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后启蒙时代西方文化建立世界的观念秩序，在时间上的知识扩张表现为历史学，在空间上的知识扩张表现为人类学。他们在自由与进步大叙事下确定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与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与意义，目的在于在差异与等级秩序中确立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构成知识扩张与经济政治军事扩张的不均衡的、动态的、交换关系。中国国民性话语也就在这种语境下生成。它由那些文化精英们确立意义核心，同时在大众舆论层次散播、丰富，形成整个社会中的话语意义环流网络。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国民性本质如何，而是这种所谓的本质如何被证明表现在个体的性格特征上。

　　19世纪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直接的文化背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需求是西方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的扩张。不同种族因为人种与文化的差别，在世界文明的进化等级秩序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三个世纪间西方人的世界扩张几乎所向披靡，历史似乎证明白种人是毫无异议的优等种族。而为白种人当奴隶、种甘蔗、挖银矿的黑种人，是当之无愧的劣等民族。然而，当西方扩张大潮扩展到东亚这块世界上最为遥远的土地上（准确地说是距离西方最遥远，是东西航道的尽头），一种深厚顽强的抵抗力量出现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既不开化又不愿意归化，他们在理智上拒绝现代科学与技术，在道德上拒绝基督教。西方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扩张在中国遇到的阻碍与困境，似乎处处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开始思考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为什么老而不朽，顺而不从？为什么软弱中有勇敢，温和中有残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性格，构筑了这种地球上最为独特也最为恒久的文明？

　　世界上有不同的“物种”，在人这一物种中，又有不同的“种族”或“民族”。西方19世纪流行的“种族”概念，强调的是人种的生物学意义，与之相关的“民族”，则在生理基础上强调了文化心理与社会制度的内涵。所谓一个民族，不仅有共同的遗传特征，诸如体型、肤色等，还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诸如语言、心理、制度与生存地域等。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征，是相互差异也相对稳定的。同一民族的某些最基本的遗传特征和某些最基本的品性特征，往往是不可改变也难以交流的，它们决定着该民族独特的制度与信仰以及独特的历史命运。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构成优劣高下、文明与野蛮的世界等级制度。民族兴衰，除了生理与心理的要素外，更重要的似乎是国民品格。他们希望在整体上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因为在历史的诸多偶然中，只有找到一些必然的因素，才能把握这个帝国的历史（停滞的文明）、中西冲突的现实与西方在中国殖民和传教的未来。而民族性格则是历史中的必然因素，它是历史的成果、祖先的遗传、行为的动机，至于文化制度，不过是其表现形式。民族的性格或气质，可能才是最终的解释因素。

　　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在19世纪达到高潮。这一时期许多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都将中国人的性格当作注意与思考的焦点。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中国的国民性本质如何或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假设可疑，而是这种所谓的“本质”与构筑这种“本质”的理论如何在个体的性格特征上获得证明；纷乱庞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破坏其个性的一致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可能破坏民族性格的整体性。对于当时西方那种简化、浅化的中国人的性格形象，卫三畏牧师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他认为不论是猎奇的旅行家还是掠货的商人，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他和他那些同道们，为了上帝的利益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十几年或几十年，他们才最有发言权。他们有良好的修养，有在中国多年生活的经验，有对中国人的品性与心灵的实际的关注，有改造中国人性格的使命（传教）。卫三畏牧师自己写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国总论》，成为19世纪西方汉学经典，这是译本沉重的书，不久，明恩溥牧师的《中国人的性格》①出版了，这是一本轻快的书，迅速流传开来，从农夫到总统，从西方到中国。《中国人的性格》不仅代表那个时代对中国国民性格特征的普遍观点，也代表西方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人的性格的议论或争论的终结。他将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概括为26种，人们似乎已想不出更多，当然，也不能更少。明恩溥真正的工作实际上是综合了一个多世纪间西方关于中国的国民性格的各种看法，他的观察不一定全面，但却细致；他的理解不一定准确，但却显得机智；他的观点未必深刻，但他表达观点的文风却幽默活泼。他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确定了大众舆论中的原型。

