅》，它是训诂的书，不应该入经，我们的经要重新整理。现在国家昌明，大家要坐下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记：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

　　饶：这个我知道，他们是受我的影响嘛。现在由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持，又开始编纂一部大书，叫作《儒藏》，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比如易经，还有老子、墨子、庄子。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客观的新材料可以用，可以把包括新出土的文献在内的所有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过去讲“三藏”是指佛教里边的“经、律、论”，而现在这个新“三藏”，是指儒、释、道各有一部经典。我的意思，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