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的关联，西方的一些生态哲学家也有过论述。

　　莱斯(WilliamLeiss)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征服’自然的观念诱发了虚妄的希望，在这种虚妄中隐藏着现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自然的控制和人的控制之间有着难以解脱的联系。”布克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之间的相互征服。“社会生态学最基本的要义就是：我们首要的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问题。”“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例如男人统治女人，一个阶层的人统治另一个阶层的人，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实意味着生态学之外的更大更紧迫的社会危机，即等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家长制的和阶级的矛盾加剧和发展。”布克钦甚至说“要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只有通过依照生态的路线、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作为指导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方式才能实现。”凯伦·沃伦(KarenWarren)在她主编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著作里总结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在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有历史的、体验的、象征性的、理论上的重要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坚信，这种统治的逻辑既被用来为人类的性别、人种、族群或阶级统治辩护，又被用来为统治自然辩护。”“生态女性主义者要分析的就是这样的两种孪生的统治——统治自然与统治女人，并思考对有色人种、儿童和下层人民的统治。”

　　其次，儒家生态思想对人在自然界里的巨大能动作用给予了突出的强调，而对这种能动作用的忽视，恰恰是生态整体主义的又一个缺陷。《中庸》强调了人类爱护自然的天赋责任和参与并辅助自然进程的能动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辅助和保护万物依其本性充分发展，发挥能动性补足天地之化育，这是人类义不容辞的使命。作为生态系统中最具建设力和破坏力的人类，如果不能尽其自然责任，完成其自然使命，必将给整个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才能较好地理解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那样：“人就是天生要扮演一个主动自觉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参天地之化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他傲慢，他不谦虚，而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

　　从儒家生态思想这个视角去考察生态整体主义，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人类是生物共同体中最有能动性的物种，他既能一手造成了当今的生态危机，也能、而且只能依赖他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子系统内部的关系和谐、公平公正，是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稳定、和谐的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生态整体主义不仅要强调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还必须突出强调人类在保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方面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强调人类这个子系统的内部关系对于母系统的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把人类子系统内部关系的改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会公正的实现、生态正义（包括世界范围的、一国内部的、代际之间的生态正义）的实现、全人类的和平与合作等——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生死攸关的重大影响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