　　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19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26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中国人的性格》中所讨论的26种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大致可分为生理的、心理的与伦理的三个方面，其中心理的又可分为智力与品性，伦理的又可分为家庭与社会等不同方面的内容。严格地说，生理特征不属于性格范畴。 “不紧不慢”，“神经麻木”“生命力强”，“随遇而安”，既是中国人的某种生理特点，也是由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多灾多难的历史造成的。中国人富于忍耐力与惰性，在灾难与痛苦面前神经麻木，都是忍受这种恶劣条件的能力。明恩溥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中国人活易死难。他们生殖力强、随遇而安、寿命长，而且大灾大病都无法夺去他们的生命。生理特征很难说是纯粹生理的。比如说，神经麻木与忍耐、冷漠的心理状态相关，随欲而安、活易死难又关系到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所以我们很难在严格意义上讨论生理特征，也很难将一种特征与另一种特征严格地区分开来。明恩溥往往只描述特点，不注重解释与分析。而且，他所描述的这些特征，彼此之间的界限也不够分明。或许事实上是不可能分明的。心理特征多属于狭义的性格特征的范围，但心理特征中有智力上的，亦有品性上的，如果再加细分，或许智力方面的特征，不属于性格，如不精确、易误解、思维混乱等。性格属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在这两个领域中它的定义又是那么含混，有那么多的歧义。我们只能在普遍赞同的前提下，甚至是接近常识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表示个体或群体的相对独特性的概念，并假定这种独特性既表现在特定对象的精神与行为的某些基本特征中，又表现在基本特征的独特的组合构成中。

　　忍耐、知足、顺从、甚至节俭、勤劳、拖沓、守旧，都属于品性方面的特征，如果将明恩溥描述的中国人的品性特征从善到恶排列，拖沓守旧已属于陋习，至于冷漠、猜妒、不诚实，就完全是道德败落了。上述所谓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并非明恩溥的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一再重复，已成定见，明恩溥除了少许的补充与修改外，只是叙述得更公允温和、机智生动一些。明恩溥在第17章讨论的中国人的忍耐，是与坚韧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有优点，如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也有缺点，如无所作为、逆来顺受。以往西方人讨论中国人的忍耐，多是从被动意义上理解，强调的是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顺从软弱的忍受，没有看到柔顺中的坚韧。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的积极内涵，以后还会随着对道家哲学的研究，不断被发现、发扬，成为中国精神或东方精神的基本特征。同一种性格，有人看到优点，有人看到缺陷。这是性格研究的模糊之处。如果向肯定面看，知足常乐也是与忍耐坚韧相关的一种美德。中国人往往有一种忍受苦难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在困境中生存，于绝望处抗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美好的未来有强烈的向往，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所期望，无所期望则无所失望，艰难困苦也就自在平常了，所谓知足者常乐。明恩溥认为，知足常乐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但同时也会造成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缺点。似乎没有一种品性不是超越善恶的绝对尺度的，明恩溥力求公允，似乎还不仅是一种态度，而是他认识到民族性格自身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中国人并不懦弱，然而是否就顺从呢？明恩溥的见解较为深刻独到。他看出中国人实际上是“顺而不从”。中国人的顺从是表面的，骨子里却执拗坚定。“顺而不从”可以从积极角度理解，就是执着，从消极角度看，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固执的态度如果表现在固守成规上，就是守旧。西方人一直在讨论中国文明的停滞，如果从民族性格角度讲，停滞的原因就是守旧。凡是古老的就是好的，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心态。如果世界的完美状态是什么都不改变的静止，那么时间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19世纪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将世间的人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生短暂，所以处处珍惜时光，大洪水前的人没有生命有限的意识，所以从来也不知光阴紧迫。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属于大洪水前的人，缺乏时间观念。《中国人的性格》第5章讲中国人漠视时间,指中国人不珍惜时间也不遵守时间，惯于拖沓、延误，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娱乐上，总是没完没了地消耗时间。中国的戏要连演上许多天，宴席总是迟迟不散。还有，中国人勤劳、他们从早到晚工作，但效率很低，劳动也变成了消磨时光的方式。

　　勤劳与节俭是中国人最著名的两大美德.中国人从皇帝到官吏百姓，工作都非常勤奋，他们工作时间长，强度大，而且终年累月。西方的流行观点认为东方人懒惰。中国人却例外。如果说勤劳与节俭是中国人品性中最优秀的部分，那么，在西方人看来，冷漠甚至残暴、猜疑与不诚实，则是中国人品性中最堕落的方面。《中国人的性格》中第21章“缺乏同情”、24章“相互猜疑”、25章“缺乏诚信”也是全书中最长的章节，几乎是有些章节的篇幅的一倍。中国人冷漠残酷，有天性、亦有生存环境险恶的原因。中国人的猜疑与欺骗，似乎也有天性与社会两方面的原因。中国人相互猜疑、陷害，人人自危。他们不相信别人，同时也欺别人，整个国家谣言泛滥。说谎在中国已不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几乎无谎不说话，人们不在意自己撒谎，同样也不在意别人对自己说谎。欺诈与猜疑是相关联的，人人欺诈也就人人猜疑。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最少见的就是“真相”。另外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还表现在心智上，不精确（第6章）、易误解（第7章）、思维混乱（第10章），在明恩溥看来，中国人绝大多数无知狭隘，头脑混乱，一生除了一些荒唐的迷信之外，只知道“肚子与钱袋”。总之，中国人的性格尽管有善恶种种表现，但归根结底的问题缺乏人格与良心。

　　明恩溥对中国人的性格缺陷尽量表现出同情与谅解，但却从未动摇过其否定的立场。因为只有否定了中国的国民性，西方才能用基督教信仰加民主政治的“西化”模式改造中国。他在最后的总结中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命运：“……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他的答案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缺陷：中国人缺乏人格与良心。“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与良心。”缺乏人格与良心，实际上是对中国国民性最彻底的批判。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一个多世纪间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特征的讨论，有尘埃落定的感觉。哲学家们在世纪初假设了中国国民性的所谓“奴性”的“民族精神”，传教士在世纪末确定了表现这一“民族精神”的26种性格特征。这26种基本性格特征将划定一个具有某种构形力量的话语域，任何有关中国人性格特征的讨论，都要从中获得词汇、假设、特征范畴与表述策略，26种性格特征不断被引用、改写、复述、质疑、巩固。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讨论中国的国民性，在理论假设上不出黑格尔，在特征范畴上不出明恩溥。世纪初来到中国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同样谈论中国人逆来顺受、被动懒惰、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爱面子、贪婪、懦弱、冷酷等性格特征，34世纪中美国记者伊萨克斯调查的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品性善恶，种种特征基本上也都是明恩溥描述过的。35《中国人的性格》不仅广泛影响了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见解，也影响了东方，如日本的中国观，甚至支配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反思。在中国，接受反应有很大的差异：有赞扬的，如李景汉、潘光旦，认为明恩溥所说虽不一定事事正确，但基本真实，而且胸襟阔大、动机纯正，对中国有强烈的感情；有反对的，如辜鸿铭，他认为明恩溥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因为他不够深沉。但不论是赞扬者还是反对者，讨论中国人的性格，无不以此书为出发点。鲁迅先生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一再提到明恩溥这本书。话语霸权的存在，你可以接受它，你也可以反对它；但即使反对它，也必须以它为前提，林语堂写《吾国与吾民》，讲国民性格“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这些特征都是明恩溥等人多次谈到的，《中国人的性格》也是林语堂说明吾国吾民的先在框架。林语堂可以反驳，但不可以沉默。反驳不仅以西方话语为前提与基本范畴，而且，由于陷入话语霸权中，反驳也显得无力而且模棱两可。36

　　西方在精英理论与大众舆论层次上对中国国民性的“发现”或“发明”，到19世纪末已经完成。话语的力量可以实现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也可以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在异文化语境中，尤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劣势文化中。中国早期现代思想家不仅在国民性改造前提上认同西方现代性话语，假设民族性格是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基本因素。而且，关于国民性特征的讨论，也在西方话语中进行，这套话语在杜赫德、孟德斯鸠的文本中始建，到黑格尔、明恩溥完成。描述这一“知识谱系”，可以揭示现代性理念中潜在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文化逻辑。

　　① 维新派讨论“国民性”问题，最早见于1898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日本横滨）的《戊戌政变记》，但直到1903年3月第25号《新民丛报》刊载的梁启超《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国民性才作为一个正式术语使用。梁启超的定义是：“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征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以后孙中山、陈独秀、杜亚泉、蔡元培、鲁迅等人都讨论过中国人的国民性。“国民性”本来是一个中性名词，但在国民性批判与改造国民性的语境中，它却带有了明显的贬义与否定性，国民性经常带有国民劣根性的意义。

　　②《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典范之作。关于其创作动机，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写道:“……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933年，鲁迅再次重申《阿Q正传》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再谈保留》）茅盾在1920年讲道：“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小说月报》十三卷二期“通讯”）二年后，周作人补充到:“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在现社会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契诃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晨报副刊》1922、3、19）茅盾在分析《阿Q正传》的社会意义时进一步指出:“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一-'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是《阿Q正传》流传极广的主要原因。”（《文学周报》第十九期，1923、10）端木蕻良在四十年代《论<阿Q正传>》中提出的观点全面总结了阿Q的普遍性意义:“阿Q性的社会根据是次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阿Q哲学又成了一种奴才哲学。因为中国全国都陷在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和每个阶层的分子也很自然的都染上一副阿Q的面孔，所以阿Q出现的时候也带有全国性。"

　　① 见张梦阳《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鲁迅研究年刊》1980、2；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5-108页。

　　②日本人安冈秀夫写了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其中多引据《中国人的性格》。他将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9点：1、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2、安运命而肯罢休；3、能忍能耐；4、乏同情心多残忍性；5、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6、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7、泥虚礼而尚虚文；8、迷信深；9、耽享乐而YIN风炽盛。鲁迅说读这本书令作为支那人的他，“的确不免汗流浃背”，“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逝世前不久，鲁迅还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史密斯即明恩溥（Arther Smith），《“立此存照”（三）》，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三卷，第239-240页；第六卷，第509页。

　　③典型如严复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天力。”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

　　①孟德斯鸠之后，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方人普遍发现中国的南方人比北方人还要勤奋进取。这就必须修正孟德斯鸠的理论原则，或者重新解释中国的事实。20世纪初美国的人文地理学者伊利沃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继承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在《种族的品性》（The charatevs of Races， 1924）一书用四章讨论中国的国民性。但他用中国历史中的灾荒与移民来解释中国南人与北人的性格特征与气候环境决定论的一般原理的矛盾。他认为中国的南方人保存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北方胡族入侵，使土族大姓南迁，历朝历代的灾荒，是一次次自然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总是那些勇敢自信、有毅力有开创性，吃苦耐劳的人在灾荒中离乡远走，从北到南存活下来。于是，今天，中国的南方人不仅比北方人勤奋进取，而且比北方人勇敢。E•亨廷顿译文见《潘光旦文集》第三卷，潘乃穆、潘乃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177页。

　　① 赫尔德说：“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是从人种学的角度讲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来源是中亚的游牧部落随着下山的河流逐渐迁移到中原的。

　　①杜赫德举的例子是洪若翰神父提供的：“一天，我走在一条狭窄的长巷里，突然遇到许多马车堵住了路。我原以为他们会像在欧洲常见的那样大发脾气、用脏话骂人，甚至还会打架。但是，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他们互相致意，温良恭敬地说话，仿佛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然后大家相互帮助顺利通过。”

　　1 马克思原文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一卷，第629页。题记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参见梁启超《新民说•叙论》《梁启超文选》，夏晓红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上，第102-114页。

　　3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

　　4 The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I.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London：1896， P18.

　　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卷，第38页。

　　6参见《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十四章，“法律和气候性格的关系”，第227－230页。

　　7 《论法的精神》第230页。

　　8 《论法的精神》第316页。

　　9 （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6、88页。休谟有关民族性格形成原因的讨论，均见于该论文选中收入的文章《谈民族性》，见该书第85－100页。下引不另注。

　　10 赫尔德有关中国人特性的论述，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92页。

　　11 《东方学》，第155、297页。

　　12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88、90页。

　　13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89页。

　　14参见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ited by Stuart Hall,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Chapter Ⅰ, “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on”. 又《东方学》，第349页。

　　15 乔治•安逊的舰队到广州，花了很多的钱购买食物，发现中国卖给他们的肉鸡、猪肚子里都装满沙子灌满水，三倍于实际重量，蔬菜都烂了，夹着杂草。《安逊环球航行记》中对中国人的品德颇多诋毁，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具体论述参见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by Jonathan D. Spence,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London, 1998,P146。

　　16 （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上册，第216、217页。

　　17 J.-B.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rans., by John Watts, London,1736, Vol.2, "Of the Genius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128-137.

　　18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5页。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遭遇与见闻，均散见于该书。恕不一一注明。

　　19 Lord Macartney，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 1793--1794，Edited by J.L.Cranmer-Byne，Longmans，1962.P87.

　　20 John•Barrow，Travels in China， London，T•Cadel，1804，P187.引文参考蒋重跃、刘林海先生的译文。

　　21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LL.D.，Astronomer in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1792，3、4 ...Compiled from his notes and correspondence......By Proudfoot，William Jardine，Liverpool，1868，P94，引文基本依照《停滞的帝国》中的译文。

　　22 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See“An Embassy to China” Edited by J.L.Cranmer-Byne，Longmans，1962，P225。

　　23（英）斯当东《大清律例评论》，载《爱丁堡评论》1810年16期，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 刘林海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引用时核对原文对译文有所改动。

　　2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5 《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5－96页。

　　26 《历史哲学》，第142页。

　　27 《历史哲学》，第126－131页。

　　28 《历史哲学》，第136页。

　　29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05页。

　　30此段引文采用贺艳玲的译文，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德）夏瑞春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4页。贺译比王造时先生的译文在此一段更清楚，王译见《历史哲学》，第143页。

　　31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ited by Stuart Hall, Sage Publiction, London,1997,P58.

　　32 John Henry Gray ，China: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2vols，1878; Shannon， P14.

　　33 Samual Well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P836. 译者蒋重跃 刘林海。

　　34 参见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China, New York , The Century Co. 1922, P210-225.

　　35 参见（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36 参见周宁《幻想与真实》，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二、十三章。